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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夫方今之病，在笃守旧法而不知变，处列国竞争之世而行一统垂裳之法。”康有为列举了世界上固守旧制而亡国的国家，前车之辙，犹可鉴也。
康有为主张中国的变法仿效日本的维新制度，因为在世界各国中，日本的许多情况与中国近似。“考其维新之始，百度甚多，惟要义有三：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曰立对策所以征贤才，三曰开制度局而定宪法。”根据日本的经验，康有为建议光绪帝，若要变法，宜首先抓以下三件事：
第一，大集群臣于天坛、太庙或乾清门，宣布变法维新，“诏定国是”。
第二，“设上书处于午门，日轮派御史二人监收，许天下士民皆得上书。”所有官员的意见，允许直接反映，不得由堂官代表转达，有“称旨”的，召见察问，量才录用，这样才“下情咸通，群才辐辏矣。”
第三，“设制度局于内延，选天下通才十数人入直其中”，皇上每日亲临商榷，订立各种新章。按康有力的设想，“既立制度局总其纲，宜立十二局分其事”——法律局、度支局、学校局、农局、工局、商局、铁路局、邮政局、矿务局、游会局、陆军局、海军局。
这个奏折充分表达了维新法的改革主张和施政方针，成了后来指导“百日维新”的变法指南。光绪读后深受启发，推行维新变法的意志日益坚定了。
7．《上清帝第七书》
1898年3月12日，康有为第七次上书光绪帝——《译纂俄彼得变政记成书可考由弱致强之故折》。康有为鼓励光绪学习俄国。“惟俄国其君权最尊，体制崇严，与中国同。其始为瑞典削弱，为泰西摈鄙，亦与中国同。然其以君权变法，转弱为强，化衰为盛之速者，莫如俄前主大彼得，故中国变法莫如法俄，以君权变法莫如采法彼得。”这个折子的呈上，在催促光绪痛下决心立即变法方面，颇有作用。
四、“百日维新”与保皇生涯
在不断上书朝廷吁请变法的过程中，维新变法纲领日臻完善，变法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光绪皇帝也终于下定了变法图强的决心。从此，康有为的政治生涯也由仅仅上书言事，不平疾愤呐喊，转到从事激烈的变法活动之中。
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百日维新”，是从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国是之诏开始的，至同年9月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结束，历时一百零三天。
1898年6月11日，在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的强烈要求下，光绪终于下定决心，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正式变法。
“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直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德宗景皇帝实录》）
6月16日，光绪皇帝顶着慈禧太后等后党的压力，打破清朝皇帝不得召见小巨的“祖宗家法”，特旨召见了康有为。召见前，康有为碰见了荣禄，并告诫这位著名的守旧大臣，非变法不能救中国，“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清廷戊戌朝变记》）召见中，光绪帝颇有兴致地听康有为阐述自己的变法救国主张，并频频表示赞同。康有为问道：“皇上之圣既见及此，何为久而不举，坐致割弱？”光绪叹息说：“奈掣肘何？”于是康有为建议道：“就皇上现行之权，行可变之事，虽不能尽变，而扼要以图，亦足以救中国矣。唯方今大臣，皆老耄守旧，不通外国之故，皇上欲倚以变法，犹缘木以求鱼也。……皇上欲变法，唯有擢用小臣，广其登荐，予以召对，察其才否，皇上亲拔之，不吝爵赏，破格擢用。”光绪赞成其观点（年谱）。召见谈话非常投机，持续达两个多小时。召见后，光绪欲重用康有为，终因旧守势力太大，只好委他一个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的小职位，准予专折奏事。
百日维新的日子里，康有为充分利用光绪帝给予的专折奏事特权，给皇上提出了许多维新变法主张。他几乎是每两三天就写一件条陈。如果说以前的上清帝书主要是产生社会影响的话，而这时期的奏折则主要是直接影响皇上。
这期间康有为上奏的主要内容为：
政治上，尊孔教为国教，选才议政，许民上书，裁冗官，断发易服改元，开懋勤殿议制度，开制度局等，希望朝廷能破格录用维新变法人才，建立变法机构。
经济上，劝励工艺，奖募创新，立商政，开农学堂，地质局，筑铁路，废漕运，裁厘金等，要求保护工商业，发展新式农业。
军事上，停弓刀石武试，裁绿营，放旗兵，广设武备学堂，广购西方新式武器，大练海陆新军以强中国。
文化教育上，废人股试贴楷法取士，办学校，译新书，培养新人才。
此外，康有为编纂了一批列国变政考，介绍各国变法情况，总结历史经验，以供光绪帝在维新变法中参考。
康有为还积极从事社会活动，力图将自己提出的变法主张，变成一场全民运动。
创办《万国公报》。1895年8月17日，康有为就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份维新报刊——《万国公报》，双日刊，由扇门大弟子梁启超等人任编辑。该报主要宣传学习西方兴办铁路、矿务、邮政、铸银、学校、报馆、练兵、劝工、通商、务农等使国家富强的变法措施，着重阐发康有为的变法思想。该报属免费赠送，每期三千份。开始时，由康有为独自负担办报费用，有时他不得不靠典当衣服来维持报纸的发行。后来该报得到一些官僚的资助。这份报纸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报开两目，舆论渐明，初则骇之，继则渐知新法之益。”后报名改《中外纪闻》。
组织强学会。办报同时，康有为感到需要建立一个组织来推进变法。故经过数月的酝酿，并争取到翁同龢等人的支持，决定在京师建立强学会。1895年9月，强学会在北京成立。康有为撰写《强学会序》，阐明成立强学会的宗旨：变法图强，挽救国家危亡。“普鲁士有强国之会，遂报法仇；日本有尊攘之徒，用成维新。盖学以讲求而成，人才以摩厉而出。合众人之才力，则图书易庀；合众人之心思，则闻见易通。”据梁启超介绍，此会所办之事有五；一译东西文书籍，二刊布新报，三开大图书馆，四设博物仪器院，五建立政治学校。
成立保国会。强学会从成立到解散，不过四、五个月时间，为了适应维新变法的需要，康有为决心“续强学会之旧”，建立新的组织。1898年春，康有为联络各省旅京官绅及应试公车，在粤东新馆成立保国会。康有为撰写《保国会序》和《保国会章程》。“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名为保国会。”该会宗旨是保国、保种、保教——“保国家之政权土地”，“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保圣（孔）教之不失”。保国会是戊戌维新运动中规模最大，宗旨最富有爱国性，影响最深远的一个全国性政治组织。它存在的时间尽管也不长，但它所播下的爱国种子却不顾一切地成长起来了。“各省志士纷纷继起，自是风气益大开，士心益加振厉，不可抑遏矣。”（梁启超语）
当以西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要扼杀维新变法运动时，康有为置自己安危于不顾，拼死挽救这场运动。1898年9月上旬，京师盛传将有宫闱之变。康有为上奏光绪帝，请仿照日本设立参谋本部，“选天下虎黑之士，不二心之臣于左右，上亲援甲胄而统之。”9月16日晚，康有为曾同毕永年谈发动政变，以拯救变法运动的设想。鉴于变法失败已成定局，缺乏实力的光绪帝特于9月19日发布谕旨，催康有为离京前往上海督办官报，不得迁延观望。同时，又让林旭带出密诣给康有为，“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楷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特谕。”（《宾退随笔》）康有为接到密诏后，“跪诵痛器激昂”，马上找来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共同经划救上之策，哭并且决定由谭嗣同游说袁世凯出兵勤王。当得知袁不能举兵挟上清君侧时，康有为又想利用大刀王五和湖南会党发难。随即他又去拜访李提摩太，求见伊藤博文，希望通过列强来阻止西太后废立光绪帝，扼杀维新变法，但是都没有成功。无奈，康有为只好于9月20日凌晨出京，前往塘沽乘船逃走。21日，京师发生政变，光绪帝被囚禁，六君子遇难，西太后下令通辑康有为。康有为历尽艰辛，先逃往香港，后又流亡日本，终于逃出了清廷的追捕。
在日本，康有为与梁启超等人一起，继续从事营救光绪帝，拯救维新事业的活动。当时，革命党领袖孙中山、陈少白等人也在日本，并且打算同康、梁合作，共同推翻满清。但康有为自认为受过光绪“衣带密诏”，地位毕竟与孙中山等人不同，加之在政治观点上也存在极大差异。康有为认为，只要推翻后党，救出光绪，中国就有希望，故他对陈少白明确表示，他不反对满清。“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只知冬裘夏葛而已。”。（《革命逸史》）
1899年3月，康有为前往加拿大、英国等地。一方面积极策动英国政府向西太后施加压力，以求恢复光绪的帝位；另一方面则在华侨中加紧筹建保皇组织。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等人在加拿大宣布创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简称保皇会。一时间，保皇会在日本横滨、檀香山、澳洲和南洋一带华侨中发展很快，他们宣称，保皇会“名为保皇，实则革命”，致使“不数月间，入会者达数百万人，开会者凡数十埠地”（《康有为与保皇会》P5）。甚至孙中山兴中会的很多人，都被保皇会所吸引，形成了保皇党同革命党相互争夺力量的局面。在康有为的领导下，海外华侨中竟一度兴起了一场颇有声势的维新救亡运动。
1900年，由于传说西太后准备废立光绪帝，康有为为首的保皇党将兴师勤王提到了最主要的议事日程。此时，义和团运动正风起云涌，八国列强军队侵略中国，天下大乱。康有为认为这正是兴师勤王的大好时机。于是他动员了所有的力量，以期一举成功。康有为亲自坐阵新加坡指挥，梁启超负责各地筹款与联络事宜，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人在汉口设立自立军总机关，专事联络会党、策反清军工作，并预定于8月9日在长江各地同时起兵。康有为还希望得到列强帮助，吁请“各国联合救皇上复位”（《新党首领最后外交政策》）。但这场兴师勤王梦后来也竟成了一枕黄粱。
兴师勤工的失败，使保皇党的海外活动开始瓦解，保皇会的离心倾向日益严重，华侨对保皇会的捐款热情也有所下降。康有为也陷入苦闷的思索中。以后几年里，他的主要活动仅限于游历日本、加拿大、英国、香港、新加坡和印度等地，并不时著书研究儒经，继续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此间，康有为最后完成了他生平最得意的“作品”——《大同书》。
这期间，正是反清革命大发展的时期，不少康门弟子也感受到了革命大潮的影响，觉得只有用激烈手段推翻满清，才能实现救国和改革社会的目的。如梁启超，这位康门大弟子，也开始高唱革命排满之论。而康有为仍顽固坚持自己的保皇立场，竭力宣传“用专制之权变法，乃今最适时之灵药”，认为革命将导致亡国（《康有为政论集》上）。种种迹象表明，这位曾经是救国变法领袖的康有为，此时显然已经大大地落后于时代，而成为了革命绊脚石。1903年，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公开激烈地批判康有为的保皇论调。这一檄文，曾在海内外引起过巨大反响。1904年，孙中山也发表《敬告同乡书》，号召人们“大倡革命，毋惑保皇”。历史正在抛弃这位不愿再前进的保皇派领袖。
1904年—1909年间，康有为周游列国，遍访欧美许多国家，继续寻找救国良药。这期间他写下了《欧州十一国游记》、《法国大革命记》、《欧土政俗总论》、《中西比较论》、《物质救国论》等。1906年，清王朝宣布预备立宪。为此，康有为也于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