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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上了著名油画《开国大典》，后来又从这幅画上消失了。
这里有一幅画，一幅油画。
这幅画题为《开国大典》。作者董希文。作于1953年秋。
据说，这幅画完成的时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很想看看。商量的结果是，请江丰、董希文将《开国大典》连同精选的徐悲鸿、齐白石的作品，布置在中南海怀仁堂后面的大厅里。
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抽出时间，兴致勃勃地观赏了这些作品。
一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来到怀仁堂后面的大厅，大家的兴趣集中在这幅《开国大典》上。
“画得很像。”大家都说。
“画得很好。”毛泽东紧握着董希文的手说。毛泽东意犹未尽，继续评论着董希文的这幅油画：“是大国，是中国。我们的油画拿到国际间去，别人是比不过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
为了对艺术家的劳动表示感谢，毛泽东招呼摄影记者侯波，为大家合影留念。
后面还有一幅画，也是油画。标题也是《开国大典》，作者也是董希文，只是没有标明创作时间。
再仔细看看，这幅画同前面那一幅有没有什么不同？看看站在毛泽东后面的一群领导人，第一排从左到右数一数：
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
回过头去再看看前面那一幅，张澜的左面却多了一个人，一个留背头、戴眼镜、穿深色衣服、个子高高的人。
这个人是谁呢？
高岗。
这就是说，董希文第一次创作《开国大典》，画面上有高岗。
后来，高岗却从这幅名画上消失了。
1993年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
就在毛泽东100周年诞辰的前两天，1993年12月24日，首都一家报纸，在头版通栏的位置，发表了没有标明创作时间的《开国大典》，也就是没有高岗的《开国大典》；第二天，12月2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四版的头条位置，发表了1953年创作的《开国大典》，也就是有高岗的《开国大典》。
这件事可能没有什么人注意到，几乎微不足道。
这件微不足道的、极平常的事情，却有着极不寻常的意味。
三十多年前的1962年，有一个“利用小说反党”的重大案件，现在的年轻人，有的可能知道，有的可能不知道了。
这个案件，就是作家李建彤写了一部题为《刘志丹》的小说。小说中有个人物叫罗炎。罗炎给照金苏区送信，而高岗，在陕北闹革命时，就曾给照金苏区送过信。就为这，当时康生一伙人就认定“小说中的‘罗炎’就是高岗”，写了高岗就是替高岗翻案，替高岗翻案就是反党。康生于是编出一条“毛主席语录”：“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由这部所谓的“反党小说”，牵牵连连，拉扯出一个“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贾拓夫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死，又拉出一个马文瑞同志，凑成“习、马、刘反党集团”，最后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甚至干脆统称之曰“西北反党集团”。就因为《刘志丹》小说一案，打击了几千名干部，再加上牵扯进去的文艺界、出版界的干部，以及陕甘宁老区的基层干部和群众，有上万人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黑爪牙。
搅得如此昏天黑地的一场闹剧，不过就因为一部小说中一个人物给苏区送信的行动，有些像高岗。
1993年12月，《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1953年创作的《开国大典》原作，高岗的形象又赫然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对这件事偏偏谁都没有在意。
中国毕竟是开放了。
人们的思想也毕竟是解放了。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也毕竟是恢复了。历史就是历史，有谁就有谁，没谁就没谁，是谁就是谁。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政治稳定了，社会安定了。
中国的神经，再也不那么脆弱了。
那么，高岗究竟为什么从一幅名画上消失了呢？
两个人物——高岗、饶漱石其人（一）王明“左”倾机会主义（1）
20世纪30年代初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膨胀到了陕北根据地，红军“肃反”运动中，刘志丹、高岗等主要负责人被逮捕，几十人被杀。1935年秋，党中央到达陕北后，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逮捕！停止审查！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
高岗，陕西横山县人，贫苦农民家庭出身。陕北民歌唱的“横山上下来了游击队”，就是那个横山。
高岗生于1905年。他死于何年，怎么死的，后面自有交代。
1926年，高岗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他才21岁。
1927年，高岗在西北地方部队从事兵运工作，为瓦解敌军、壮大革命武装而努力。
1933年，28岁的高岗，任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42师政治委员。
1935年2月，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成立，高岗为委员，同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同年9月，任第15军团政治部主任。
1936年，高岗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司令员。这一年，他才31岁。
抗日战争时期，高岗先后担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书记、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边区参政议会议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委员、代理政治委员。
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高岗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这时，高岗才40岁。
解放战争时期，高岗先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北满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人民政府主席。
1949年9月，高岗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这一年，高岗44岁。
1935年秋天以前，高岗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做出了贡献，立下了功劳。陕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唯一没有丧失的根据地。
1935年9月，中央红军长征到了甘肃境内，仍然不知道有陕北这块根据地。
9月19日，聂荣臻同志和林彪进驻哈达铺，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了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报》，那上面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聂荣臻说：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他赶紧派骑兵通讯员把这张报纸送给了毛泽东。
第四天，毛泽东在红军团以上干部会上说：“我们要北上，张国焘要南下，张国焘说我们是机会主义。究竟哪个是机会主义？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最后，毛泽东告诉大家，从现地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根据地只不过七八百里了。
中央红军向陕北根据地兼程前进。
得到这个消息，蒋介石大为震惊。蒋介石一直害怕中央红军同其他红军汇合。现在眼看着中央红军要同陕北红军汇合了，这是他最害怕的。
蒋介石一面十万火急部署对中央红军继续围追堵截，一面调兵遣将，发动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徐海东为军团长、刘志丹为副军团长、高岗为政治部主任的红十五军团，积极部署战斗，准备粉碎敌人的“围剿”。劳山战役，一举歼灭敌军一一○师近两个团和师直属队全部，约3700人，击毙师长何中立。
但是，“围剿”尚未粉碎，我军不得不部署新的战役。
恰恰在这时，陕北根据地发生了错误的肃反事件，这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恶性膨胀的结果。陕甘晋省委，在劳山战役开始时，就确定要“肃反”。劳山战役后的第三天，省委的信送到十五军团。信中说：后方已经逮捕了几个人，根据他们的口供，揭发出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刘景范等很多高级干部，都是右派反革命，并在准备更大的阴谋活动。省委指令：在前方立即逮捕刘志丹、高岗等人。正在十五军团有关负责人犹豫之际，省委又来信强调：“刘、高等右派反革命问题，省委已有严密的考虑和决定，不日将派×××来前方传达，并协同解决。”
局势已无可挽回，刘志丹、高岗等一批高级干部即遭逮捕。
此次“肃反”中，错杀了90余人。
在外部，蒋介石的“围剿”没有粉碎；在内部，一大批革命干部被逮捕、遭杀害。
陕北，全国范围内仅存的这块红色根据地，陷入了极端严重的危机！
1935年10月19日傍晚，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完成了长征，到达吴起镇。红军一进吴起镇，看见一间窑洞门口挂着工农民主政府的牌子，觉得真是到了家了。
两个人物——高岗、饶漱石其人（一）王明“左”倾机会主义（2）
毛泽东到达吴起镇，就听当地干部和群众反映：陕北的肃反有问题。毛泽东当时就提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他还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很高，懂得很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
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郭洪涛（陕甘晋省委副书记）、聂洪钧（西北军委主席）的汇报。当他们汇报到肃反的时候，毛泽东立即命令：
“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刀下留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
中央很快决定，由董必武、李维汉、王首道、张云逸、郭洪涛五人负责审查陕北肃反案件。随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负责人听取五人小组的汇报。毛泽东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释放。
毛泽东的指示传出以后，广大军民奔走相告：“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
11月底，中央组织部召开平反大会。会上，宣布刘志丹、高岗等无罪，立即释放，同时宣布对戴季英、聂洪钧的处分决定。戴季英不服气，周恩来说：“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
陕北革命根据地，位于西北边远地区，经济文化落后，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周围的反动势力相对薄弱。在蒋介石剿共的“赌桌”上，陕北不是首要的、甚至不是重要的“赌注”。当时党中央的“左”倾路线，传达到这里，既困难，又缓慢。由于这些原因，陕北这块红色区域才得以存活下来。
陕北根据地的开创者们，能立足于本地区的实际，运用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在根据地内外实行的一套政策，都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1943年4月23日延安《解放日报》一篇文章指出：“刘志丹同志远离中央，能从革命实践中体会马列主义之精髓，使马列主义之普遍真理具体实现于西北，其方针策略，无不立场坚定、实事求是、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不调和之斗争。”
我们可以把这段话，看作是对为西北根据地的创立、发展做出贡献的广大党员的评价。毫无疑问，这更是陕北根据地能存在的重要原因。
生活中常有偶然的巧合。这偶然的巧合，似乎有冥冥之中的神助。其实这不过是必然通过偶然而体现罢了。
恰巧，在1935年秋天，外部反革命势力和内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夹攻这块红色土地，使之处于续断存亡的关键时节，毛泽东来了！风尘仆仆地从几万里以外赶来了！党中央来了！经历了千辛万苦的党中央，从尘土、泥泞和血迹中踏过来了！我们的被“左”倾机会主义摧残得遍体鳞伤的党中央，经过遵义会议而成熟了的党中央，怀着“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凌云壮志，来到了陕北。
毛泽东、党中央，及时挽救了陕北这块仅存的红色根据地。
毛泽东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
朱德接着说：“陕北苏区成为我们长征退却的终点；陕北苏区又成为我们整顿部队发动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