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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大理卿崔做写信,表示自己不是“探奥义、穷章句、”为腐烂之儒”。他又写道:“有爱锥刀者,以举是科为悦者也;有争寻常者,以登乎朝廷为悦者也;有慕权贵之位者,以将相为悦者也;有乐行乎其政者,以理天下为悦者也。然则举甲乙、历科第,因为末而已矣。得之不加荣,丧之不加忧,苟成其名,于远大者何补焉!”'注'在柳宗元看来,登科第、做高官并不是自己的目的,他也不做寻章摘句、皓首穷经的“腐烂之儒”,而希望“行乎其政”以“理天下”。他所谓的“政”,即孔孟以来儒家提倡的“仁政”,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政治实践,“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注'到贞元十四年,柳宗元26岁,通过了博学宏词科的考试,被任命为集贤殿书院正宇。从此,他正式踏入了仕途,可以在政治舞台上大展宏图了。
集贤殿书院正字是一个“从九品上”的小官,其职务是校理经籍图书。书院中大量的藏书,为柳宗元读书业文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由于他才华横溢、学识渊博、年青有为,很快就成为文坛上有影响的人物,获得了很高的声誉。韩愈说他在任此职期间“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注'许多人都愿与他交往,其中包括后来成为“永贞革新”主角的王叔文及其集团的主要成员,以及韩愈、孟郊、李翱等文坛名人。特别是刘禹锡,成为柳宗元的终生好友。
三年后,柳宗元调补京兆府蓝田县尉。由于他的文名颇高,被京兆尹韦夏卿留在府庭做文书工作。贞元十九年(803)闰十月,柳宗元自蓝田尉被提升为监察御史里行。这时,朝廷内部改革派与保守派斗争日趋激烈。柳宗元的提升,与王叔文一派势力扩张有关。柳宗元与王叔文集团的其他成员怀着改革朝政的强烈愿望,成了志同道合的同志。贞元末年,一方面是权奸李实、宦官孙荣义以及保守派官僚郑为瑜等依靠德宗李适把持朝政;另一方面,王叔文则以太子李诵为靠山,“密结翰林学士韦执谊及当时朝士有名而求速进者陆淳、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定为死友。而凌准、程异等又因其党以进。”'注'这些人已在为李诵继位作准备,柳宗元作为这一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积极参与了他们的活动。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病死,经过激烈斗争,确定由李诵继承皇位,王叔文一派取得了暂时胜利,执掌朝政。柳宗元升为礼部员外郎。这时他刚满33岁。
礼部员外郎是中书省礼部的属官,正六品,掌管礼仪、享祭、贡举之政。柳宗元就任此职属于超资提升。从入仕到现在,柳宗元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少年得高位,使他更加热情昂扬地投身于政治斗争的洪流,以求施展自己“辅时及物”、“利安元元”的抱负。
柳宗元生活的时代,唐代社会各种矛盾交织,唐帝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经济上,唐德宗接受宰相杨炎的建议,实行“两税法”以来,一方面由于藩镇州县“多违法聚敛”'注',另一方面由于两税法规定一律收现钱,钱重货轻,“物价愈下,所纳愈多”,“虽赋不增旧,而民愈困矣”'注',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整个社会“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注'政治上,朝政日益黑暗腐败。一方面藩镇割据,“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危害帝国政治、经济的统一,损害了中央集权制度;另一方面,宦官专权日益严重。“自贞元之后,威权日炽,兰钅奇将臣,率皆子言;藩方戎帅,必以贿成;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注'宦官不仅掌握了兵权,而且担任了执掌机要、传宣诏令的枢密使和宣征使,从而把持了军事、人事实权。宦官还侵占土地,霸占民日,主持“宫市”,“您其须索”,“百姓畏之如寇盗”,加剧了社会矛盾。王叔文集团执掌朝政以后,着手改革这些弊端。这个革新集团被称为“二王、刘、柳”,可见柳宗元在其中的重要地位。他后来自认“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注',表明他在改革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被后人称为“永贞革新”的这次改革主要包括这些内容:(1)强化中央集权,收回利权;(2)打击宦官势力,停罢宫市;(3)抑制强藩;(4)进用贤能;(5)减免赋税,革新弊政;等等。这些措施都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的改革,得到了人民的欢迎。如反对派韩愈的记录他们的一些措施的效果时,就用了“人情大悦”、“百姓相聚欢呼大喜”等字样'注'。
但是,在王叔文集团执政的时间,按顺宗李诵在位的时间算,仅及半年。他们从一开始就受到宦官和保守派官僚的夹攻。贞元二十一年八月,顺宗被逼退位,改革派人物纷纷遭贬。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王亻丕被贬为开州司马,其他主要成员均被出为远州刺史,柳宗元得韶州。但后来朝议认为处之太轻,又加贬为远州司马,柳宗元得柳州。这就是“八司马事件”'注'。由少数理想主义者发动的这场短暂的改革运动,被扼杀了。
二、流贬南荒 心系生民
柳宗元短暂得志之后,迎来了他后半生的流贬和失意,遭受到他人生历程中最大的打击。永贞元年九月,柳宗元带着年近七旬的母亲,前往遥远的南方,开始了他十年的贬逐生活。同行的还有母亲卢氏的侄子、他的表弟卢遵和堂弟柳宗直。他们经过洞庭湖,上溯湘江艰难前行,情状十分凄凉。时近初终,白天阴风呼啸,密云压顶,傍晚又下起了绵绵细雨。睹景生情,柳宗元心中充满了怨愤悲枪。溯湘江上行不远,就到了汇入湘江的泪罗江口。在这里,柳宗元停舟怀古,凭吊战国时楚国伟大的诗人屈原,写下了一篇情辞并茂的骚体文《吊屈原文》。这时的柳宗元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理想受到严重挫折,忠诚而被贬逐,与屈原极为相似。他通过缅怀屈原自沉汨罗江,痛陈屈原时代忠奸易位、是非颠倒,寄托自己个人的身世之感。文章最后写道:“穷与达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义。矧先生之悃囗兮,蹈大故而不贰。”表示要以屈原为榜样,坚持自己的信念,无怨无悔。
这年年底,柳宗元一行经过艰难跋涉,终于到了永州。唐代的永州还是比较荒僻的地方,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柳宗元的职衔是“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这是一个“闲员”,即无官舍,又无具体职务。因此,柳宗元初到永州,寄住于一座古寺——龙兴寺中。寺中有一个和尚重巽,是天台九祖荆溪湛然的再传弟子,柳宗元与他结交,谈禅论道,诗文唱和。此外这里还常有一些过往的僧人,也与柳宗元关系密切。柳宗元自幼受到佛教的薰染,早在长安时就与僧侣有交谊。这时他正值人生失意、理想受挫、精神苦闷,加之每天面对的是青灯梵呗,相处的是禅僧,促使他对佛教教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王叔文集团的主要成员虽然被贬逐,但宦官集团和保守派官僚对他们的迫害并未停止。元和元年,王叔文终于被处死,王亻丕也于贬所病死。朝廷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先后发布四次诏命,规定“八司马”不在宽赦之例,这就使柳宗元早日北归的希望化为泡影。
元和三年,柳宗元模仿屈赋写了一篇《惩咎赋》,对自己平生做了一番反思。虽然名为“惩咎”,但其实是对自己从事的事业进行辩护,抒发自己的不平之气。他历叙自己立志“处卑污以阂世”,“求大中之所宜”,勇于用世,以救世济时,但由于“谗妒构而不戒”,“逢天地之否隔”,遭到贬逐,流放南荒,老母病逝,身为孤囚,过着拘挛坎坷的生活。文中表现出对黑暗政治的强烈愤慨。但他最后表示:“配大中以为偶兮,谅天命之谓何!”自己要坚守“大中之道”,不相信天命,即使抱道而殁,也无悔无怨,表现出一个坚持理想、关心民瘼的士大夫在困境中不屈不挠的品格。因此,在永州期间,柳宗元很快从悲观失望中振作起来,内心中始终抱着“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注'的信念,孜孜以求,希图进用。而且能排除困难,自强不息,进行哲学思考和文学创作。
这一时期,是柳宗元的哲学思想全面成熟与文艺创作最丰富的时期。柳宗元在永州广泛接触到下层人民生活,大量诗文都反映了他们的痛苦,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儒家思想中人民性的一面在柳宗元身上的体现。柳宗元的诗文如《田家》三首、《捕蛇者说》等等,正是因为深刻的人民性和精湛的艺术手段巧妙结合,才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从而确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当他对下层人民生活了解越深,就越觉得“上惭王官,下愧农夫”。他为自己作为“官”,不能为解除人民的疾苦而做更多的事而感到内疚。由于对下层人民深深的同情,促使他始终自强不息,在逆境之中,“辅时及物”之志更加坚定。在永州期间,他的“以生人为主”的思想更加发展了。他继承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提出“贤者之作,思利乎人”'注',“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注',等一系列闪耀着人本主义精神的光辉主张。
贬官永州,是柳宗元创作道路上的一大转折。他被迫离开了政治舞台,远离政争,身处穷裔,更加集中精力于文学创作与理论著述。因而,他在古文写作上也取得了更大的成就,他与韩愈等人一道成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干城。他还诱掖后学,广泛宣传总结“古文”的写作经验,写成《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等著名论文。由于他的提倡,“古文”在南方得以迅速普及,“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继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注'柳宗元对于推动“古文”的普及,拓展“古文”的领域,提高“古文”的艺术水平,都做了巨大而独特的贡献。他与韩愈的文学见解非常相似,同样主张“文以明道”。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论》中说;
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火良)(火良),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我所陈,皆自谓近道。
他把“学古道,为古辞”'注'统一起来,主张“言道讲古穷文章”'注',把阐扬儒家圣人之道,解决现实社会政治问题作为文章的内容和创作的目的。
柳宗元在永州的最后几年,全国政局发生一系列变化。元和九年十二月,韦贯之自尚书右丞拜相。韦贯之当年曾被王叔文一派所汲引,对柳宗元、刘禹锡等人较为同情。据《资治通鉴》卷239“元和十年”载:“王叔文之党坐谪官者,凡十年不量移。执政有怜其才欲渐进之者,悉召至京师。”当时的执政正是韦贯之。诏命下于元和九年十二月,而传到永州已经是第二年的正月了。
身在贬所十年不归的柳宗元得到征召的消息,悲喜交集,恍如梦中。他在一首诗中这样描述他的心情:
投荒重一纪,新诏下荆扉。
疑比庄周梦,情如苏轼归'注'。柳宗元迅速打点行装,踏上归途。他还是沿着来时的路线行进,但此番的心境已大不相同了。一路上他豪兴大发,写下了许多抒发喜悦心情的诗篇。路过泪罗江口时,正遇上逆风,但他丝毫没有十年前那种悲怆凄楚的感觉。他在《泪罗遇风》一诗中写道:
南来不作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
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
他觉得自己境况终究比屈原胜过许多,得以遭逢“明时”,重入朝廷,去施展自己的抱负。
这样,经过十年的流离贬逐,饱受了政治迫害和生活磨难之后,柳宗元终于在早春二月回到了长安。但是,迎接柳宗元等人归来的并非美酒与鲜花。朝廷中围绕王叔文余党的归宿问题,斗争非常激烈,反对他们的势力仍然相当强大,很多人竭力阻止他们入朝。他与韩泰、韩晔、陈谏、刘禹锡二月回朝,在长安停留不到一个月,三月十四日,就同被出为远州刺史。虽然升了官,但地方更加遥远,实际上这又是一次贬逐。
柳宗元被任命为柳州刺史,刘禹锡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刺史。当时刘禹锡还有80多岁的老母,播州路途崎岖,遥远荒凉,老人到那里去,将是九死一生。柳宗元出于对刘禹锡的友谊,打算上疏朝廷,与刘禹锡对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