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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主帅 康有为
(1858—1927)
一、苦习经书 立志求国
康有为,又名祖诒,字广夏,号长素,晚号更生或更牲,还自号天游化人,游存叟、游存父等。因是广东南海县人,人们尊称为康南海或南海先生。1858年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银塘乡。康有为属于官宦书香世家的后代。高祖康辉,曾诰封荣禄大夫,官拜广西布政使;曾祖康式鹏,讲学于乡里,是名闻一方的酸儒;祖父康赞修,担任过连州教谕,十分推崇程朱理学,在广东文人中颇有声望;叔祖康国器,因镇压太平天国有功,受命广西巡抚。到其父亲康达初时,家运开始衰败,仅官至江西的补用知县。康有为对自己的家世十分自豪,自称“吾家自九世祖惟卿公为士人,至于吾为二十一世,凡为士人十三世矣”(《康南海自编年谱》后简称“年谱”)
作为长子的康有为自幼聪明,5岁时就能背诵唐诗数首。6岁拜师简凤仪,系统学习《大学》、《中庸》、《论语》和朱注《孝经》等书,7岁时就已经能写文章了。康有为学习专心致志,十分用功,无论多么难读的经书,他只要诵读几遍,就能背诵如流。由于康有为读书过目不忘,颇能强记,悟性又好,故老师十分喜欢他,远近不少人都知道,在银塘乡有位了不起的“神童”。也许是自幼受家庭的影响,也许是经书已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扎根,康有为少年老成,不苟言笑,“成童之时便有志于圣贤之学”,(梁启超《康有为传》)言必称圣人。难怪乡里的亲友们送给了他一个雅号:“圣人为”。的确,还在孩童时期,康有为就已树立了远大志向。一次,父辈们来到康有为的书房,想了解他的学习情况,有意考一考他的才学。时值屋外柳絮纷飞,有人顺口便出“柳成絮”三字,让康有为答对。小小年纪的康有为不假思索地对以“鱼化龙”三字。此对不仅对仗工整贴切,而且也反映出了康有为的宏大志向,难怪当时父辈中就有人叹曰:“此子非池中物。”(年谱)
11岁时,康有为父亲康达初积劳成疾,中年早逝。母亲劳氏从此寡居,独立担当起抚养子女的责任。由于家境日继,全家只养得起一个佣人,主要劳动均由老母亲承担,“老母寡居,手挽幼弟,与诸姊妹治井灶之事,为生平未有之劳焉”(年谱)。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康有为便跟随祖父康赞修到了连州。祖父康赞修对孙子的抚养非常尽心,尤其注重康有为在学习上的成长进步。在祖父教导培养下,康有为阅读了许多典籍,诗词文章大有长进,人生观在这个时期也开始形成。
“既孤三月,遵从先祖于连州官舍,连州公日夜摩导以儒先高义、文学条理,始览《纲鉴》而知古今,次观《大清会典》、《东华录》而知掌故,遂读《明史》、《三国志》。六月为诗文皆成篇。于时神锋开豁,好学敏锐,日昃室暗,执卷倚檐柱,就光而读,夜或申旦,务尽卷帙。先祖闻之,戒令就寝,犹待遇灯如豆于帐中,隐而读书焉。频问邸报,览知朝事,知曾文正(国藩)。骆文忠(炳章)、左文襄(宗棠)之业,而慷慨有远志矣”(年谱)。
14岁时,还西樵银塘乡居住。在这期间,他主要依靠自学,在伯祖和叔祖的书楼中博览了说部、集部、杂史诸书籍。他常常是手不释卷,口不离经,“日读书以寸计”。有时读书入神,头竟撞上了树干,故乡亲们又叫他“戆康”。17岁,康有为就已经“好为纵横之文,对时作诗,与兄弟乡老先辈倡和,又好摹仿古文,……始见《瀛环志略》,地球图,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年谱)。
康有为尽管幼习儒经,博览群书,也颇有志向,但他在科学的道路上却是坎坷的。直到15岁,还未中秀才。19、25岁、28岁、31岁,数学乡试都不弟,直36岁,才中举人;38岁方中进士。正是由于科场失意,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他的虚荣与名利思想,造成了他转向研习真正对社会有用学问的动因。同时,这对康有为形成那执拗而孤傲的性格,显然也是有影响的。
19岁这一年,是康有为人生的重要转折时期,一是祖父的去世,庇荫康有为的最后一棵大树倒了,他开始完全独立地闯荡人生;二是这一年康有为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娶张氏为妻;三是从这年起,康有为决心“谢绝科举之文,土芥富贵之事”,转治经世致用之学,投学粤中大儒朱九江(名次琦)的门下,“以圣贤为必可期”,“以天下为必可为”。
康有为在朱老师门下学习非常认真,十分敬重这位硕德高行,博极群书的老师。“先生壁立万仞,而其学平实敦大,皆出躬行之余,以末世俗污,特重气节,而主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先生动止有法,进退有度,强记博闻,每议一事,论一学,贯串今故,能举其词,发先圣大道之本,举修己爱人之义,扫去汉宋之户,而归宗孔子”。(年谱)在朱九江指导下,康有为熟读背诵了《周礼》、《仪礼》、《尔雅》、《说文》、《水经注》’以及《汉书》、《楚词》、《文选》、杜诗和六朝文等。经过学习,康有为的思想经历了大的飞跃过程,通过对自己过去的学习内容和生活历程的反省,用批判态度对待学习,解剖社会的习惯开始养成。
一次,康有为同老师朱九江谈论韩愈(昌黎)。康有为对这位老师十分推崇的人大不以为然,指出韩愈道术浅薄,所著文章“皆空疏无有”。他觉得,“言道当如庄荀,言治当如管韩,即《素问》言医,亦成一体,若如昌黎不过文工于抑扬演灏,但能言耳,于道无与,即《原道》亦极肤浅,而浪有大名,千年来文家颉颃作气势自负,实无有知道者。”为此他遭受了朱老师的批评,说他太张狂。同学们也被他那如此蔑视“权威”的傲气所震慑(年谱)。由此他获得了“狂生”的绰号。
康有为的学习颇有个性。有一次听课时他闭目伏案,案头倒放着一卷《三国志》,被九江先生所发现。朱老师风趣地批评说:“你在闭目例看《三国志》吗?”有为坦然答道:“是!”接着,他便将倒翻开的两页书一字不漏地背诵了出来。另一次,九江先生带领弟子过西江去瞻仰苏东坡当年南贬时遇风泊舟的古迹,惟独康有为不愿同往。同学们问他,他说:“逆流之舟,何用瞻仰?我要看的是王荆公的改制台。”这既表明了他对王安石的钦慕,同时也表现出他的固执。由此同学们又称他“拗康”。
在大量阅读基础上,康有为开始了深刻的反思。为了探索人生之真谛,他经历了艰苦的求索过程。
“至秋冬时,四库要书大义,略知其概,以日埋故纸堆中,汩其灵明,渐厌之。日有新思,思考据家著书满家,如戴东原,究复何用?因弃之而私心好求安心立命之所。忽绝学捐书,闭户谢友朋,静坐养心,同学大怪之。以先生尚躬行,恶禅学,无有为之者。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问然而哭,忽思有亲不事,何学为,则即束装归庐先墓上。同门见歌哭无常,以为狂而有心疾矣”(年谱)。
显然,这是康有为思想激烈动荡、傍惶时期。面对中国的现实,过去的信念受到了冲撞,新的信心正在萌生,这不能不是一个痛苦而情绪非常不安的过程。这正恰如康有为自己所述:“此《楞严》所谓飞魔入心,求道迫切,未有归依之时”(年谱)。
几年的学习,给康有为的一生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其理学政学之基础,皆得诸九江”;“生平言学,必推次琦”;“粗闻大道之传,决以圣人为可学而尽弃旧学,自此始也”(年谱)。
1879年春,康有为回到家乡,决定前往山水幽胜的西樵山白云洞,读书养性,希望能在大自然的熏陶和道佛之书的引导下,摆脱焦躁不安心绪,同时让思想自由驰骋,以寻找真理的本,求魂气之灵。在这里,康有为面壁长斋静坐累月,“专讲道佛之书,养神明,弃渣滓。时或啸歌为诗文,徘徊散发,枕卧石窟瀑泉之间,席芳草,临清流,修柯这云,清泉满听,常夜坐弥月不睡,恣意游思,天上人间,极普极乐,皆现身试之。始则诸魔杂沓,继则请梦皆息,神明超胜,欣然自得。习五胜道,见身外有我,又令我人身中,视身如骸,视人如豕”(年谱)。
尽管如此苦读,但康有为仍未找到满意的答案。恰在这个时候,翰林院编修张延秋的到来,为康有为的治学面向社会架起了桥梁。当张延秋同四五位文人学士游西樵山时,就碰上了这个衣履不整、披头散发、自歌自哭自笑的康有为,并且还同这位性情急躁、傲气十足的青年人发生了激烈争吵。但“素以文学有盛名。于京师”的张延秋并未责怪康有为,相反却认为他有个性,谈吐不俗,因而“盛称之”。回广州后,张君逢人便说:“来西樵但见一土山,唯见一异人。”从此,广东士大夫开始知道,西樵山有个康有为,而且性格狂、怪、异。为了感激张延秋的雅量,高傲成性的康有为竟写了一封情文并茂的信给张君,张、康造结成忘年之交。康有为开始走出西樵山,经常往返于乡村与广州之间,拜张君,访学友,看社会,励志向。张延秋成了自朱九江话又一个深深影响康有为的人。“自是来城访张君,谈则竟夕申旦,尽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道(光)咸(丰)同(治)三朝掌故,皆得咨访焉。张君聪明绝世,强记过人,神锋朗照,谈词如云。吾自师九江先生而得闻圣贤大道之绪,自友延秋先生而得博中原文献之传”(年谱)。正是在张延秋的指导下,康有为接触到了近代维新思想,使他朦胧地看到了冲出世俗社会,寻找新生活道路的曙光。由此可见,张延秋不失为康有为的政治启蒙老师。
康有为的思想渐渐清晰了,他决心“舍弃考据贴括之学,专意养心,既念民生艰难,天与我聪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在这以后,康有为除了反复研读《周礼》、《王制》、《太平经国书》、《文献通考》、《经世文编》、《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等典籍外,还开始研究西学,“既而得《西国近事汇编》、一李回(圭)《环游地球新录》,及西书数种览之”(年谱)。这无疑对康有为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李圭所著《环游地球新录》,深深地吸引了康有为,书中所描写的新世界和新事物,使他异境顿开,产生了走出国门去看一看的念头。
1879年底,康有为兴致勃勃地来到沦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亲眼看到了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一些新事物。“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年谱)。在香港,他还参观了赛珍会(博览会),看了欧洲戏和马戏团的表演,心灵深处的封建文化积淀开始发生动摇,感到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确实优于古老腐朽的封建制度。于是康有为开始萌发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念头。“乃复阅《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年谱)。
从香港回来后,康有为学习更加勤勉了。据说当时他每天早上抱一批书,往桌子上一放,右手拿着一把锋利的铁锥子,猛力向下一扎,锥穿两本书,就读两本书,锥穿三本书,就读三本书,每天不读完这“一锥书”,决不休息。以至于后来他由长期坐着读书,缺乏身体运动,影响了血脉流通,臀部长“核刺”,多年一直流水淋漓,给他带来很大痛苦。
1882年5月,康有为第一次来到北京应试(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应试和以后的各次应试,均是在康有为长辈们的强迫下参加的)。此行尽管没有及第,但却使他增长了许多见识。他游历了祖国南方的一些大城市,尤其是上海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年谱)。据说当时康有为从上海江南制造总局一下购走西学译著达3000余册,为当时该局售书总额的四分之一强。回到家后,康有为更加发奋攻读西方书籍。凡西方的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以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耶稣教义等无所不读,“新识深思,妙悟精理,说读仰思,日新大进”(年谱)。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