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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事难事他都办，为了百姓天不怕。
师村打井有争端，梁书记坐镇解难题。
清水长流葡萄地，致富日子万年青。
做官的要像梁书记，祖国江山更美丽。
……
后来我知道，这既不是明星唱的，也不是作家写的歌词，是夏县裴介镇师村的一位近５０岁的大婶写的。她不仅写了这首歌，而且拉着几位同样年龄的村嫂们编演了这出名为《梁书记是咱百姓的好书记》的歌舞。
也因为这出令我感动无比的节目的原因，所以到夏县后我提出一定要到那个师村看一看，看看那里的村民为什么要用如此隆重的形式来歌颂梁雨润。
那天到师村后，我提出还想亲眼看一看村嫂们的那出《梁书记是咱百姓的好书记》的歌舞时，不想村嫂们欣然答应，并在不到２０分钟的时间里就专门为我进行了一次“专场”演出。４位平均年龄４０多岁妇女，有板有眼地在我这个北京来的客人面前边歌边舞，一点没有做作，自始至终，表演得认认真真，使我感慨万千。
我知道在今天的农村，除了四五十岁的人和还在上小学中学的孩子以外，是不太可能再有年轻一点的人了。年轻人不是在外打工，就是在外读书。留在村里以种田为生的多数是些上了年纪的人。人们不会唱流行歌曲，也不会跳现代太空舞之类的东西，他们有的依旧是二三十年前他们年轻时代的那些歌与舞。这些其实在他们身上也早已遗忘的东西，如果不是特别原因，我想农民们是绝对不会重新将这些连他们自己都感到过时的东西拿出来的。
但师村的村民们竟然将这些落伍的“看家本领”在今天拿出来，实在是他们认为在尽自己的所能做一件必须要做的事。她们是在完成全村人的一个重托，这个重托显然是为了还一个心愿，一个无法让他们忘却的心愿。
这个心愿是对梁雨润的一片崇敬和热爱。
我们的人民就是这么好，当他们认为你在为他们的根本利益服务时，他们可以甚至不惜生命地支持你、爱戴你。这便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过去几十年里与人民群众唇齿相依，血肉相连的关系。
师村农民对梁雨润的那份浓烈感情，是与他们如今飘香四方的葡萄园的兴旺相关的。
这个有几千人的大村，有一群不甘贫穷的庄稼人。早在七八十年代，他们在党的政策召引下，便开始向贫穷的日子宣战。然而在黄土上挥洒汗珠换金子，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问题的关键是这儿水源匮乏，加上人畜饮水需求量越来越大，原有的地下水也在一降再降。如果想在干裂的土地上有所作为，离了水的可能性几乎是零。２０多年来，师村人倾尽全力，将井越打越深，然而几乎每一口３００米以内的深井，都是无水可见，留给村民的却是沉重的债务和雪上加霜的日子。
上世纪年九十代以来，师村附近一带的农民开始种植葡萄园，特殊的土质，加上充足的水源使周围一些有头脑的农民富了起来，师村人更是如坐针毡。恰在这时本村第一村民组的许氏兄弟，在外做工赚了钱后便回到村里，出资１０余万元打了口一３２０米的深井。因为此井是属于许氏自家出钱打的井，别人要用水，得以每小时３０元价格来买水灌田。人家许氏兄弟以井卖水，合理合法。师村广大村民不用又不行，用了许家的井水又心疼，一个字——贵！
１９９８年年末，该村第五、第六组村民们商议：集资打口深井，以结束到许氏那儿买水的历史。两个组的村民踊跃响应，有钱的没钱的都在准备着一份打井的筹款，一份耕作葡萄园的成本。时间就是来年的收成。大伙儿集资十几万元，便请来打井专业施工队，开始轰轰烈烈地打起井来。可是刚一动工，许氏兄弟跑过来大喊小叫地让停下来。
“你们在这儿打井是违法的！马上给我停工！”许氏兄弟说。
“违法？你许家可以有井，我们几百户村民就不能也有口井？咋，非得花钱到你们家买水？”五、六组村民回答说。
“政府文件明文规定，凡用于灌溉的深井不能在５００米以内有两口井出现。你们的井点违反水法。必须停工！”许氏兄弟理直气壮。
想打井的这几百户村民急了：打井队已请来，每天干不干都是５００元的工钱，有合同在。这是其一，其二，来年开春将至，几百亩刚刚备好的葡萄园圃更是一笔大成本，不打井没有水不是全白费了？不行。赶快想法子。
村民跑到镇里县里问到底是不是“水法”有这么个规定？
是有这一说。镇里县里的水利部门干部回答说。
五、六组村民不信：这地是咱全村百姓的，你许家能打井，我们几百户人家集体组织起来的反倒不能打井了，这是哪门道理？
打！土地爷留下的地下水，我们凭什么不能要？打井的机器又隆隆响起。
“他们这是成心！狗日的穷疯了想抢我们的金饭碗呀！”许氏兄弟朝本村的爷们娘们挥手道：“想今年种葡萄园发财的，你们就跟我把五、六组正在动工的井架给砸了！我给你们每户降２元的水费！”
有好处嘛！走，砸了他们的井架！许氏家族和本组的村民，举着铁棍和扁担，浩浩荡荡出动了。正在施工的打井队见这阵势吓得丢下手中的活计只管奔命。
“砸呀！砸——”这还不容易，稀里哗啦，不用几分钟，整个工地便一片狼藉。
五、六组的村民闻讯赶到时，许氏兄弟和一组的村民早已“胜利”而归。“天哪，他们咋这么狠呀，还让不让我们活啦？呜呜……”妇女们心疼地拾起散落一地的断管残料，心疼地痛哭起来。
“太欺负人了！兔崽子们，我们跟他们拼啦！”一些年轻力壮的爷们感到从未有过的耻辱，挽起胳膊，大步流星地朝许家和第一村民组居住的地方冲去。
“不能蛮干，打架会出人命的呀！你们不能去！快回来——！”师村干部及时赶到，横说竖说才把几十位五、六组的爷们拉了回来。
村干部像求菩萨似地安抚好五、六组村民后，立即电告镇政府领导，请求前来解决。
镇政府不敢怠慢，又电告县水利部门。领导和专家火速赶来，经过实地察看，认为五、六组村民选的井位确实不符合水法条例规定。于是动员村民重新选点。
第五、六组的村民们不干，说：“我们是自己集资打的井，换了地方打不出水，谁给钱？还有，今年马上开春用水，耽误了这一年收成，又谁来赔我们？”
有人悄悄把打井队请了回来，然后又连夜动工。可这打井的活儿没法躲着藏着，这边刚刚恢复打井，那边许家和一组村民们就知道了。他们操着杀猪刀和铁棒，再次向打井工地冲去。
重新机声轰鸣的工地上，五、六组村民这回早有所备，几十个全副武装的青壮年手持木棍和钢钎，严阵以待。
“停工，马上给停下！”
“凭什么？打不出水来前我们坚决不停！”
“不停就砸！”
“敢你们——？！”
于是眼睛见红的双方村民步步紧逼，先是嘴仗，继而手仗，随即是铁具大战。
“打啊！”
“拼啊！”
尘土飞扬的田野上，顿时一片“叮叮咣咣”的碰撞声和“爹啊妈呀”的哭叫声……
“公安局的人来啦！”
“救命啊！快来救命啊——！
正在双方大打出手之时，公安民警闻讯赶来，并在领导的指挥下，迅速将械斗双方隔离开来。然而双方发现谁也没有赢得半点胜利，许氏兄弟和所带领的第一组村民流血的流血，倒地的倒地。开工打井的第五、六组村民辛辛苦苦重整的工地又是一片废墟。
“再不能打了！好端端的师村，几世几代都是相亲和睦的村民咋到我们这一代就全给毁了呀？我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不要对打了，这解决不了问题啊！”村长、村支书在那一段时间里不知自己是人还是鬼，一面上级要求他们必须保证不能出事，特别不能出人命的打架械斗，一面要确保不能在双方未协调好的时候再开工打井。可是还有谁听他们的话？
“不打井可以，你们让许家免费供我们井水浇地。”五、六组村民说。
“免费供水给他们？你说的？哼，想什么美事了？你给他们付钱？”许家说。
村干部没辙了，又只得跑镇里县里去求领导出面解决。
领导不能不来，但来了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一边坚持要继续打井，一边坚决不让。这阵子真是苦煞了村干部。上面的领导拍拍屁股走了，却在临走时扔下一句话让村干部一分钟都不敢合眼：天大的事都可以不干，唯独不能出一条人命！这不等于一道杀身成仁的命令吗？
但是，急红了眼的对峙双方，早已视水井重于生命。为了捍卫各自的水井权利，他们已经做出了决不后退的选择。
“队、队长，再下去真要……要出人命了！赶快想法子呀！”一日，村民代表李引兰跌跌撞撞找到六组组长李学党，连说话都在浑身发抖。
“走，咱们找上面去！”
李学党和李引兰从这一天开始，几乎天天往镇上县上跑。两人在这一段时间里的经历可以独立地写成一本书。李引兰４０多岁，一副当年郭凤莲式的“铁姑娘”形象，她是村组里的“妇女队长”——虽然现在这个职务在新型的农村基层组织里已经没有了专门“编制”，但李引兰在本村的姐妹们中依然享有这样的威望。在我采访她的时候，这位“铁姑娘”竟然声泪俱下地说她活了几十年什么苦都吃过，但从来没有吃过跑“衙门”之苦——
“那会儿村里人像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等着能早点开工打井，庄稼地里大伙儿种的葡萄娇气，最怕没水儿，我们黄土高原的土质干燥，老天爷又连眼泪样的水滴都不落下，村民们急得火烧眉毛，白天黑夜想的就是给苗儿浇水，可是打井的事又僵在那儿，那正像要大伙命似的。碰上这样的大事，大伙儿就找到李学党队长，合计着咋来解决这件难事。我们村民受毛主席教育多少年了，不是不明理上面的法规政策，可现在事情变化了，许家兄弟他们有钱打了井，然后霸着一方天地，你要用水人家说多少价就是多少价，你没法子儿。本来大伙心里就有气，说这跟解放前的地主有啥区别？现在叫啥市场经济，人家先投入了，就先得益，咱没啥说的。可我们也得吃饭呀！没水咱这儿的黄土咋整出苗苗儿？人家用《水法》来挡我们打井，咱没法，就只能找上级来说话。你可不知道，现在找人办事难啊，难得真像我们女人生孩子似的。你别笑，真的。那些天里，我对李队长说，你就别再拉着我往县上跑了，我宁可忍受生个娃的苦痛，也不愿吃这找衙门的苦。为了打不打井的事，村上的人已经逼到没路可走的地步，咱们村民们传统呀，总觉得政府办事可靠，能解决下面的事。政府也是我们农民们的依靠呀！不靠政府我们还能靠谁？这么着，我和李队长受大伙儿之托，就往镇上县上跑，开始往镇上跑，后来觉得镇政府解决不了我们的事，便往县城跑。你知道现在农民的日子本来就不好过，大伙儿给我们凑钱上城里找领导说事，不易啊！我们跟李队长又舍不得花大伙儿的血汗钱，就尽量省着钱不花。咱农家人，在家说啥也饿不死人，实在不行上地里挖一把草也能对付一阵。可在城里不行。弄口水你都得花钱，一瓶矿泉水就得两三块。有一次我拿着空矿泉水瓶，看到一个户外水龙头，便上前灌了一瓶，你不知道人家说啥，说我咋连乞丐都不如，人家是来讨饭的，说我咋连水都要讨呀，而且不知打个招呼？我当时被说得真想掘个洞钻钻。人家可没说错呀！到了晚上我们就更难了，再便宜的旅店也要一二十块钱，我们住不起。就找那些旮旯角落缩一夜。李队长李大哥人家是汉子，又是党员，觉悟高，怕人家夜里巡逻的派出所干警找麻烦，整宿整宿地不敢合眼，又离我八丈远的，我知道他心里在想啥，他是怕那些夜巡的警察把我们当不干正经事的一男一女给抓了。他这么着做，我不是更不好独自呼呼睡嘛！这深更半夜的在街头巷尾像夜游神似的，让别人看着可疑，我们自个儿也觉得咋整都别扭。可没有办法，我和李队长知道家里的村民们都急到要跟人家拼命的份上了，还有啥苦啥罪受不了？不瞒你作家同志，我和李队长两人在县上跑了３０多天，你猜我们连车费和吃饭等费用共花了多少钱？１５３块！而且我一笔笔还都有账的呢！你想想我跟李队长在那些天里是过的啥日子！咱是庄稼人出身，吃苦受累扛得住，可想不通现今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