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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这三条都有很大的作用，但是只有这三条，我看还不足以保证我们党内不再出张国焘这类的人物。”
关于第一条，陈云说：“原来想，革命已经胜利，似乎可以不出张国焘这类人物了。现在看来，恰恰相反，革命胜利了的国家，更容易出。现在比起秘密工作和在山沟里打游击的时代，更容易出野心人物。大家是为革命来的，还是为做官来的呢？回答这个问题也容易。起初是干革命来的，以后是革命加做官，既革命，又做官。后来官越做越大，味道也越来越大。”
这时，会场上发出了笑声。高岗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但他还是尴尬地咧了咧嘴。
陈云继续说：“有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把革命忘光了。”——这句话，在高岗拉陈云一起拱刘少奇的时候，陈云对高岗说过。
陈云接着说：“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 ，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
这时，坐在高岗前面的人不住地点头，左面、右面，也有人点头。陈云说的好像并不是讲什么道理，而是摆事实。常常有这种情形：越是深刻的道理，就越不像是道理，而是实际，是事实——无可辩驳的事实。
陈云继续提醒说：“我们不能盲目乐观的。所以，希望我们党内不出野心人物，这种好心肠，我看是会落空的。把希望寄托在这一点上，是很危险的。”
两次会议（一）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揭发批评高岗、饶漱石（5）
关于第二条，陈云说：“加强党内马列主义教育，这是很好的，但我看只靠教育也不能保证党内不出李国焘、王国焘。张国焘不是老党员吗？他比一般干部受的马列主义教育还少吗？但是他叛变了。这证明什么呢？证明只靠马列主义的教育，还不能保证我们党内不出野心人物。”
关于第三条，陈云说：“至于说有毛主席在，我们党内就可以不出野心人物，我看也是靠不住的。毛主席当然是伟大的领袖，是我们党团结的核心，但是，这是否可以保证我们党内不出李国焘、王国焘呢？也靠不住。我看，只能出得少一些，出得慢一些。有些露了头以后，因为毛主席在，容易解决，解决得快一些，但并不能保证不出。‘毛主席万岁’这是一个政治口号，但是毛主席在生理上是不能万岁的。我在这里，在四中全会上，说毛主席生命不能万岁，这似乎不太好，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实际上是不能万岁的。”
这时，会场上的气氛很有些异样，这气氛分明格外严肃，但又活泼；分明格外庄重，但又轻松。高岗想，陈云说这些话真够大胆的了，他自己可不敢这么说，特别是在这大庭广众之下。但他又朦朦胧胧感到，大概越是内心坦荡，才越敢实话实说，心怀鬼胎，才拐弯抹角，吞吞吐吐。
陈云最后的意见是：
“我们翻来覆去地想一想，可靠的是什么呢？我们党内可能出现分裂的危险，就没有什么办法防止了吗？我看可靠的、永久的办法，可以传到我们子孙后代的，就是提高高级领导人的革命觉悟和革命嗅觉。出了野心人物的时候，乱子闹得大不大，关键是什么呢？我看关键是在几百个高级领导人，就是省（市）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及军队中的负责干部。如果这几百个人有高度的革命觉悟，有高度的革命嗅觉，那么，出了李国焘、王国焘也容易把他揭露。如果这几百人觉悟不高，嗅觉不灵，出了野心人物的时候是可能闹不团结的，甚至可能闹到党的分裂。出大乱子出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这几百个人里面，首先是在座诸公，穿黄衣服的，穿黑衣服的，党头、政头、军头这几百个人。如果出了野心人物，能否迅速地把他揭露，不闹成大乱子呢？那也决定于这几百个人。只要这几百个人头脑十分清醒，革命胜利就会有保证。”
陈云发言完毕，该轮到周恩来了。
周恩来的发言，篇幅相当长。当讲到党的团结，建议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时，周恩来说：
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向全党敲起警钟，反对任何共产党员由满腔热忱地、勤勤恳恳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
为什么把问题提得这样严重呢？这是从苏联共产党、各国共产党乃至我们党自己的历史中吸取教训而得出的结论。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的党已是胜利的党、执政的党，因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的威信又是这样高，所以个人主义的反党活动已不甚可能以公开面目反对党的领导，而会是躲藏在党的正确路线的旗帜下，利用某些领导同志的缺点和个别错误以及党内某些不同的意见，进行暗中挑拨和散布流言，有时更假借名义，进行非法活动，以便达到个人企图。
我们之所以特别着重地反对党内一部分干部中首先是高级干部中滋长着的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是因其如不受到严厉的批评和纠正，这样的干部就会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家，或者被这种野心家所利用。我们党内目前主要的危险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而党内干部中首先是高级干部中的骄傲情绪，正好是这种思想滋生的温床。
骄傲的起因，多由于在工作中有了一些成绩就沾沾自喜，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我们高级干部中若有这种骄傲情绪，又不加以制止，其危险性就最大，因为就他的地位、权力、威信、影响来说，最容易生长出个人主义野心，对党、对共产主义的事业也就危害最大。
我们又要区别流言蜚语、个人攻击与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前一种，那些话是见不得人的，是拿不到桌面上的；后一种，应该是言行一致的，表里如一的。这中间的界限就是我上边说的，属于后一种的，不管当面也好，背后也好，会里也好，会外也好，都是可以说的，因为都是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嘛！前一种就不同了，那些话不都是可以到处说的，只可以在背后说，在会外说，在一群人中说，在一个地区说，这就有了见不得人、拿不到桌面上来的短处了。我们要区别破坏团结的非法活动与一般性的自由主义。我们也要区别严重的个人主义与一般的骄傲情绪。当然，一般的自由主义和骄傲情绪可以为个人主义的非法活动所利用，并且可以发展成为严重的个人主义。这中间有没有界限呢？有的，决定的界限就是有没有发展到了个人野心，争夺权位，破坏党的纪律，进行反党活动。
刚才说的是一般性问题，我在底下说一说特殊性问题。
在这次四中全会上，根据毛泽东同志所提议的方针，大家充分开展了自我批评，对报告和决议草案中所提出的破坏党的团结的危险状况已给了严肃的原则批判，并一致要求犯这种严重错误的同志迅速彻底改正，不要错上加错。
我现在先对犯下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严重错误的同志提一些意见。他们的初步检讨是值得欢迎的，但应该指出：还不完全，还不深刻。我们希望他们能诚恳坦率地继续反省，来满足大家对他们迅速彻底改正错误的要求。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以为犯这种错误的同志应该端正自己检讨错误的态度。根据我自己的经验，首先，应该依靠党。
其次，应该求教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两次会议（一）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揭发批评高岗、饶漱石（6）
第三，应该努力反省。自己做错的事，自己总是知道的。有些话，有些事，一时想不起来，多回忆几次，重要的总会记起来的，同志们也可以帮助对出来的。自己反省，一定要用党的尺度来衡量，并且要准备经过一个认识、斗争和痛苦的过程。属于思想觉悟方面，可能因为认识的关系，一个时候将“是”当成“非”，或者挖得不深，等到认识进步了，自然允许修正或者改变。这在我们检讨当中是常有的事。可是，若属于思想本质的问题，则不能容许把有当成无，把黑的当成白的，抵赖和造谣是资产阶级思想本质的反映，不是我们无产阶级的思想本质。没有想通的可以等待，但事实俱在，人证俱全，就不应该否认。
第四，应该靠同志们的帮助。共产党人是靠集体生活的，一个人如果平常批评不得，或者不将心事告人，这个人的短处或弱点就很难在平时得到补救。这种人不犯错误则已，一犯就会摔大跤，犯大错误，这次犯错误的同志恰恰就是这种情况。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如果欢迎同志们的帮助，就要承受得起同志们的彻底的尖锐的批评，要认识只有这样的同志才是良师益友。推动和鼓励是需要的，掩饰和隐瞒是有害的。经过同志们的帮助，揭露出更多的错误，在政治上会更加健康起来，而不是更加衰弱。应该欢迎同志们开刀治病，不应该仇恨医生。
周恩来发言结束后，进行《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决议》的表决。
当《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一致通过”的时候，春笋般林立的手臂中，也有高岗的一只手臂。但是，高岗觉得自己的这只手，好像是被一种浪涛浮力托上来的，那么机械，那么僵硬。这时的高岗，脑子里尽是周恩来发言中的那些名词、那些短语，什么“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野心家”、“个人主义的反党活动”、“暗中挑拨”、“非法活动”、“把有当成无，把黑的当成白的”、“抵赖和造谣”、“赖掉一些，隐瞒一些”、“还不完全，还不深刻”、“继续反省”、“见不得人”、“拿不到桌面上来”，等等，等等，像是一大盘韭菜炒豆芽，乱糟糟搅作一团了。
高岗用了最大的克制力在克制自己，镇定自己。你是高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你还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你还是东北局书记，你还是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也就是“高主席”。你千万不能失态。你还有朋友，你还有希望。这就是堤坝。堤坝后面是汹涌激荡的一腔热血。千万得守住这堤坝。一点蚁穴都不能有，任何一种一念之差，都会成为一种蚁穴，足以使大坝顷刻倾塌的蚁穴。稍一不慎，局面将不可收拾。
这不可收拾的局面，终于有一天来到了。
两次会议（二）高岗掏出手枪，迅速对准自己的头部……（1）
在50年代，中国共产党内的重要会议，一般是不公开举行的，如果有必要发表新闻，也只有到会议结束以后的某个时间。七届四中全会，2月10日就闭幕了。2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和学习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文件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向干部和党员认真传达并组织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决议》三个文件。到了2月18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才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公报》，同时发表题为《增强党的团结是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根本保证》的社论。就全社会来说，只有这时，人们才知道这次会议的消息。
中共中央召开四中全会，目的是就高、饶事件，向全党敲起警钟，对高、饶本人，则是指出他们错误的严重性，希望他们沉痛反省，悬崖勒马，停止一切坏的想法和做法，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继续为党工作。采取的方针是治病救人，等待觉悟。如果高、饶能作深刻自我批评，切切实实痛改前非，事情的结局会完全是另一种样子。
然而，高岗、饶漱石在四中全会上的“检查”，一个虚晃一枪，一个不痛不痒。刘少奇、周恩来当然很不满意，便向远在杭州的毛泽东如实报告。刘少奇、周恩来很快得到毛泽东的答复：“公开揭露！”
中央书记处迅速决定，2月中旬，分头召开两个座谈会，一个是高岗问题座谈会，由周恩来主持；一个是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参加座谈会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7人，重要工作人员40人。这些同志大都是东北和华东两个大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