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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找找高岗去！饶漱石相信在高岗那里，肯定会得到一些东西，而不会损失什么。
饶漱石要了车，对司机说：
“去东交民巷8号。”
东交民巷8号是高岗的住处。
坐下以后，高岗笑了笑，便开门见山：
“漱石同志，这次又见到了斯大林了。又是你们团长点你的将吧？你们团长是很器重你的！”
高岗谈笑风生，但是话里有话，气势逼人。
“我可真不知道。”一贯疑神疑鬼的饶漱石，说了这一句就停住了。他知道高岗说的是刘少奇，刘少奇是这次出席苏共十九大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刘少奇对自己是不薄，那年他去延安，不是让自己代理他的新四军政委职务吗？可是，高岗这气势逼人的语气，很使饶漱石为难，不同意吧，好像也说不过去；同意吧，那等于当面顶了高岗，就等于说：是刘少奇点的将，刘少奇是很器重我，又怎么样？！这显然不合适，还是同刘少奇拉开距离为妙。饶漱石只好来了这么一句：“我可真不知道。”不知道什么？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反正不能当面顶撞高岗。何况高岗现在势头很猛，本来就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现在又来一个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计划委员会”，人称“经济内阁”，好生了得！
高岗对饶漱石微妙的心理活动，有所察觉，他自己倒是更挥洒自如，得心应手了：
“漱石同志，咱们可是老相识、老朋友了。你今天来得好，你不来，我还想找你聊聊呐。去年1月，我在东北局高干会上有个讲话，《东北日报》1月21日全文发表了，题目是《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学习》杂志去年第一期全文转载了这篇讲话。不知你注意到了没有？”
两个人物——高岗、饶漱石其人（二）调虎离山（2）
“知道知道，”饶漱石连声说，“只是那天忙忙乱乱，有件什么急事，没仔细看。”
“我那篇讲话，可以说是我对这几年党内不同思想交锋的一个总结。”高岗看着饶漱石。
饶漱石不言语，洗耳恭听。
“我在讲话中主要讲两个问题，一个是对待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一个是农村经济的发展方向问题。我说的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就是在这两个问题上。”
高岗还是看着饶漱石。
饶漱石仍然是洗耳恭听。
“1949年五六月份，中央有个《关于对民族资本家政策问题给东北局电》，你一定记得。”
饶漱石点头称是：“记得，那是批评你们在资本家问题上的‘左’倾错误的。”
“那个文件，不是毛主席起草的，是他起草的。他批评我‘左’倾，按照他的观点，正确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他在天津的那些报告和讲话。他的那些讲话，无非是说民族资产阶级不是我们的斗争对象，如果当作斗争对象，就是犯了路线错误。资本家在生产方面占很高的地位，要保护资本家，保护资本家就是保护生产。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下，还要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多，坏处少。他还多次讲，过渡到社会主义，中国不采取苏联的方式，而采取民族资本家与我们一起走入社会主义的方式。他希望资本家多办工厂，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以至八个、十六个。办得越多，贡献越大，因为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
高岗说到这里，为他的得意之笔而哈哈大笑。
“这就是说，谁反对剥削，谁就是‘左’倾。”高岗在他的得意之笔上又锦上添花，然后又是一阵大笑。
饶漱石还是洗耳恭听。他没有笑。他笑不起来。他觉得他从文件里看到过刘少奇的这些话，但经高岗一叙述，又不大像是刘少奇的话。说不大像刘少奇的话，刘少奇又确实讲过这些话。他觉得这个高岗的确非同小可，自己应当警惕一点。当然，也可以说，应当学着点。
“这是关于对待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高岗接着说，“还有农村经济的发展方向问题。”
“1949年12月，我们东北开了个农村工作座谈会，我在会上指出，土改后农民经济生活大部分上升，上升的比例，松江占60％~70％，吉林约2/3，黑龙江的显著上升户占54％。上升户中一小部分添了车马，有的雇了长工，买进或租进了土地。另有一部分人呢，因为缺乏劳动力或患病，或者因为缺乏生产资料，再加上有的好吃懒做，经济生活下降，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已经开始向前面的那一小部分人出卖或者出租土地；有的借粮借款。还有，有些农村党员开始雇长工，有些党员听了党员不应剥削雇工的党课后，解雇长工，出卖牲口。有些村干部不让上升户买车马，怕他们单干，有的认为组织起来是‘国策’，单干不合法。不少区县干部提出问题：新民主主义的农村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农民应该经过什么样的道路走向富裕？怎么样才叫提高一步？除了组织起来以外，农村还要干什么？”
高岗接着说：
“我的回答是：我们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使绝大多数农民，上升为丰衣足食的农民。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绝大多数农民由个体逐步地向集体方向发展。组织起来发展生产，是我们农村生产的基本方向。我批评了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但是，我着重批评了各种各样的要求单干的思想，对旧式富农感兴趣、对组织起来感到苦恼的思想。我强调要加强领导，要组织起来。我还提出，现时的互助合作，在生产工具改进之后，还可以进一步提高与发展。我宣布了奖励互助合作的具体经济政策，比如，除水利、防疫贷款以外的农贷，全部贷给那些好的、但生产上有困难的变工组；新式农具，首先贷给变工组；各种优良品种、国家有可能给的农业扶助，一切变工组都有优先权。关于党员雇工或单干的问题，我明确地说，从原则上讲，党员是不允许剥削人的，党员要雇工，就说服他不要雇；党员不参加变工组是不对的。对这些问题，主要是采取教育的方法解决，不是必要的时候，不采用组织手段。
“我们这次座谈会以后，就有关党员雇工的问题，向中央写了个请示报告。”
说到这里，高岗想了想，对饶漱石说：
“请你等一下，我找一份东西。”
高岗从保险柜里拿出一份材料，继续说：
“20多天以后，1949年1月下旬吧，中组部给我们复信，说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组织不得强制，其党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开除。在今天农村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限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
高岗念完这一段，问饶漱石：
“你听清了没有？”
两个人物——高岗、饶漱石其人（二）调虎离山（3）
“听清楚了。”饶漱石说。
“下面还有哩！”高岗又接着说，“我还收到他那时同安子文的谈话记录。记录是这样的，你听——
东北土改后农村经济开始向上发展了。有三匹马一副犁一挂大车的农民，不是富农，而是中农。今天东北的变工互助是建筑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好的基础。将来70％的农民有了三匹马，互助组就会缩小，因为中农更多了，他能够单干了。这是好现象。现在的变工互助能否发展成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这是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现在对富农雇人买马不要限制，三五年之后再限制，用国家颁布劳动法，把雇农组织起来，提高雇农的待遇，征土地税，多累进一些，多加公粮等办法予以限制。党员成为富农其党籍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过早了。有剥削也还是可以做社会主义者的，圣西门是一个资本家，但他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虽然当时是空想的。现在是私有制社会。党员生产发家了，要将财产交公也交不出去，将来在实行集体化时，将自己的财产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因此，即使东北将来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因为过几年，东北可能会有一百万党员，这一万人若都不好，被开除也不要紧。认为当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
高岗又停下来，问饶漱石：
“这一段你听清了没有？”
“听清了，听清了。”饶漱石微微笑道。
高岗继续说：
“我得到这个谈话记录以后，有一次在北京，当面交给了毛主席。毛主席还批给陈伯达看。我后来听说，毛主席对这个谈话很不满，很生气，脸色都变了。
“这是1950年发生的一些事情。因为思想分歧没有解决，到1951年，又发生几件同样的事情。1951年10月，毛主席起草了中央关于转发我就东北农村互助合作问题写的报告的通报，认为我在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你是知道的，文件你也一定看过。我的报告认为，随着中农已经成为农村中的多数和农民自发倾向的发展，我们在指导农村互助合作的工作中，反对和防止的主要偏向，已经不是什么侵犯中农利益，而是农民的自发倾向。农民的主要顾虑，也不是什么‘怕发展’、‘怕归大堆’，而是要求迅速扩大再生产。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办公厅将中央的通报，我的报告和三个附件，印成小册子，作为党内文件，发给各地学习。
“毛主席和党中央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措施，也是事出有因的。这原因就是，1951年4月，山西省委向中央和华北局写了一个题为《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报告认为，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的自发势力发展了，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因此，山西省委主张，扶植和增强互助组内‘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两个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的自发势力，引导互助组走向更高一级的形式。
“可是，山西省委的这个报告，又受到同一个人，还有薄一波等的批评，说什么现在采取动摇私有制的步骤，条件不成熟。没有拖拉机，没有化肥，不要急于搞农业生产合作社。还说，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来逐步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错误的。
“他把山西省委批评得好厉害，说山西省委对土改后农村中出现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感到害怕，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阻止和避免这种趋势；说主张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他认为山西省委的想法，在目前是冒险的，‘左’的，带破坏性的，在将来是右的，改良主义的。
“对山西省委的这些批评，动静还不小，又是文件，又是讲话，又是批示，又是文章。
“最后，还是捅到毛主席那里去了。毛主席找他们几个人谈话，明确表示不支持他们而支持山西省委，对于认为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都提出了批评。毛主席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也就是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只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那么，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
“可是，他们的意见，他们对山西省委的批评，在会议上、在内部刊物上、在公开的报纸上，已经发表了。这样，毛主席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