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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期痛苦的求索，尤其是大量接触了西方文化和目睹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繁盛以后，他与其他先进的中国人样，认识到这样的道理：“要救中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同时，康有为又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找到了战斗的武器。
康有为尽管曾经在朱九江门下受到过“经世致用”之学的熏陶，但从总的看，康有为所奉之儒学，仍属于古文经学的范畴。从1884年起，康有为通过对传统文化的长期筛选与鉴别，终于下决心摈弃宋学和古文经学，而转事今文经学。
“二十七岁（1884年）而尽读汉、魏、六朝、唐、宋、明及国朝人传注考据义理之说，所以考求孔子之道者，既博而劬矣。始循宋人之途辙，炯炯乎自以为得之矣。既悟孔子不如是之拘且隘也，继遵汉人之门径，纷纷乎自以为践之矣。既悟其不如是之碎且乱也。荀止于是乎？孔子其圣而不神矣。既乃离经之繁而求之史，凡数千年国家风俗治乱之故，若者与孔教相因而进退者，得之于战国、秦、汉之间，东汉为美矣，以为未足尽孔子之道也。既乃去古学之伪，而求之今文学，凡齐鲁韩之《诗》，欧阳、大小夏侯之《书》，孟、焦、京之《易》，大小戴之《礼》，公羊、谷梁之《春秋》，而得《易》之阴阳之变，《春秋》三世之义”（《礼运注叙》）。
1890年初春，康有为在广州会见了今文经学家廖平，受到很大启发，觉得今文经学的“三统说”和“三世说”，就是可以通经致用“微言大义”。康有为认为，陆、王心学虽“直捷明达，活泼，有用”，但不及今文经学“灵活”；佛教哲学虽讲“慈悲普渡”，但“与其布施于将来，不如布施于现在”（《康有为传》）。于是在廖平的启发引导下，康有为彻底完成了由古文经学到今文经学的转变，并且很快完成了著名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从而正式奠定了他维新变法运动的理论体系。
二、投身变法 报国图强
对世界的认识明确了，出于拯救中国的历史责任感，康有为犹如一名冲锋陷阵的战士，义无反顾地向穷途末路的封建势力发起了进攻。他创办学堂，传播变法图强思想，为维新运动培养干部骨干；他多次冒死上疏光绪，呼吁治定国是，立即变法，其呐喊之烈，震耳发聩；他积极为推行变法而奔走，办报纸、组学会，为了变法维新事业，不惜流亡国外16年……
创办“万木草堂”
康有为非常重视教育事业，他把开办学堂，培养人才，作为进行维新运动、拯救中国的重要手段。他感到，在一个民智未开，人才奇缺的国家，要从事维新变法，改造社会是不可能的。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都必然要伴随一场大的文化教育运动，思想解放运动。故康有为认为：“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南海康先生传》）
1890年春，康有为举家迁往广州，居住在祖传老屋“云衢书屋”，开始了传道授业的生活。
康有为办学的招生办法很特别，他不举行一般的人学考试，而是举行“面试”。考生无论年龄大小、学力高低，只要能通过康有为的“面试”就可以人学。“面试”时，康有为同应试者进行严肃认真的谈话。通常是康有为主动向应试者介绍自己的政治学术思想，猛烈抨击汉学、宋学和八股训诂词章，指责教育界的积弊，宣传孔子改制等一套新说。凡能接受他这惊世骇俗之论的，即予录取。正是通过这种独特的“入学考试”，在康有为周围就聚集了一大批有思想，忠于他学说和事业的门生。
康有为的开门弟子是陈千秋。陈千秋当时就读于广州五大书院之首的学海堂的高材生，是一名颇有爱国热情的青年。他十分仰慕康有为敢于冒死上书皇帝，请求变法的大无畏精神，故特登门求教。很快，陈千秋就被康有为的思想和博学所征眼。于是他退出学海堂，正式科拜康有为做自己的老师。
经陈千秋的介绍，梁启超成了康有为的第二名学生。当时梁启超的身份比康有为高，与生活坎坷的康有为相比，梁启超真可谓是春风得意。8岁学诗文，12岁补博士弟子员，成为少年秀才，17岁中举。但他在听了康有为的独到见解后，毅然决定放弃举人之尊，拜倒在一个前生的脚下受业。也许正因为梁启超有如此务实的胆魄，才使他在历史上成了与康有为齐名的伟人。梁启超记下了他与康有为第一次见面的情形：“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推陷廓清之。自辰人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文，且疑且惧，与通市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三十自述》）
随后，不少有志青年如徐勤等闻风而至，学生人数骤增至20余人，云衢书屋显然无法容纳了。1891年春，康有为便将学堂迁入长兴里邱氏书屋（今广州中山4路长兴里3号）这是一座前后三进的大院，大厅宽敞明亮，是个理想的办学讲课之地。长兴学会，这个培养维新变法人才的第一个摇篮就这样诞生了。在这里，年方34岁的康有为“与诸子日夕讲业，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年谱）。
1893年冬，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学堂又迁至广府学宫文昌殿后的仰高祠。康有为正式给学堂命名为“万木草堂”，其意以树人如树木，寓培植万木，为国栋梁之意。“万木草堂”的建立。标志着康有为教育救国的实践进入了新时期。此时康有为名声鹊起，一从游者岁增，动至数百人”（《万木草堂始末记》）。全盛时，万木草堂是“学者大集，乃昼夜会讲”（年谱）。
万木草堂在办学方针上，注重了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
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康有为特别“重精神，贵德育”（《康有为传》）。《长兴学记》中，康有为要求学生要有“四耻”，即“一耻无志”，“二耻循俗”，“三耻鄙吝”，“四耻儒弱”。“若有四者，不能学道，愿深耻之”。康有为经常鼓励学生，要仿效勇于献身国家富强的先辈，培养救国救民的使命感，责任感。据梁启超口忆，康有为“每语及国事机理，民生憔悴，外海凭陵，辄慷慨欷嘘，感至流涕。吾侪受其教，则振荡怵惕，凛然于匹夫之责，而不敢自放弃，自暇逸”（《南海先生七十寿言》）。在讲课时，康有为精神十分饱满，旁征博引，贯通中外古今，一讲就是半天，其声音之宏亮，如狮子吼，如黄河流，诚可谓诲人不倦的一代师表。学生们从康有为身上，直接学到了济世救民新一代知识分子的风范。
智育方面，康有为主张以孔学为中心，认为“百家皆孔子之学”，“诸教皆不能出孔学之外”。“必知孔子改制《六经》，而后知孔子之道”（《万木草堂口说》）。通过这些教育，为维新变法制造舆论和奠定知识基础。同时，康有为也很强调经世致用。当时所开设的有关经世致用的课程有：政治原理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实用学和群学。康有为希望通过中外历史的分析总结，以作为维新变法的参考。康有为还很重视西学，他要求学生学习泰西哲学，万国史学，研究万国政治，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及其自然科学。康有为规定，他的学生要读西洋译述百数种，以此来打开学生的眼界，架起向西方学习的桥梁，从而为国内的维新变法服务。
为了培养学生具有健康的精神和体魄，万木草堂还首创了音乐舞蹈、体操、射击等课程，注意学生的全面发展。
教学方法上，康有为注意教法的活泼多样。除了课堂上系统传授知识外，他还十分重视提倡学生自学，为此专门设立了图书馆，名曰“书藏”。万本草堂还经常组织学生游学。编书，举办讨论会和演讲会等等，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能力。
在康有为的精心组织下，万木草堂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维新变法的干部学校，这里的许多学生如梁启超等，都成了后来维新变法的骨干和中坚。
三、七上清帝书 吁清维新变法
要变法，要图强，“不得不假有国者之力”（《戊戌变法前后》），这就是康有为甘冒杀身之祸，犯颜直谏朝廷的最现实考虑。变法前，康有为曾七次上书清帝，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变法主张，敦促光绪帝，下诏定国是，变法救中国。
1．《上清帝第一书》
1888年12月，康有为利用在京参加顺天乡试的机会，以一介微不足道的萌生资格，第—次向光绪帝上奏了《为国势危感祖陵奇变请下诏罪己及时图治折》。在这份奏章中，康有为阐述了中国内忧外患的严重局势，“方今外夷交迫”，而举国“兵弱财穷”，随即提出了以变成法为核心的三点建议——“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在这份奏折中，他还力陈了中国急需变法的三条理由；一曰“今天下法弊极矣”，非变法不可。二曰祖宗之法可变，“治国无法则乱，守而弗变则悖”；“穷则变，变则通”。三曰变法前途光明，“岁月之间，纪纲已振，十年之内，富强可致，至二十年，六道化成，以恢复属地而雪耻下难矣。”
这是康有为第一次系统地向社会公开自己改革社会的政治主张，也是维新派发动变法运动的第一个信号。这次上书尽管未能送达清帝之手，但它却对清廷政局产生了极大震动，人们都将此视为非常的举动，引起了整个京师的哗然。康有为也为此而遭到了“朝士大攻之”（年谱）。
2．《上清帝第二书》——公车上书
1895年春，康有为偕梁启超等人再度赴京会试。时值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清廷同日本签订极其苛刻的《马关条约》。该条约规定，割让台湾、澎湖和辽东半岛，赔款二万万两白银等等，其赔款之巨，割地之广，丧权之重，使得举国骇然。康有为目睹朝廷如此无能，山河破碎，悲愤难忍，拍案而起，大声疾呼：“呜呼噫嘻，万里之广土，四万万之众民，而可有此约哉！”（《中日和约书后》）他吸取了第一次孤军奋战的教训，首先通过其弟子梁启超去鼓动广东、湖南的举人联名上书，然后进一步发动其它各省举人行动起来，共同上书光绪，吁请朝廷拒绝和约。当时在京的18个省的举人，纷纷响应康有为的号召，决定联名上书。大家久慕康有为的大名，故公推他起草奏稿。康有为以满腔悲忿，奋笔疾书，用一天两夜时间，写成一份18000余言的上皇帝书，坚决反对《马关条约》，提出了“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四项救国主张。公车们建议光绪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
第一，“下诏鼓天下之气”。康有为认为，割让台湾，即亡国之举，“诸国以中国之易欺也”。如此下去，“民心先离，将有土崩瓦解之患”。幻想通过割地以保都畿，“则自叹其肉，手足腹心应时尽矣，仅存元首岂能生存？且行省已尽，何以为都畿哉！”出路仅仅在于拒绝和约，团结民心，救亡图存。康有为吁请光绪，应该速下三诏：一下罪己之诏。“责躬罪己，深痛切至，激励天下同雪国耻。”二下明罚之诏。对主和辱国的权臣，丧师失地的将帅，擅许割地、辱国通款的使臣，守御无备的疆吏，或明正典刑，或予革职，黜退尸位大僚，无妨贤路。“庶几朝政肃然，海内吐气，忭颂圣明，愿报国耻。”三下求才之诏。“诏下九卿、翰詹、科道、督抚、两司，各举所知，不论已仕未仕，引见擢用，随才器使。昔汉高之于樊哙，每胜增其爵级，其于韩信，一见即拜大将。凡有高才，不次拔擢。天下之士既怀国耻，又感知遇，必成致死力以报皇上。”康有为预言，只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