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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羲有四个弟弟，其中大弟宗炎（字晦木）、二弟宗会（字泽望），都由宗羲亲任教导之责，一不数年，皆大有声，儒林有‘东浙三黄’之目”（《年谱》）。这一时期，黄宗羲不过20多岁，却一时名声大噪，“所居虽僻远城市，不乏四方之客”（《年谱》），他也因此结识了当时不少名流，与沈寿民、陆符（字文虎，浙江鄞县人）、万泰（字履安，与文虎同里）最称莫逆。
在发愤力学、刻苦攻读的同时，宗羲仍然十分关心国家大事，以高度的责任感注视着天启以后的政治风云。
当时，虽然魏忠贤等已经伏诛，他的羽翼爪牙也被剪除，但是，阅党残余远未销声匿迹。尽管崇祯二年（1629）曾“钦定逆案”，将阉党分七等定罪，前六等俱处以流放，末等则“冠带闲住”，虽保留名位却无实权，然而“其党犹满朝”。他们虽蛰伏朝野，却一直在窥测试探，待机翻案，企图东山再起。崇祯三年（1630）六月，温体仁入阁。体仁宇长卿，乌程（今浙江湖州）人，貌似恭谨忠厚而内心残刻，又颇具心机，巧于揣摸迎合皇帝的心意，因而很受崇祯宠信，居内阁掌朝政达8年之久。此人早在天启年间就曾赋诗为魏忠贤歌功颂德，与东林党则格格不入。崇祯初年廷推阁臣＇注＇，礼部侍郎钱谦益名列第二，温时为礼部尚书，但资望尚浅，不在被推荐者之中。他意会到崇祯对钱心存疑虑，便大张挞伐，翻出7年前已有定论的旧案，攻击谦益受贿、“结党欺君”。结果，在其他大员一致认为谦益无罪的情况下，谦益仍被革职回籍、等候处理，一些受此事牵连的官吏如瞿式耜等都遭贬谪；而钱氏曾被指为“东林恶党”，当年阮大铖向魏忠贤上所谓“点将录”，将钱列为三十六天罡”中的“天巧星”。由于这些缘故，当温体仁入阁，不久又擢为首辅、大权在握之际，“魏忠贤遗党日望体仁翻旧案、攻东林“（《明史·温体仁传》）；而体仁亦“庇私党，排异己，与举朝为仇”（《明季北略·朱国弼劾温体仁》），对正直势力形成极大的威胁。
当时士大夫集团中正直一派的急先锋，是以少年名士为主体的复社。
明中叶以来，士大夫集会结社之风特盛，三五同道，声气相求，即可组成团体，或者赏花赋诗、饮酒衡文，或者讥弹时政、臧否人物，已成为当时文人生涯之一组成部分。万历之后，因为朝局清浊不定、政争频繁，这种结社也就往往更含有较浓厚的政治气息。江南人文渊薮，集会结社尤为普遍，天启、崇祯间，较知名者就有应社、国门广业之社、读书社、小筑社、诗社、文社、几社、登楼社等等，不一而足。
崇祯三年（1629），名士张溥（字天如，号西铭，江苏太仓人，1602—1641）联合诸文社，在吴江尹山聚会，以“兴复绝学”为号召，成立复社，此为复社第一次会议，史称“尹山大会”。翌年，张溥又在南京召集“金陵大会”，当时恰好也在南京的宗羲经友人周镳（字仲驭，江苏金坛人）介绍参加复社，成为社中活跃人物之一。这年，宗羲还加入了由名士何乔远（字囗考，号匪莪，福建泉州人）为首领的诗社；后来，宗羲与万泰、陆符及其弟宗炎宗会等还在余姚组织过“梨洲复社”。到崇祯六年（1633），张溥在苏州召集“虎丘大会”，与会之复社人士多达数千，规模之大，为前所未见。从此，复社作为继东林之后而起的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团体，出现在崇祯时代的政治舞台上。一时俊彦，如陈子龙（字卧子）、吴伟业（字骏公）、冒襄（字辟疆）、侯方域（字朝宗）、陈贞慧（字定生）、吴应箕（字次尾）、顾炎武（字宁人）等人，俱荟聚复社旗下；宗羲与社中诸同志时时往还，相互之间切磋学问、砥砺志节，使自己增长了见识，眼界亦更为开阔。
复社初期，其锋芒主要即指向温体仁。当时朝堂之上，“政府大僚多用攻东林者，而言路则东林为多”＇注＇（《明季北略·门户大略》），这种格局出自崇祯宸衷独断、精心安排。对温体仁入阁及秉政，虽然言路藉藉，攻劾几无虚日，但皇帝不为所动，而且，“丑劾体仁者，无不见责；为体仁劾者，无不立罢”（《明季北略·罢文震盂》）。针对这一现实，复社采取迂回的策略，企图使皇帝所能接受的周延儒再度入阁。周宇玉绳，江苏宜兴人，崇禧二年（1629）底入阁，六年（1623）六月，因被温体仁排挤而罢免。其人“庸驾无才略，且性贪”（《明史·周延儒传》），政治态度上则依偎于逆党和东林之间：延儒早年即与媚事魏忠贤的阁臣冯铨关系密切，故崇禧初年曾有如“延儒柄政，必为道党翻局”的说法；而当温体仁准备起用道党中人王之臣时，延儒却反对。他与东林人士颇有往来，后与钱谦益争入阁，又仇恨东林；而崇祯四年（1631）主持会试，所取进士又多为复社中人（张溥即其中之一）。加上受温排挤罢相等因素，复社诸人认为延儒倘能再度入阁，东林即有希望有机会出头。不过这一设想迟迟未能实现。
崇祯十年（1637），事情有了变化。温体仁与宦官首领司礼太监曹化淳相互攻讦，矛盾激化，曹向皇帝揭发温的种种劣迹，于是，温体仁佯称有疾，请求引退；六月罢相，第二年病死，崇祯还深表惋惜。温居相位8年，对当时内忧外患交迫、民不聊生的严重局势“未尝建一策，惟日与善类为仇”（本传，下引同），由他汲引入阁者如薛国观辈“皆庸才，苟以充位”，以此反衬出自己的才干，加之善于迎合帝意，所以深获荣宠。这样一来，推周延儒上台的目的虽未达到，毕竟大敌已去，复社的斗争矛头进指向在南京蠢蠢欲动的阉党余孽阮大铖。
阮大铖（1587—1646）字集之，号园海，一号百子山樵，怀宁（今属安徽）人。此人颇富文才，又极工心计，可以说是奸狡巨猾。早年投靠魏忠贤，曾杜撰“百官图”、“点将录”之类，陷害罗织东林党人及正直朝士；天启末为大常少卿，对魏忠贤极其恭顺，经常登门请安，暗中却重金买通魏府门房，索回谒见时使用过的名刺以消除痕迹，不久又自行去职；魏伏诛后，知道朝局将有变动，立即写了两通奏章飞寄死党杨维垣，一章专攻魏忠贤、崔呈秀，一章将东林及魏、崔各打五十大板，嘱在朝中任职的杨维垣视情况择一代奏，因此得迁光禄卿。崇祯二年定“逆案”，阮大铖因“结交近侍”被判流配，赎为民，从此郁郁不得志；后来还在家乡组织并操纵中江文社，可见其不甘雌伏。
崇祯八年（1635），农民军入安徽，阮大锨避居南京。自明成祖迁都北京，作为“留都”的南京仍设中央六部，遂成为东南政治中心。阮寓居南京后，格外活跃，一方面大肆招纳所谓“豪杰游侠”，日日谈兵说剑，把自己妆扮成能为国御侮的守边之材，同时又竭尽心力与清流拉关系，甚至以金钱美女为诱饵，企图收买复社人士。及至温体仁罢相，而宦官集团之声势复振，逆案中人纷纷弹冠相庆，“即东林中人如常熟（按即钱谦益）亦以退闲日久，思相附和”（《神道碑》），阮大铖更是以为出山在即。此时，复社志士联袂而起，东林子弟以顾宪成之孙顾果（字子方）为首、天启被难诸家以宗羲为首，由周镳、陈贞慧、吴应箕执笔，写成《目都防乱公揭》在南京四处张贴，揭露阮大铖“献策魏珰、倾残善类”的本来面目及在目都“招纳亡命”、“阴险叵测”的丑恶嘴脸，在公揭上列名的复社成员共140人。同时，宗羲还组织被难遗孤在秦淮河畔桃叶渡集会，声讨阮大铖的恶劣行经。阮大铖“杜门咋舌欲死”，躲入城外牛首山弘觉寺达数年之久，从此更对复社志士恨之次骨。
这次斥逐阮大铖的行动，是宗羲首次投身于实际的政治斗争，充分显示了宗羲及复社志士们“但知为国除奸，不惜以身贾祸”的浩然正气，使南京的阉党残余噤若寒蝉，对朝野及社会各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也替自己种下了祸根。这一年为崇祯十一年（1638），宗羲29岁。
崇祯十五年（1642），黄宗羲来到北京，参加北闱乡试，一同下场的，还有好友周延柞。这是宗羲一生当中最后一次游京师。本年，蓟辽总督洪承畴和锦州镇总兵祖大寿先后降清，李自成张献忠两支农民军又纵横中原腹地、大江南北；大明帝国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这是谁都不会怀疑的了。
三场试毕，宗羲依旧名落孙山，将束装南返。已在上年重新入阁的大学士周延儒意欲推荐宗羲为中书舍人。然而，一个从七品的内阁小书记对大局何有裨益？况且夫子早就说过“邦无道，谷，耻也”这样的话，保持自己的超然地位、置身于朝廷之外，倒可以更自由地发表意见以尽忠忱，此外，举主是周延儒，这大约也是宗羲所不能接受的；于是，宗羲力辞不就。
冬月初十，宗羲回到余姚家中。
第三年便是甲申（1644）。三月十七，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十九日城破，随着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自缢煤山，传国276年、历16帝的明朝就此画上句号；四月甘九，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在山海关一片石大败李自成；五月初二，清睿亲王多尔衮入北京。
自此以后，整个形势急转直下。激昂然而安宁的生活氛围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刀光剑气、血雨腥风。
三、落戈奔走 志图恢复
京师失陷的消息传来，黄宗羲立即随刘宗周赴杭州，在海会寺与章正宸（字羽侯）、朱大典（字未孩）、熊汝霖（字雨殷）等日夜筹画“召募义旅”。五月初四，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字完之，号道邻，河南祥符人，1601—1645）与凤阳总督马士英（字瑶草，贵州贵阳人，阮大铖死党，约1591—1646）领衔，拥立逃难至南京的福王朱由崧（崇祯从兄，1607—1646，史称弘光帝）为监国；五月十五，由崧即帝位，召刘宗周为左都御史，章正宸等亦恢复原官，宗羲便随老师来到南京。
这时，阮大铖已复起，为兵部右侍郎。当初阮避居南京，即与削职流寓金陵的马士英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崇祯十四年（1641）周延儒内召将入阁，途经扬州，阮大铖以重金行贿，求周帮忙，周延儒说：“吾此行谬为东林所推，子名在逆案，可乎？”阮沉吟良久，说：“瑶草何如？”马士英乃得为凤阳总督、不久又升兵部左侍郎。所以，马士英一朝掌权，便拉阮大铖上台；而阮大铖一上台，便对复社人士进行报复。他故技重施，将列名于《目都防乱公揭》之140位复社成员的姓名编成“蝗蝻录”，诬蔑东林、复社人士为蝗虫，意欲一网打尽。结果陈贞慧被捕、周镳入狱后被害死，署名揭首的顾果和黄宗羲则因掌管刑部的邹虎臣与顾家有姻亲关系而侥幸逃脱。刘宗周因为是宗羲的老师，也被阉党纠弹；此前宗周曾几次谏劝弘光帝，说“不去阮大铖，江左不得安宁”，但弘光帝置若罔闻。于是，刘宗周亦辞官归里。
清顺治二年（1645），史可法在扬州殉国，清兵渡江，相继攻下南京、苏州及杭州；马士英、阮大铖临阵脱逃，钱谦益投降，弘光帝则做了俘虏。刘宗周在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