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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王典才的老伴上访跑出了病，住了院。王典才去医院陪床，家里几个孩子也没在家。村干部们瞅准是个机会，亲自动手，上到王家的五间旧房子屋顶，将上面的瓦片掀了个精光，意思你王家不是厉害吗，不搬也行，那你们就这么着“凉快”着吧。
这一下王家的日子可就难过了。王典才回家一看，气得卧床不起。老伴住在医院不知咋回事，提前出院回家，刚到家就又气得旧病复发，老两口就从此再也没有能力与村委会的干部们斗了。王家的大儿子原在市重点中学读书，准备考大学，听说家里的老房也给人扒了，跑回家提起一把镢头，气冲冲到支部书记家，砸了人家的临街厨房的小窗户。这下可就惹怒了“太上皇”了。支书觉得面子大丢，找到派出所，硬要人家将王家的儿子抓起来，并提出要赔偿６０００块钱。王典才老两口急得火烧眉毛，一是小儿子是全家将来的全部希望，真要给人家整了以后的前途就彻底毁了，二是这么多年为房子的事折腾了多少冤枉钱，还哪有钱赔人家！一个小窗户本来就不值那么多钱，明摆着是要讹你嘛。王典才夫妇拖着病体，上支书家求情，支书连见面的机会都不给。后来总算托了个远房亲戚——也是支书家的沾亲带故人家，左说右说，算是同意让王家把砸坏的厨房窗子修好，但对方还是提出要赔５０００元钱的“名誉损失费”。支书说，我堂堂一村之主，不这么整，以后村里人想砸我家房就可砸了？５０００元不多！
王家觉得斗不过人家，便无奈送了５００元过去，想了结此事。但支书那边不干，你不赔“名誉损失费”不要紧，我找人治你家小兔崽子。有一天晚上，支书知道王家的大儿子在家，便找了几个村上的小痞子，说今晚我支书包你们酒足饭饱，条件是你们给我整一下砸我家窗子的王家的那个小兔崽子。那帮好吃懒做的小痞子们第一次得到支书的“重用”，满口将此事包了下来，他们酒足饭饱后，便醉熏熏提着棍举着刀来到王家。王典才的儿子一看这阵势，吓得拔腿就跑，长期不敢回家，从此神经兮兮，行为也同正常人不一样，更不用说考大学了，连上中学都不得不放弃。王家一挫再挫，不仅再也没有能力盖新房，连旧房子都住着艰难。１９９６年夏，极少下雨的夏县连续下了几场暴雨。王家一家老小不能呆在上面没有瓦的大房里，只得躲进一间做饭的厨房。黄土垒的墙，哪经得起暴雨泼浇？一日傍晚，王家老少几口子躲避的小厨房内发出了“吱吱嘎嘎”的异常声响。“不好，这房要塌！”没睡着觉的王典才赶紧叫醒全家，从小屋里逃出，站在屋外的大雨中。小儿子不愿出来，痴傻傻地对父母说我就死在里头吧！急得老两口连拖带抱地将他总算拉了出来，当全家人刚刚逃出小屋，突然“轰隆”一声，小厨房倾刻间化为平地……王典才一家从此失去了自己的家园，五六口人不得不东借西凑住在亲戚和邻居家……
“天下哪有此等道理？为村里发展经济想办点事这应当，可不能不管别人的死活啊！”有一天，王典才的老伴周爱仙大妈上梁雨润的办公室声泪俱下地诉说了１８年来这桩事情的前因后果，令这位纪委书记也唏嘘不止。
“大妈，我知道这些年你们一家受罪了。虽然现在村里的干部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即使再难办，我也要把你们家的事解决了。你先回家，我会马上到你们那儿去的。”梁雨润望着一步一回头的周大妈，心中涌起万千感慨：一个农民，就因为村干部的工作简单化，使得全家几口人几年无家可回，如果见了这样的事不心疼，还算是共产党的干部？梁雨润觉得不能再让这些确有冤屈，又无权无势的农民百姓再抛家舍业地往咱政府和干部的办公室喊冤叫屈了。
当日下午４点，梁雨润放下一个会议，叫上县土地局的刘副局长一起来到了王典才所在的朱吕村。
通过调查了解，得出结论：村里要在地处村中央地段的王典才家宅基地上建蔬菜批发市场，符合全村经济发展需要，应予支持。但决不能让需要搬迁的王家遭受损失而获得不到相应的补偿。有了这样解决问题的基调，梁雨润就把村委会干部和王典才两口子叫到一起，进行谈话。王家提出腾老宅基可以，但村上应该补助３万元钱。村干部则不同意，说可以考虑给一块好的宅基，但这么多补偿费不能给。
梁雨润是抱着既来之必决之的信心到朱吕村的，他觉得拖了１８年不该再让王典才一家人流离失所；可朱吕村又是个穷村，村上的经济建设也要发展。所以梁雨润是铁了心要解决问题。可是双方谁也不让步，身为纪委书记面对这样的纠纷，他是不能像办重案要案那样向嫌疑犯拍桌子瞪眼睛的，只能耐心细致地做说服工作。
就这样，梁雨润一会儿跟村干部们谈，一会儿又回头找王典才一家谈。最后王家答应只要１５０００元补偿费。梁雨润和土地局刘副局长也觉得王家比较通情达理，实事求事。可哪想到村干部还是嫌多，坚决不同意。
此时“谈判”时间已到深夜１１点。看架式当事者的双方都没有退让之意，这可把梁雨润急得坐立不定。他这才深知这么一件并不大的事为什么要一拖就拖了１８年的原因了。怎么样？再放一放？不行。梁雨润知道，如果再放一放，也许可能又是５年８年或者说不定是再一个１８年，那王典才一家可就害惨了，而且对这么个穷村也不利啊！
“我说老王你睡了吗？刚刚睡下？那也不行，我就在朱吕村。你马上过来，今晚我们一起必须把王典才的事解决了，否则再拖一天我们这些身为父母官的干部就多一份对不起老百姓的罪过。你赶快过来，越快越好！”梁雨润拿起手机，又搬来了裴介镇的党委王书记。
十几分钟后，王书记到了。梁雨润与王书记分兵两头做工作，村干部那边有王书记负责，王家就有他出面谈。又是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梁雨润和王书记碰头，结果是王家说看在梁书记的面上，同意再让一步，只要１万元补偿费。村委会那头意见却“铁板一块”——只同意给７０００元，多一分也不给了。
“啥，７０００元？你们也太欺负人了。我们不搬了，一分补偿费也不要了，我们要你们逼得我们全家几年无家可归的损失费！”。
村干部也不是好惹的，“你们不搬房也行，那就把户口搬出我们朱吕村！”
“凭什么？”
“凭你们不为全村人着想！”
“你们为我们着想了吗？”
“……”
王家和村干部又斗上了嘴，谁都不让谁。
王书记气得浑身发抖：“你们看看，闹了１８年了，还想再闹１８年呀？”接着，他又惴惴不安地给站在一旁出粗气的梁雨润端上一碗水：“梁书记，您可千万别生气，这些人哪，都不是省油的灯。快喝口水，您从下午来了到现在连口水都没有顾得上喝，这些人也太不抬举人了。要不你还是回城吧，日后我们再慢慢调停，你看行吗？”
“不行！”梁雨润脸色异常严肃地在屋里来回踱步。那“咚咚”作响的沉重脚步，使得方才还吵成一团的当事双方静了下来，十几双眼一齐聚集在梁雨润身上……
“好了，今天算我来你们村做‘生意’赔了！刚才你们一方同意给７０００元，一方要１万元。不是差３０００元嘛？好，这３０００元由我们纪委出！王典才家的问题已经拖了１８年了！我们不能让老百姓白跑１８年！怎么样？你们双方还有什么意见？”梁雨润说完，用目光扫了一下全屋子的人。
方才还是个个怒发冲冠的双方当事人，仿佛像冰山一下被强烈的阳光所融化。
“梁书记……我们听您的。”王典才和老伴周爱仙“哇”地一声，哭了……
“梁书记，我们也没有说的……”村干部们的眼眶里也早已湿润了。
这回轮到梁雨润笑了，“那好……你们，你们现在就，就签约吧……我看着，看着你们签……”他用烧着火般的嗓子，断断续续地说道，当他摇摇晃晃地坐下用手端起那碗茶水时，竟然没有拿住，瓷碗“哐当”一下落在了地上……
“梁书记！梁书记——”众人赶紧围过来。
“没事没事。”梁雨润定了定神，说：“今晚我在这儿看着你们签完协议后再回城。”
深夜一点半，朱吕村村委会和王典才一家有关动迁和动迁补偿的协议签定完毕。双方代表在上面签字划押，各执一份，镇党委书记也留了一份。
这时梁雨润站起来，一手拉着王典才的手，一手拉过村长的手，然后将这两只手握在一起，动情地说：“干部和群众本是一家人，我希望你们永远好好地手牵着手，心连着心……”
这里有个关键的细节——就是当他看到王典才一家和村委会干部们为差的３０００元钱争执不下时，断然说“由纪委出”这一情节。在采访时我特意问过梁雨润：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勉强，因为纪委是党内监督机关，如果遇到同类问题都要靠纪委这样的部门或者你梁雨润来出钱，恐怕不太合适吧？梁雨润也无奈地摇摇头，说：其实这是个无可奈何的事，但在基层工作有时是非常具体和实际的，特别是一些久拖不决的老大难问题，有时就是因为某些具体的细节永远解决不了。他说处事有个原则：作为党的干部，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去为老百姓着想，尤其是在处理农民问题时，你得把最大的难处往自己身上揽，而不是推到农民身上。我当时看到像王典才这样一个并不大的宅基地问题，弄了一二十年没解决，心里非常难受，觉得它有损于我们党的形象，所以那天我是抱着非解决不可的决心去的。最后矛盾的双方为了３０００元僵持不下，我一着急，就说了‘由纪委解决３０００元’。当时拖了１８年的纠纷马上达成了协议。当然我回到纪委机关大家对我这么做有些不理解，这我完全谅解。我们纪委既非慈善机构，又非创收单位，只有一些公务事业费。但我把要千方百计为农民的利益服务和提高纪委处理问题的能力等道理向纪委机关的同志们一讲，大家终于明白了，那就是我们是共产党人，是共产党组织的机构，如果不努力想法为人民解决问题，把一些难题往外推，这看起来自己是省事了，但却是对人民的不负责。当然，我在处理王典才一事时使用的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梁雨润朝我苦笑道。
从王典才家出来，梁雨润回到城里时，已见东方红霞满天。他刚上县委大楼的二层——这是他的办公室所在处，突然有人高喊：“快快，梁书记上班来啦！梁书记上班来啦！”
梁雨润抬头一看，只见与他办公室一墙之隔的一个平台上，聚着十几位群众。
“你们都是来找我的？那就请到我办公室来吧。”
自从梁雨润铁拳重击夏县“黑势力”，惩治几起腐败案和为群众办实事的事迹不胫而走后，县委大门口和他的办公室的楼道里，天天都会有数十名百姓群众跑来找他。有的群众为了能同梁雨润当面诉说心中的苦和冤，不惜头天从几十里的乡下赶到城里，然后整宿整夜等在县委大门口或梁雨润的办公室旁的那个平台上。
面对如此众多的农民兄弟进城叫屈申冤，梁雨润深感肩负的重任，于是为了尽可能地满足大家的需要，梁雨润把自己的办公室变成了群众来访的接待室。而在这接待和倾听农民们的一件件申诉中，他发现了许多无法想象的农民疾苦和人间的不平事。正是这些想都想不出的农民疾苦，使梁雨润心头更增添了共产党人的责任。
这天一早，在众多上访人员中，一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一边哭跪在地上，一边举着一套满是血痕和窟窿的衣服，泣不成声地对梁书记说：“梁青天啊，你一定要帮帮我啊，我都上访告状了３２年啦！我已经老了，跑不动了，可，可他们还霸着我家的地，占着我的宅……”
梁雨润赶紧扶起老大妈，端水让座。“大妈，你慢慢说，等我弄清楚了问题，一定想法帮你解决好。你把事情慢慢说给我听听……”
原来这位大妈名叫崔良娟，家住该县埝掌镇上董村。崔大妈年轻时嫁给张保谋，张保谋是农家出身的知识分子，技校毕业后一直在太原钢铁厂工作。崔良娟一个人带着孩子在村里守着老宅，伺候年老的婆婆。因为丈夫长年在外，家里的事就靠崔良娟支撑着。那会儿像夏县这么个穷地方，谁家有个吃“商品粮”的，肯定是宽裕户。所以她家日子一直过得不错。崔良娟长得娟秀，干活又麻利，祖上留下的宅基地也很宽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