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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原来的关系却与旧党比较接近。于是，王安石命他到浙东审理一个案件。第二年，案件审理完了，回朝复命，正碰上他的弟弟张天棋上书反对变法受到贬职的处分，他感到很不安。他的做官本来是为了贯彻自己的政治理想，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激流勇退，辞官回乡，继续他的学术探索。
张载的改造社会的方案，也是从《周礼》那里找到根据的，他与王安石不同的是，他要恢复古代的井田制来解决社会的贫富不均问题。他说：“治天下不由井地，终无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他想从土地制度入手，根本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面对当时的社会状况，他认为变法是应该的，但王氏变法的具体过程失之急躁和烦苛了，“变法须是通，通其变使民不倦”。
他的恢复井田制方案的具体内容是：把土地收归国有，然后按照古代的井田法把天下之地“棋布画定”，分给农民。分得的土地不准出租和招佃，由国家统一征收十分之一的税收。地主不准多占土地，为了照顾原来土地多的地主的利益，就按照他们原有土地的多少、分给他们做一个田官，这些田官可收一定区域土地的什一税，所以也会赞成改革。任命地主为田官的办法，只是在土地国有化过程中施行。过一二十年后，田官就要择贤，不能世袭了。这个既要平均又要维护等级制的改革方案，充满理想色彩。因为张载没有接近过政治权力的中心，这个方案，也基本上是纸上的计划。他回到关中隐居后，还试图和朋友们一起买一些困地来进行这个井田试验；他说：“纵不能行之天下，犹可验之一乡”。他的计划是在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以后，广储畜、兴学校、成礼俗、救灾恤患、敦本抑末，实现所谓三代之治的政治理想。这与他学术上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目标是一致的。试验虽然最终未能施行，但张载对他的理想一直是深信不疑的。
与井田制联系在一起的是古代的分封制，由于宋以后皇权专制的越来越加强，所以从宋到明不断有学者提出恢复井田制，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这样的问题。黄宗羲甚至从屯田论证井田制的可行性。其目的是想增加地方自治的权力，以克服越来越强的集权造成的种种弊病。与之同时，则把维护等级制度的忠孝伦理建立在血缘宗法的社会关系上。张载提出：“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注＇他的改革方案，既有民本主义和大同理想的内容，又要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与宗法伦理，这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基本格局。作为理学的创始人，在这个总的社会政治理想方面，他既是真诚的信仰者，又是注重实际的推行者。
三、求新创关学 破矩超前人
熙宁三年，张载辞官回到横渠镇，从此，他潜心讲学，发奋著述。他的家境并不宽裕，但有薄田数百亩以供生计，他在勤奋的学习和钻研中自得其乐。《行状》说他“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他在文化的海洋中刻苦地求索，在理论的山峰上孜孜不倦地攀登。在这个期间，他还开始招收门徒，传授学问，逐渐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关中学派。
北宋时代的新儒学运动，因为五代之后传统的儒学已经发生了危机，政治家失去理论兴趣，只知道讲功利之学；儒生又困于章句而不究义理；佛道之学则尚虚无而不涉实际。
因此，重建儒家的理论体系成为时代的使命。张载自从走上学术道路，就一直怀着这种使命感。
在这段期间，他撰写了著名的《西铭》一文。《西铭》又名《订顽》，是他在横渠镇讲学时写在西边窗户上的一篇铭文。全文只有五百多字，是供学生修养的纲领，但它是张载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文章从天人一本讲起，以仁孝为核心，阐述了张载的基本哲学观念和政治伦理思想。二程最推崇《西铭》。程颢说：“孟子之后未有人及此”，“要之仁孝之理皆备于此。”
天人一本，这是新儒学的共同信念。但这个本是什么？关学和二程的洛学却有不同的回答。关学是以气为本，洛学是以理为本，这个本的不相同，表现出两个学派的学风也不同。关学注重自然科学和实际问题，对于天文、地理、兵法、医学、礼制都进行广泛的探求。洛学则注重人的内心修养，讲学问就是讲修养，读书主要是“涵泳义理”。所以二程批评张载的学术，说他“有苦心极力之象，而无宽裕温和之气”。这正好说明张载的关学注重实用知识，注重社会实际问题的特征，与后来只知道“低头拱手，空谈性命”的理学家是完全异趣的。
与关学、洛学同时并存的，还有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三苏父子为代表的蜀学。王氏新学也因他颁布的《三经新义》而得名，主要是为他推行变法的政治改革服务的，蜀学则以文学著称，因而都不能成为哲学化的新儒学运动的主流。此外还有周敦颐的濂学，周氏本来没有形成自己的学派，因为他是第一个探讨儒学本体论的，又当过二程的老师，开创之功不可灭，所以后来尊他为濂学。实际上，作为北宋新儒学运动的干城，就只有关学和洛学了。
张载开创的关学，在他关中讲学的时期，已经是门生云集，影响很广。据《宋元学案》和张骥的《关学宗传》记载，当时关学的阵营已经很大，著名的弟子有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三吕兄弟，还有苏囗、范育、薛昌期等。受学于张载的则有种师道、游师雄、潘拯、李复、田腴、邵彦明等。但到张载身后，由于他生前不是名公巨卿，没有政治势力，也没有富厚的田产、宗族，关学的阵营开始衰落。他的著名的弟子三吕和苏囗投入二程的门下，关学开始洛学化。只有未及门的弟子李复还在坚守张载的正传。到明代，关学曾一度复兴，但是关学的内容却打着程朱的旗号。只是到明末清初的李囗和王夫之，特别是王夫之，重新推崇张载为正学，把张载的唯物主义宇宙论发展到一个最高的阶段。
张载在学术上的追求，可以概括为一个“新”字。他在一首《咏芭蕉》的诗中写道：“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知”。学新心，养新德，起新知，宋代新儒学的形成，与这种求新的思潮是分不开的。这个新就表现在儒学的哲学化。周敦颐是把道家的宇宙论与儒家的易学相结合，建立他的天人一本理论。二程则汲取佛教本体论的形式，创立了理一无论的哲学。张载与他们不同，他是在总结当代自然科学和传统易学的基础上，创立自己独特的“太虚即气”的宇宙本体论。正如朱烹评论他说的：“横渠之学是苦心得之”，说很少有人象张载的关学派那样用功求索的。张载自己也说：“学贵心悟，守旧无功”。刻苦学习前人的知识而不墨守前人的陈规，坚持不懈地探索和锐意求新，终于创立了他自己无愧于时代的哲学体系。
宇宙论是一个时代哲学的基础，晋、唐的儒学忽视了这个基础，使儒学的地位下降，造成儒、佛、道三家争雄的局面。北宋新儒学各派的第一件大事是确立了各自的宇宙本体论。然而新儒学的目的并不是停留在宇宙本体论上，他们的中心是要寻求人生价值和意义的人性论哲学，而落脚点在保持社会等级和谐的政治伦理哲学上。
张载在青年时代完成的《易说》，已经确立了他的“天人一气”的基本理论格局。隐退关中讲学时期，他又写了《东铭》和《西铭》两篇纲领性的文章。《东铭》是讲宇宙论的，《西铭》则以宇宙论为起点，以人性论为枢纽，以仁孝忠敬为依归。因此《西铭》被当代学人及后代儒者奉为圭桌。关学的气本论和洛学的理本论在哲学上虽然有唯物与唯心的差异，但归根到伦理哲学上，维护封建等级秩序，实现各安其分的社会理想，二者却是一致的。人是自然孕育出来的，在等级有序的宇宙大系统中，人可以找到自我的归宿：“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西铭》）。以至于生与死，都是气的聚散，人浑然与万物同体。这是以天道为纲、讲心性、讲伦常的新儒学的基本的价值观念。
从《易说》到《西铭》，张载的学术贯彻着自己“学贵以有用”的思想。他讲天道性命的字富本体论是论证他“民胞物与”的社会理想和三代之治的政治理想的。他投身仕途也不是为了谋取高官厚禄，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他曾说：“孰能少置意于科举，相从于尧舜之域否？”这是新儒学所倡导的精神境界，所谓“孔颜乐处”。
《西铭》是张载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但这还只是一个简单扼要的纲领。真正形成他的天人一气的哲学思想体系的，是他晚年完成的长篇著作《正蒙》。《正蒙》是他在关中讲学的最后年月写成的，他死以前没有公开，只给他的弟子们看过，他死后才由他的弟子编次刊行。《正蒙》一共17篇，包涵丰富的内容，《西铭》《东铭》都收在最后的《乾称》一篇中，可见张载本人是把它当作已完成的思想体系的。形式上，《正蒙》探讨的是易学的基本范畴，王夫之说：“张子之学，无非易也。”核心内容是以“太虚无形、气之本体”来说明天道、世界、人生、社会，以批判佛道二家以“虚无”为本的邪说。这个“气之本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的运动，它是有无虚实“通一无二”的实体。气是天与人共同的本源，所以天与人是合一的。人通过对天人合一的认识，反思源本于天的心和性，就能达到“诚”的道德境界。这样，人道与天道，历史与自然，人性与天性合而为一，人与万物浑然为一，从而找到民胞物与的仁心，也找到人自己在永恒宇宙中的归宿。现实的封建等级制度，只要按照宗法大家族的样式来构造，在上的统治者象个大家长，穷苦百姓象家族中年幼无靠的子弟，等级社会也就和谐完美了。天道性命的理与封建礼教的礼就这样结合了。《正蒙》是从《西铭》开始的思想的系统化和具体化，而在哲学宇宙论上，却包涵了前此没有的许多闪光的唯物主义思想。张载之后《正蒙》成为关学的经典。二程的弟子杨时说：“《正蒙》一书，关中作者尊信之与《论语》等。”后代治张子学术的也都把《正蒙》作为其思想的代表作。
熙宁九年，因为吕大防的推荐，张载最后一次被征入朝。当时他正有病在身，但他还是怀着对实现政治理想的希望出发了，他说：“不敢以疾辞，庶几有遇焉。”到京以后，授与知太常院的差事，是管礼仪的。其时有人向朝廷建议实行婚冠丧葬的古礼，诏下礼官讨论，礼官们认为古今异俗，不能实行，但张载坚持认为可行，斥责反对者的作法“非儒生博士所宜。”张载又发现郊庙之礼不严，他亟想纠正，然而没有人附和他。他感到没有必要在官场待下去了，加上身体有病，于是毅然辞官西归，路过洛阳时，会见二程兄弟讨论了理学问题，走到临渲，病逝在旅舍，死时只有一个外甥在身边，行囊中索然无物。第二天，他的在长安的学生们听到了消息，赶来奔丧，大家捐献一些钱财，才能入敛成礼，然后归葬于家。这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的学者，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自己的学术和理想，享年58岁。
四、关学之开山 理学之宗师
从北宋开始以至清代，新儒学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主流，后人称为理学或道学。张载与周敦颐、二程，是这个新儒学的开创者。朱熹写《理学六先生象赞》，就是他们四人再加上邵雍和司马光。邵雍专治象数之学，可以说是新儒学潮流的易学象数派；至于司马光，他编撰《资治通鉴》，是历史学家，与儒学哲学化的理学，关系并不很密切。周敦颐的功绩在于开风气之先，真正使新儒学成为一代文化潮流的，张载与二程兄弟可以说是理学宗师。由于政治的原因，二程的洛学后来变为理学的主流派。因为程氏兄弟本身就是反对王安石新党的洛学首领，元祐之后，旧党得势，理学上的洛学便依附政治上的洛学而行。通过其门弟子杨时等人的传播，到南宋发展为以朱熹集大成的伊洛正传的程朱理学。
张载的关学没有依靠政治力量，以其特立独行的学术风貌和规模宏大的思想系统赢得了一代学术宗师的地位。周程张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