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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再抄下去了，否则这欲望的魔鬼会将我们也一块儿吞没。主人公早被吞没了，不久，他们就干架了。这一次干架，是剧团历史上罕见的，他是那样地把她踩在脚下，踹得几乎要死去，而她竟还爬将起来，反将他扑倒在地，随手抓起了一块石头，就朝他头上砸去。没有任何声响地，一注殷红的血流了出来，流到石板地上。周围的人吓呆了，拦腰抱住了也同样吓呆的她，将他抬起往医院去了。半路却让他挣了下来硬是走回来了。用手捂着伤口走了回来。血从捂着的手掌下淌下，滴在裸着的胸脯上。他却觉得心里松快了，也稍稍平静了。这一天，他们难得地安静了下来，心里灼人的燃烧也缓和了一些。
于是，他们成了天底下最大的、最敌对的、最不共戴天的仇人。他们几乎不能单独相处了，偶一碰撞，便会酿成一场灾难性的纠纷。不需要几句口角的来去，立即撕成了一团，怎么拉扯都拉扯不开，好比两匹交尾的野狗似的。多少人想起了这个比喻，却没有一个人敢说出口，太刻薄了，并且，也都真心地有些害怕。于是，就想方设法地将他们隔离开来，不让在一处，以免磨擦。可是，他们却是谁也离不开谁了，要一日不见，他们便着魔似的互相寻找，一旦找到，不分青红皂白，上去就是一拳或一脚，然后，一场搏斗就始料不及地开始了。
这是一场真正的肉搏，她的臂交织着他的臂，她的腿交织着他的腿，她的颈交织着他的颈，然后就是紧张而持久的角力。先是她压倒他，后是他压倒她，再是她压倒他，然后还是他压倒她，永远没有胜负，永远没有结果。互相都要把对方弄疼，互相又都要对方将自己弄疼，不疼便不过瘾似的。真的疼了，便发出那样撕心裂肺的叫喊，那叫喊是这样的刺人耳膜，令人胆战心惊。而敏感的人却会发现，这叫喊之所以恐怖的原因则在于，它含有一股奇异的快乐。而他们的身体，经过这么多搏斗的锻炼，日益坚强而麻木，须很大的力量才能觉出疼痛。互相都很知道彼此的需要，便都往对方最敏感最软弱的地方袭击。似乎，相互都要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彼此又是一副死而无悔的坦然神色。
他们越来越来失去控制，已经没有理性，如同挑逗情欲似的，互相挑衅生事，身体和身体交织在一起，剧烈地磨擦着，犹如狂热的爱抚。他们都恨死了对方，没有任何道理的，想起对方，气都粗了。他们真恨啊！简直恨之入骨。因为找不出理由，就越恨越烈了。当他们撕扯着在地上滚来滚去的时候，常常忘记了他们的所在，忘记了四下里围观的人群。最后她怀孕了，虽然生下了一对双胞胎，但她不承认是他的孩子，自己独自带着孩子含辛茹苦地活着……
从技巧上看，王安忆绝对是炉火纯青。但为什么这样的作品不能感动人和震撼人呢？问题出在哪里呢？绝对是技巧之外。技巧算什么？技巧越高超，谎言掩盖得越深，离生活的真实越远，离文学的精神越远。
一部好作品的意义永远在版本之外，对技巧和形式的研究无法洞察其真正的价值，构成作品高贵品质的一切，是主人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美妙的光泽。正如尼采所说，为艺术而艺术意味着：“‘让道德见鬼去吧！’不用多久就产生一个后果，道德滑坡和人性趋恶，最后艺术就成了一条咬住自己尾巴的蛔虫。如果对艺术削弱价值评说，艺术就会成为雕虫小技和细枝末节”（引自尼采著《偶像的黄昏》一书P70—71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周国平译）。艺术的意义是生命的热望和兴奋剂，如果单纯歌颂欲望，会放出仇恨、厌世和邪魔的眼光，使人误入歧途。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是一个表达的天才，面对一个强大的敌人，或巨大的不幸和种种令人恐惧的问题，要有战胜的勇气和情感的自由。在悲剧面前，我们灵魂里的战士庆祝他的狂欢节；艺术是苦难者的救星，使生命成为可能的伟大手段，是求生的伟大诱因。对此，高尔基通过一部作品中的主人公宣告说：“上帝派人到这个地球上来，为的是叫人做善行并且以欣悦的心情去珍爱生活；可是艺术家们把那种生活弄成了什么样子？”（引自别林斯基《文学论文选》一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7月版，满涛、辛未艾译）为什么非要把男女主人公的身材和头脑故意颠倒？为什么练功时偏要穿肉色的训练服？黑暗放出的是魔鬼，光明才能滋养美与善的使者。具有兽性的人才把女人视作玩物，男人天生的能力是对女性的爱和美的欣赏，那时灵魂才能放出人性的光芒。因此，当一般人盛赞高尔基使他的人物发挥高贵品质时，托尔斯泰耸耸肩，淡然地说：“我在高尔基之前早就知道乞丐也有灵魂，否则就是伪艺术品。”（引自别林斯基《文学论文选》一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7月版，满涛、辛未艾译）此外，《小城之恋》中所谓的幽默也是人为的幽默，是伪幽默，是作者故意而为之，反差的目的是为了制造魔鬼。真正的幽默是生活本身的荒诞，没有半点虚构的痕迹。契诃夫就是一位天才的幽默大师，《在理发店里》他写道：亚果夫朵跑到追求他女儿的玛卡尔的小理发店去揩油理发。当玛卡尔把亚果夫朵的头发光光地剪完半边后，发现做女婿无望，于是心碎，无心再剪另外半边，决定明天再剪。次日，玛卡尔一本正经，坚持给钱才剪，可是亚果夫朵不愿意用血汗钱去理发，拒绝付钱——结果在女儿结婚那天，他只好半边长发半边光头去跳舞。契诃夫的作品中，毫不客气地嘲笑人们，剥掉人之假面具，再后来则化为悲恸、容忍与怜悯。就仿佛一位伟大的智者，从那些呆闷无聊的人们身旁经过时，瞧瞧他们满含沮丧和忧郁的苦笑，以温和而含意良深的责备口吻，悦耳且诚恳的声音说：“先生女士们，你们的生活过得很糟！”（引自《契诃夫幽默作品集》一书，漓江出版社2002年版，王健夫、路工译）
把王安忆的“欲望化写作”推向极致的另一部作品，是她的中篇小说《我爱比尔》。《我爱比尔》成稿于1995年9月，其时中国最火的作家是王朔、贾平凹和余秋雨。中国文坛进入市场化时代，王安忆赶上了这趟文化高潮的早班车。“《我爱比尔》的女主人公阿三，是一名学美术的大学生，身材苗条，很中国、很典雅。在一次画展中阿三认识了英俊潇洒的美国驻沪领馆的文化官员比尔，两人初次印象都非常良好。比尔爱中国，中国饭菜、中国京剧、中国人的脸，阿三则爱美国式的酒店、酒吧和文化。刚接触一两回，比尔就吻了阿三，发现了中国文化的神秘和阿三嘴唇的神秘，感受到温柔的冲击。几天后，阿三回到学校后，审视了一番自己的身体，信心大增，决定以充满中国文化的肉体去迷倒洋鬼子，于是画了一幅画，画上是没有面目的女孩，头发遮住了脸，阴部却盛开了一朵粉红的大花，取名为‘阿三的梦境’，并把比尔叫到宿舍，向他展览杰作。比尔说，我理解这画是关于性，那么，你对性的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我知道，中国人对性的态度不是这个样子。紧接着，阿三为了证明中国人的性观念，向他用身体和睡袍来展示，最后的结果是，中国人战胜了美国人，比尔同她上床了。阿三的身子糅进了比尔的身子，演绎了一场异国春宫图。此后，阿三为了撩拨比尔，就千方百计营造气氛，花样百出，展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弥补身体发育迟缓的不足。他们做爱的地点也神出鬼没，学生宿舍、宾馆、浴室、棉被底下，不久，阿三自己租了房子，退学了也在所不惜，继续迷醉洋鬼子，继续与比尔乱搞。这使比尔也大感惊讶，他说，虽然你的样子是完全的中国女孩，可你的精神却更接近于我们西方人。阿三神秘地回答：中国人重视的是‘道’，西方人则将‘人’放在了首位。阿三就用《秋江》这出戏为例，讲解中国的‘道’和小尼姑如何思凡，下山投奔民间。比尔听得出神，然后赞叹道，这故事好像发生在西方。阿三就嗤之以鼻：好东西都在西方！此后，比尔开始真正喜欢阿三了，在感恩节，在酒店，同比尔嬉戏着，宛如置身于曼哈顿、曼谷、吉隆坡、梵蒂冈，撒着佐罗式的娇，做出卡门的姿势，进行击剑和斗牛。为了进一步光大中国文化和迷醉比尔，阿三就在怀旧上大做文章。她给自己买了一件男式的缎子晨衣，裹在身上，比尔手伸进晨衣，说，我怎么找不到你了。他们在柔滑的缎子里做爱，时间倒流一百年似的。她用咖啡壶煮着小磨咖啡，用老式唱机滋滋啦啦地放着老调子。美国人最经不起历史的诱惑，半世纪前的那点情调就足够迷倒他们了。很快，比尔回国，这场游戏终于结束，阿三用无聊和寂寞打发着时光，到酒店点蜡烛听老爵士乐会朋友，或在家里洗澡睡觉用纸牌算命，坐吃山空。后来又先后同法国乡巴佬马丁，以及另外几个美国人、日本人、加拿大人演绎过拍拖或床上游戏。之后同一名比利时人上床了。在比利时人的公寓里，阿三迷醉于厨房洁白的瓷砖，墙上排列整齐的平底锅，洗澡间白漆柜里整洁干净的浴巾和洗衣房里柳条盛着等着熨烫的衣服……她的大胆和主动让许多腼腆和羞涩的外国人大吃一惊……她留宿在马丁的房间，‘请勿打扰’的牌子从傍晚挂到次日中午。马丁说，阿三你是我的梦。阿三说，马丁，你是我的最真实。马丁，带我走，我也要去你的家乡，因为我爱它。阿三，我从来没有想过和一个中国女人在一起生活。”（引自王安忆著《我爱比尔》一书，南海出版公司）
阿三嗅着各国男人嘴里口香糖浓郁的薄荷气味，大大方方在酒店的咖啡厅同他们说英语和调笑，最后爽快地接过他们红着脸羞羞答答送来的美钞。外国人和外国人也是那么相像，仅仅一两夜之间，阿三根本无法了解他们的区别。她恨这些外国朋友，常常生出一些恶作剧的念头，拣最贵的菜和最贵的酒进行报复。进了客房，不等招呼，自己开冰箱去吃东西，然后用中国功夫撩得那些外国贵宾欲火烧身。舒伯特的小夜曲，烛光融融的咖啡屋，她在全世界有产者联合起来的大家庭里如鱼得水，宣扬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地大物博的历史。最使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事是，阿三遇到了一位离婚已久但面色慈祥的老年美国人乔伊斯，交谈许久，阿三趁老嫖客让他看死去的妻子照片时，看见了老头脖子上的斑点和皱皮，她第一次拒绝了世界的诱惑。
阿三终于因卖淫被收容了，即使在收容所里也是趾高气扬，比那些专门接待中国嫖客的妓女毕竟高人一等。故事早该结束了，王安忆对中国“卖淫文化”的展览让我们大开眼界。
上海风情、女大学生、老外、画、咖啡、爵士乐、红蜡烛、美元……让我们神魂颠倒，这就是典型的小资情调，只不过为卖淫包装了一层优雅的“文化”外衣罢了。我们看不到主人公的血泪和痛苦，我们感到的是对国际卖淫和崇洋媚外的把玩和欣赏，赢得白领读者的青睐可想而知。从此，王安忆又火了，过去火，将来还要火……正是《我爱比尔》开了“美女文学”之先河，况且王安忆比卫慧、棉棉们漂亮多了，堪称一种“教母”。王安忆最瞧不起的女作家是张爱玲。她在“张爱玲与现代中国文学”的国际研讨会上发言说：“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真是很俗气的，傅雷曾批评其‘恶俗’，并不言过。她对世俗生活的爱好，为这苍茫的人生观作了注脚，并使世俗气在虚无的照耀下变得艺术了。从俗世的细致描绘，直接跳入一个苍茫的结论，到底是简单了。”（引自王安忆著《茜纱窗下》一书，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10月版）这一番批判，真正显示了王安忆的思想水平，但令人生疑的是，依其水平，怎么能对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