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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3年，汪精卫给予书面警告，并明令其讨伐割据两湖的桂系军阀。 这样，陈氏兄弟和蒋介石不喜欢的人，包括宋庆龄在内，统统在国民党三大上被打下台。到这时，李宗仁、李济深、甘乃光等人才知平时不露山水的陈氏兄弟，是颇有心计的政治杀手。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此次选举的36名中央执行委员，24名候补执行委员，包括12名中央监察委员，都是蒋系人马，CC分子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如陈果夫、陈立夫、张道藩、程天放、余井塘、陈肇英、马超骏、陈策等。陈果夫还在3月28日至4月8日举行的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常委，陈立夫也一步登天，当选为中央秘书长，兄弟两人都进入国民党中央的核心层。 陈立夫此时只有29岁，是真正的少年得志。当年，他在上海大肆反对“中央特别委员”，拼命拥蒋上台，这时终于得到了高回报。 陈果夫当上中央常委，陈立夫当上中央秘书长，标志着“蒋家天下陈家党”的正式形成 ，也标志着陈立夫这位年轻政客开始步入政治事业的高峰。 1931年6月13日至15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三届五中全会，陈立夫在此次会议上又进一步，当上了中央组织部部长。自此，陈立夫掌控了国民党的人事大权。 陈立夫一得志，就开始在党内大搞派系和小圈子。 蒋介石虽然掌握了国民党的最高权力，由于党内人员复杂，三大之后争权夺利仍十分激烈，蒋介石感到了危机。他觉得，党内、政府内，没有一个效忠他的坚强团体，他的法西斯统治就不会稳固，也不会长久。 为了在国民党内弄一个效忠他的秘密小团体，他于1933年元旦从南昌飞回南京，将陈果夫、陈立夫、张道藩、张厉生、余井塘，特务头子戴笠、徐恩曾及黄埔系的康泽、邓文仪、贺衷寒、刘健群等人，叫到军校内的住所痛骂一顿，说他们太无能，是大饭桶，既没有办法对付共产党，对党内的派系和纷争也不能清除。 骂了之后，他又若明若暗地说，现在外有共产党，内有各种派系，使他感到极其难办，希望大家想些办法，帮助他渡过危机。 陈氏兄弟挨骂之后，回来对蒋介石的话进行了仔细琢磨。 他们感到，国民党清共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党内的纷争却一直不断，而且今天出现这个派，明天又突然冒出那个帮，各帮派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使国民党难以形成战斗力。 经过苦苦思索，并在CC骨干分子中多次研讨，陈立夫决定效仿德国、意大利法西斯头目希特勒、墨索里尼搞法西斯党的模式，建立坚固的组织，这个组织以效忠蒋介石、打击异己为己任，使蒋介石能为所欲为地在中国施行法西斯统治。 陈立夫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蒋介石，得到蒋介石的赞同，蒋介石还对陈立夫说：“你们在我手下做事，就要替我分忧，为我解愁，把党政军的官员都团结在我周围，并要真心实意地拥护我，效忠我。” 陈立夫系蒋介石提拔起来的，自然要一切为蒋是瞻。 在陈果夫、陈立夫的精心操作下，国民党内以CC分子为骨干的两个带有法西斯性质的秘密团体——青天白日团（简称为青白团）、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简称同志会）诞生了。这两个组织名称虽不同，章程也不尽一致，但其宗旨却是一样的，开宗明义拥护蒋介石为国民党惟一的领袖，而且终生不渝，主要组成人员也基本相同。青白团、同志会的干事长为陈果夫，副干事长为陈立夫，常务干事为张厉生、张道藩、余井塘、徐恩曾、叶秀峰等人，中央干事有周佛海、程天放、曾养甫、赖琏、苗培成等人。 这个组织建起来后，无论是开展活动或吸收新成员，均极其严格、机密、神秘，很少让其他国民党人知道。 据逃往台湾并参加过此组织的许孝炎透露，陈立夫在南京及其他各省市专门设立了一处办理加入“青白团”、“同志会”手续的秘密点，南京的点设在中山门外灵谷寺的无梁殿，此殿系明朝建筑，全部用泥砖砌成，没有一根木头，故称无梁殿。原CC分子、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员训练处处长，后任过河南省代省长的胡梦华在《国民党CC派系的形成经过》一文中，对他1933年夏季加入“同志会”有下面一段回忆： 陈访先引我到他家一间东房。该房内布置一个香案，上铺红毯，其上有燃着的两只红烛台，墙上悬着蒋介石的像和孙中山的像，他发给了我“青白团”章程和“同志会”章程32开小本子一册，又给我入团表格和入会表格各一式两张，叫我即时填写，并加盖我的名章，填写毕交给他，他交给我一份入团入会誓词，严肃地叫我立在蒋介石像前，举右手读誓词，宣誓入团入会，他旁立监视。宣誓毕，我在誓词上签名盖章交给了他。该入团入会表格前面附有志愿书及誓词，都突出一点，即“拥护蒋介石为国民党惟一领袖，终身不渝”……
《政治杀手陈立夫》 残杀大批革命者组建派系打击异己（4）（图）
由于“青白团”、“同志会”两个组织性质、宗旨相同，活动经常交叉，操作起来甚为麻烦，“青白团”搞了一段时间被解散了，“同志会”则一直坚持到抗战时止。 “青白团”、“同志会”到底吸收了多少人，因十分机密，只有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及少数几个人知道，一般人均不清楚。直到1938年，陈果夫在武汉召集“同志会”的人开会，人们才知道这个组织有500多人。 陈立夫在扩充“青白团”、“同志会”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有时也受到抵制，有时还因搞过了头，受到蒋介石的训斥。 蒋介石的文臣陈布雷因一天到晚在蒋介石身边，陈氏兄弟为拉拢他，曾下过大力。他们的关系虽说不是很好，陈立夫却通过与陈布雷的密切交往，获得了不少蒋介石的绝密内情。为了把陈布雷拉入“青白团”、“同志会”，陈立夫绞尽了脑汁。 据陈布雷的弟弟陈训慈先生在《先兄陈布雷杂记》中说，大约在抗日战争前的三四年的一天，陈立夫用小车来接陈布雷，说是到近郊去小游。陈布雷一天到晚坐在办公室内，很少外出，此次陈立夫亲自来邀，他便同意了。不料他上车后，七转八转，并未往郊外走，而是被拉到一条街巷的小楼前停了下来。陈立夫将陈布雷带到一间较暗的中厅，发现里面有蒋介石像，而且还有香炉供设着，感到不对劲，问陈立夫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将他带到这里来。陈立夫这才对他说：“请你参加我们党内的‘青白团’和‘同志会’。” 陈立夫还告诉他，参加“青白团”的表格已代他填好了，现在只作个宣誓。说完就将誓词交给陈布雷，要陈布雷举手宣读。陈布雷觉得陈立夫欺骗了他，心里很不高兴，但又不好发火，加上他发现誓词中有效忠蒋介石之句，便极不情愿地举手宣誓了。 宣誓完后，陈布雷觉得这是搞派别活动，再无心游玩，要求回家。陈立夫只得亲自将陈布雷送回了家。 陈布雷在家中对陈立夫说：“立夫，你这样做不行，刚才的宣誓不算数，我还要将此事马上报告委员长。” 陈立夫心想：此事是经蒋介石同意才搞的，而且又是忠于他的，报告了也不怕。蒋介石断不会批评我做错了。 陈立夫走后，陈布雷真的将此事报告了蒋介石，并对蒋说：“我在你左右担任这样的职责，必须不偏不倚，才可做事，立夫却逼我参加他的派系活动，我想不通。他这种做法，我不承认！” 蒋介石听了，表示同意，然后对陈布雷说：“我准备找立夫谈谈，他们搞‘青白团’、‘同志会’怎么搞到你头上了呢？这样做是不对的。” 据陈训慈先生说，蒋介石事后训斥了陈果夫、陈立夫，批评他们将事情搞麻烦了，并说“青白团”、“同志会”不应吸收陈布雷这样的人参加。 陈训慈还在文中说：“这简直是一个荒唐的故事。布雷对年长的陈果夫是尊重的，对陈立夫也多有交往，所以对CC原还多加体谅，而这一场他所痛心的风波，是我战时到渝后他特地告诉我的，谈时有声有色，有余恨未消的样子。” 尽管“同志会”后来解散了，CC帮派却一直存在，而且一直活动到台湾。CC、“青白团”、“同志会”表面打的是拥护、效忠蒋介石的旗号，陈氏兄弟却用CC、“青白团”、“同志会”的名义在国民党内拉帮结派，扩充势力，形成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强大的帮派集团，这个集团对外打击共产党，对内专门制造摩擦、纠纷，导致国民党内矛盾重重，问题成堆，甚至发展到连蒋介石的一些想法和愿望也难以在党内施行。 1935年11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次大会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时，因陈立夫手握党权，具体操控大会，将大批CC分子弄入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更有趣的是，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时，因陈立夫是会议的活跃人物，得的票数居然比蒋介石还多了1张。陈立夫得到这一消息，喜忧交集，喜的是自己在国民党内取得了真正的领导、支配权，忧的是怕蒋介石得知此事会心中不悦。 为了将此事瞒住，陈立夫悄悄地将监票、计票人员召集来开紧急会议，要求他们累计票时，将自己的票数减去一张，加到蒋介石头上。计票、监票人员虽然知道此事不合规则，因怕丢了饭碗，只好按陈立夫的意思办。 由于此次大会的代表和中央执、监委员安排CC分子太多，过去在国民党内地位并不高的人突然在此次会上大放光彩，如原调查科的副主任吴保丰及叶秀峰、徐恩曾、骆美奂、张冲等，甚至连原毫无名气的津浦铁路特别党部的委员邵华等人都被选为中委、候补中委，而蒋介石拉拢的一些不属他嫡系的军政头目纷纷落选，造成与会人员意见纷纷。张学良曾向蒋介石建议五大会上要安排一名部下做中央委员，蒋介石答应了，陈立夫却以种种理由推托。张学良见中央执、监委员没有他推荐的人，十分不满，特地跑去找蒋介石问理。蒋介石觉得对不住张学良，训了陈立夫一顿。 后来，蒋介石考虑又有一人非得要安排，要陈立夫考虑加进去，陈立夫说人事已定，选举已完，大家都知道，再不好加。蒋介石听了大怒道：“实在不行，就让骆美奂、张冲他们以让贤的名义退下来，邵华等人做中央委员不够格，只能勉强做个候补中央委员！” 陈立夫为难说：“这样的事情，我怎么好与他们谈呢？” 蒋介石余怒未消地说：“不能谈也要谈！” 张冲消息灵通，也很机敏，怕蒋介石找他的麻烦，会未开完就偷偷跑到上海去躲了起来。 第二天，CC分子骆美奂也想跑，没有来得及走就被蒋介石召去。蒋介石对他说：“因中央执行委员名额有限，你这次当选了要退让一下，我要另安排一人，下次开大会时，再将你选上。” 骆美奂见是蒋介石亲自找他谈话，而且又许诺在六大会议上保证让他当上中央执行委员，没有讲任何价钱，同意“让贤”。这样，五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的骆美奂，在公布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名单时，被蒋介石换了下来。蒋找张冲时，因大家都不知张冲到哪里去了，张的五届中央执行委员才没有被换下来。 在上海的张冲看到公布的中央执行委员有自己的名字，知道风波过去了，又悄悄回到南京。 国民党五大会上的这场风波，使蒋介石感觉陈氏兄弟，特别是陈立夫的派系势力发展太快，而且已危及到他，决定以后对陈立夫及其派系的权力进行适当的节制和约束。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在国民党内组成一个庞大的派系，是尽人皆知的事实，陈立夫自己也承认了有以他们兄弟为首的CC派系，如1946年夏，陈立夫在庐山接受《中央日报》记者赵浩生采访时，就向赵专门谈到了国民党内有以他为首的CC派系问题。赵浩生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记得有一天，我到陈立夫的住处去采访他，请他谈谈CC派的来龙去脉。他毫不隐讳地告诉我，国民党有中央俱乐部组织，英文叫central club，简称CC，因为他和乃兄都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他们姓陈（chen），也是CC，所以就有了这个名词。” 1959年5月初，陈立夫回台探父，蒋介石只限他在台住一个星期，他很有气。5月7日，CC分子颜艮昌去看他时，他十分愤慨地说，当年搞中央俱乐部，即CC组织时，是蒋叫他搞的。 国民党的其他高官，如陈诚、阎锡山、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王世杰、宋子文、孔祥熙等，都曾在不同的场合，说过国民党内有以陈氏兄弟为首的CC派，并骂CC可恨、可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