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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是一位仁者型哲学家，一位一生践仁尽性、躬行实践的当代儒者。其一生抱负宏大，常以“天降任于斯人”自省，无论其为学与为人，皆体现着对中华文化及吾族先民所开拓、生活的祖国河山的深深的爱。他在《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中曾说：“我对中国之乡上与固有之人文风教之怀念，此实是推动我之谈一切世界中国文化问题之根本动力所在。”这种爱是深沉的，厚重的，也是广阔的，博大的，至死不渝到了“痴心”的程度。1976年，他对学生谈及《中国文化之花果飘零》时，两眼湿润，泫然欲涕，他在去世前重述1957年赴美与已故著名哲学家威廉柯敬谈中国文化的沦落的情形时，禁不住怆然下泪。当他听说文化大革命中大破“四旧”，大量文物遭毁时，忧心如焚，并为孔子遭到批判而感愤不已。而当他去世前一日在病榻上听说大陆《历史研究》上刊文开始恢复孔子名誉时，激动不已，顿感欣慰，甚为中国文化之前途而庆幸，并将自己的著作立即检册分装成两套，寄送给北京图书馆和南京大学图书馆。他因局处港岛，常自叹如“花果飘零”，只能苍茫北望故土，而对中共多有批评，但他绝不似其他许多右派人士那样完全否定中共，而是批评中有肯定，有希望。他经常对新亚的学生说：“一旦中共政权变得开放，则新亚培育出来的学生，大可回到祖国的学校中去教书，提倡人文精神。”观其一生治学，本是以立足于人生理想，开辟生命之本源，建立道德理想的人文世界，来启导吾民族无限向上向前的生机为鸽的的。
1976年秋，唐君毅赴台动肺癌大手术，致使身体耗损很大，但授课著述却未尝一日间断。如此劳攘损心，终致身心俱瘁。1978年2月2日凌晨6时，因癌疾急剧恶化，医治无效，逝于香港浸会医院。
唐君毅一生以维护中国文化，宏扬孔子之道为己任，行合于礼，学宗于儒，是新儒家学派中一位承先启后的重要健将，钱穆曾称许他为一代“大儒”。1975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美国著名汉学家狄百瑞主编的《新儒学的开展》一书，开卷即以整页标示：“献给唐君毅教授。”表示对他的崇高敬意。对于他的不幸辞世，港台学人无不扼腕痛惜，纷纷展开各种悼念活动。其生前挚友、为学知者牟宗三先生更是哀痛不已，曾作挽联曰：一生志愿，纯在儒宗，典雅宏通，波澜壮阔，继往开来，智慧容光昭寰宇；
全幅精神，注于新亚，仁至义尽，心力瘁伤，通体达用，性情事业留人间。
这是对唐君毅一生行谊的最恰当概括，也是对他一生业绩的高度赞扬。
循着唐君毅的生命轨迹和思想历程，我们明显地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和道德感召力。在他的思想中，既体现出一种真切深微的人生体验，以及由此透显出的道德提升力，同时又表现出他深厚强烈的文化意识和周流融贯的会通精神。他始从西学入手，然后反观中国文化，入其堂奥，探其精微，进而谋求中西文化、哲学的融会贯通。然其终极目的，仍在于掘显中华文化之内在精神价值，重整趋于衰颓的中华人文世界和人文理想。综观其一生，无论立身处世，为学为人，或是他的道德意识、民族意识、历史意识等都全部凝结在他深厚的文化意识中而昭显于外。因此。牟宗三先生盛赞他是“文化意识宇宙的巨人”，一点不为过分。作为现代新儒学的重要代表，唐君毅对民族文化精神价值的弘扬，对中国未来文化的建构，无论是对现代文化思潮的导引，还是对时代精神的建立，都有着积极而广泛的意义。
（杨全昌 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