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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
朱德接着说：“陕北苏区成为我们长征退却的终点；陕北苏区又成为我们整顿部队发动抗日高潮和以后发展的出发点。”
1936年4月，刘志丹不幸牺牲了。
陕北地区的工作怎么办？中央西北局的工作怎么办？
青年时代就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毛泽东，目光所及，是整个中国，整个世界。他绝非包打天下的个人主义英雄，他坚信革命是阶级的事业，是群众的事业。在他心目中占据首要位置的是“千千万万”，千千万万的干部，千千万万的群众。一切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同毛泽东的观念是格格不入的。
然而，毛泽东又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在“乱世英雄起四方”的局面下，全国“揭竿而起”的大大小小山头，又有多少？毛泽东承认这些山头，照顾这些山头。各个山头的干部对本山头又非常之熟悉，这一点，绝非其他山头的干部可比。但是，毛泽东承认和照顾这些山头的最终目的，还是消灭这些山头，使山头融化，全党变成一体。
刘志丹牺牲之后，毛泽东召集陕北的老同志开会，征求大家的意见，陕北地区的工作，不能没有陕北的同志参加。
大家说，陕北的干部，在刘志丹、谢子长牺牲以后，按资历，就要数高岗了。
好，高岗就高岗吧。
两个人物——高岗、饶漱石其人（一）王明“左”倾机会主义（3）
那时，高岗正在内蒙古地区工作。党中央到达陕北以后，非常重视内蒙古地区的工作，内蒙古地区是陕甘宁根据地的靠背，也就是党中央的靠背，这是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的。内蒙古地区，只能搞好。就在党中央到达陕北，把高岗从“左”倾机会主义“肃反”的“刀下”解救出来之后，就组织内蒙古地区工作委员会，以高岗为首，去了内蒙古地区。
刘志丹牺牲之后，毛泽东从内蒙古地区调回了高岗，让他负责中央西北局的工作。
高岗担任中央西北局书记以后，经常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反映情况。工作中，表现了高岗的能力与魄力。1941年6月初，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讨论征粮问题。天正下着大雨，会议室突遭雷击，一名县长被雷电击死。事后，一个农民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安部门扣押了这个农民，当作反革命事件进行追查。
高岗直言不讳地向毛泽东反映了这一情况。英明的毛泽东调查了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后，下令释放了这个农民，同时命令边区政府减少了三分之一的征粮数，减轻了边区农民的负担。这件事对边区乃至全党震动极大。
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乘飞机飞回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又飞到延安。王明回延安后，中央让他分工负责指导西北局的工作。王明恶习不改，自以为从苏联回来，镀了金，有了“尚方宝剑”，成了“钦差大臣”，于是变本加厉，盛气凌人，指手划脚，连毛泽东都不在话下，高岗哪在他的眼里？王明对西北局工作的指导，无非是夸夸其谈，脱离实际。
一天，高岗对毛泽东说：
“我们以为苏联飞机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东西，却不知道这是祸从天降！”
原来，当王明、康生乘飞机回到延安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张闻天、朱德等前往机场欢迎。毛泽东以《饮水思源》为题致欢迎词。他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喜从天降”。
我们不必苛求毛泽东，不必指责他这篇欢迎词有些过分。那时，王明也好，康生也好，还有其他苏联人也好，还都是同志。毛泽东历来主张团结的人越多越好，历来主张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久别的同志回来了，回到自己身边了，总是令人高兴的。
然而，高岗当着毛泽东的面，针对毛泽东的“喜从天降”，来了个“祸从天降”，一字之差，针锋相对，却不能不说要有点胆量和勇气。高岗心里也想过，连有人咒骂“雷公怎么不打死毛泽东”，毛泽东都能“海涵”，都能从中发现问题，引出积极的结果，区区一句“祸从天降”，又算什么？
事实确实如此，毛泽东听出了高岗话里的弦外之音，很快就不让王明负责指导西北局的工作，换成任弼时了。
1981年，李维汉在一个座谈会上说：
“第一，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的路线是正确的；第二，高岗在边区党委和西北局的工作是执行中央路线的；第三，土地革命时期陕北有两个人民领袖——刘志丹和谢子长。”
1982年，王首道在一个会议上说：
“高岗在陕北同刘志丹等人，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是有功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前，一度要把他们抓起来当作右派，后来我们给他们平了反，刀下留人，高岗是很感激的。但以后，高岗极端个人主义发展，走上了反党和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事实就是事实。
历史就是历史。
其实，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那篇著名讲话中，也提到并且称赞了高岗。他说，许多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新四军到后才创立的，许多地方工作是外来干部去后才发展的。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完全团结一致，只有本地干部大批地生长了，并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我党在根据地才能生根。接着，毛泽东同志比较了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长处和短处：外来干部比较本地干部，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这些方面，总要差些。拿我来说，就是这样。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的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高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1953年以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勾掉了高岗的名字，把后面这句话改为“和一些陕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多了”。
自然，这种改动，也已经成为历史了。
那么，在陕北时期的高岗，是不是完完全全是一个有功劳的高岗、正面的高岗、光明的高岗、完美的高岗呢？
不，不是这样。
先看看跨越1942~1943年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高干会”。
这个会是在延安整风运动深入的基础上召开的，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召开的，是在作了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之后召开的。
会议组成了以高岗为首的9人主席团，出席会议的有边区一级党、政、军、民、学各系统负责干部97人，军队旅以上干部52人，县团级干部117人。大会于1942年10月19日开幕，1943年1月14日结束。大会进入第二阶段以后，毛泽东、贺龙、林伯渠、刘少奇、彭真等领导同志都作了报告，高岗、康生也作了报告。
这次大会，端正了边区党的路线，达到了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的一致；大会端正了党风，明确了边区党的各项任务，同时也为经济建设指明了方向。
两个人物——高岗、饶漱石其人（一）王明“左”倾机会主义（4）
这次大会是成功的，效果明显，影响也大。
但是，这次大会也存在问题。大会开始十多天，基本上是就事论事，不得要领，如讨论农村党员问题，就只用“到会、交费、模范、公道”四条去套。只是到了第二阶段，毛泽东及时指示主席团要改变方针，要从细微末节的问题转到党内存在的根本思想问题上来，如自由主义问题、对党闹独立性等重大问题，大会才走上正轨。虽然如此，西北边区对党闹独立性的问题和自由主义问题，并没有解决。会议指出，“边区当前仍然存在着闹独立性和自由主义的倾向”。高岗对这个正确的批评，不仅不予接受，反而以一贯正确自居，继续同党闹独立性。而且，由于强调西北局要以高岗为首，因而无论是会上发言还是会后报道，都有突出个人，甚至个人崇拜的现象。对这些，高岗当然不能辞其咎。
据熟悉当时情况的老同志回忆，高岗不仅有同党中央闹独立性的毛病，在部门和部门之间，领导同志之间，他也是常常闹矛盾。例如，当时的留守兵团司令员，对西北局尊重不够。任弼时和林伯渠找这位司令员谈话，要他尊重西北局，西北局是中央的代表机关。任弼时认为，我们的军队必须和老百姓结合在一起，依靠老百姓才能打胜仗。比如边区的军队，吃饭靠老百姓供给粮食，打仗靠老百姓帮助运输、抬担架，有缺额或者扩编时，要靠老百姓来补充。所以说，我们的军队和老百姓是互相依存的，是血肉相连的。
这位司令员是个好同志，接受了任弼时和林伯渠的帮助。
然而，高岗却不。他的思想，没有进入应有的境界。他利用自己的某种优势，向党中央争一种东西。他说：
“留守兵团如果仍旧归中央管，那么，他们的后勤保障我们西北局就不管了。如果要西北局保障他们的后勤，那就得由西北局来管他们。”
中央有中央的难处，要中央保障留守兵团的后勤供应，这是不可能的。为了顾全大局，留守兵团就只好让西北局管。中央让步了。
两个人物——高岗、饶漱石其人（一）同高岗接触过的女性，多少人有口难言
1971年夏天，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时说：
我们这个党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10次。开头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线错误……1928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神气起来了。从1930年6月到9月，他搞了三个多月的立三路线。1930年到1931年，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
据说，罗章龙对毛泽东这些话，作过别出心裁的“注释”：
陈独秀有个“独”字，成了第一个机会主义头子；瞿秋白的“瞿”字上面是两个“目”字，也就成了第二个机会主义头子；李立三有个“三”字，就是第三个机会主义头子；我罗章龙的“罗”字，头上顶着个“四”字，就成了第四个机会主义头子。
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讲到所谓10次路线斗争。他说：
“过去常说10次路线斗争，现在应该怎么看？
“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这就减去了两次。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团。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的。罗章龙另立中央，分裂党。张国焘是搞阴谋诡计的。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林彪、江青更不用说了。”
事实证明，这些“路线斗争”，有些是完全搞错了，不能算了；有的谈不上有什么“路线”，就是说，是一次“斗争”，进行这个斗争是正确的，但犯错误的人并没有提出什么路线。人们也都知道，在这些斗争中，对于那些代表人物的揭露和批判，都没有涉及私生活问题。这似乎是中国党内斗争的一个特点。
然而，唯独对高岗是例外。
1954年2月，周恩来主持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周恩来于2月25日在座谈会上作了总结发言。这个总结发言的提纲，后来送毛泽东审阅过。这个发言提纲中，就一再讲到高岗私生活的腐化。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的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面。
高岗的私生活也是腐化的，完全违背共产主义者的道德标准。
除周恩来以外，还有好几位领导同志的报告和讲话中，都讲到高岗私生活的腐化。如：
高岗的私生活腐烂透顶。高岗极端腐化的生活和无法无天的流氓恶霸行为，长期无人揭发。
很长时期以来，高岗的私生活是腐化的，进入城市以后，更采用各种卑鄙手段污辱妇女，并且同不少政治面目不清的妇女发生关系。在道德上极端堕落。
高岗诱奸、强奸妇女，挥霍无度、荒淫无耻、腐化透顶的私生活，简直和军阀官僚淫乱的生活同样，道德败坏已达极点。
党的领导人，在正式会议上，用这样的语言，讲到一位曾经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的私生活，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这是“独一份儿”的。
其实，50年代初期的东北，在一般干部和群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