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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他们的意见，他们对山西省委的批评，在会议上、在内部刊物上、在公开的报纸上，已经发表了。这样，毛主席才不得不针对他们的观点，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中央办公厅把我的报告印成小册子，就是措施之一。
“回过头来，再说我那篇《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的文章。我那篇文章，就是针对他的，他的关于党对资产阶级政策的观点，关于农村互助合作的观点，关于富农党员处理问题的观点，都是右的，都应当批判。
“我还想，自从七大以来，他的这类错误不少。我甚至怀疑，在七大上，他的地位是不是捧得太高了？
“还有一点，我今天说句话搁在这里：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同毛主席的看法有分歧。而且，事情并没有完。不信咱们走着瞧。”
高岗讲到的这些事情，有的饶漱石听说过，有的看到过文件，但他并没有联系起来进行过系统的思考。今天，听高岗这一席话，那么有根有据，有因有果，就觉得真的是一件大事了。既然如此，高岗又被调到中央，委以重任，那就是说，中央是支持高岗了？他想想摸底，便对高岗说：
“你现在调到中央，身负重任，看来，中央支持你，这是没有问题的。”
“别这么看。”高岗马上回答道，“告诉你吧，去年8月我就得到了通知，要我到中央来。但是我拖着，既不表态，也不成行。去年9月份，毛主席给我发了一封电报，请我早日来中央着手建立由我担负的工作，让我告诉他我何时可以到北京，并说习仲勋一两天内就到北京担负中央宣传部和文委的工作。我又拖了一个多月才到北京。”
两个人物——高岗、饶漱石其人（二）调虎离山（4）
说到这里，高岗站了起来，走两步，又折回，俯下身冲着饶漱石：
“调虎离山！这你比我都懂。东北这个地方山很大，老虎大有回旋余地和藏身之处，一旦离开了，就不行了。我反反复复考虑究竟是不是调虎离山？是调虎离山又怎么办？！”
“调虎离山”四个字，使饶漱石为之一震，但他未露声色，却故作姿态地说：
“你过虑了。把你调到中央是‘调虎离山’？把老虎调到身边来？那不成了‘引狼入室’？中央还是重视你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内阁’，是实权机关，不是闲差。”
“可能吧！”高岗说，“我既然来了，那就一不做，二不休了。”
饶漱石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便同高岗说了些闲话，告辞而去。
高岗送饶漱石到院内，握手时，他看着这位身材矮胖、满头黑发、两道浓眉、留着上髭的华东地区第一把手，高岗眼看着他上了汽车。高岗想：他也是一方诸侯，到时候，会用得着的。
饶漱石心中可不平静，坐在汽车上想了一路。他心里何尝不是七上八下？一会儿觉得中央也应当调自己进京，自己也是一个大区的一把手，现在也有了一些要调他进京的传闻。一会儿也害怕调虎离山，上海那地方，山也不算小，一定意义上讲，比东北的山还大，而且离“皇帝”更远。自古道，“伴君如伴虎”，到了北京，自己不仅算不上是虎，反倒送到老虎嘴边了，那滋味好受？可是，别人都调进中央，如果自己还在地方上，算怎么回事？别人又怎么看？左也难堪，右也不妙。高岗能坦然说出他怕调虎离山，很不容易，算是做到灵魂相见推心置腹了。至少有这几点：第一；说明他高岗也把自己看成是“虎”，想闹腾闹腾；第二，说明他同中央也有距离，有隔膜，不是一条心，而是两条心；第三，说明他也有自己的“山”，有自己的地盘。
饶漱石觉得自己同高岗很对味儿。
饶漱石觉得高岗这人信得过。
饶漱石觉得应该向高岗学点什么，比如说，学他的胆量？学他的干练？学他的气魄？
在有些方面——不，应该说在很多方面，刘少奇不如高岗。刘少奇没有高岗干一番大事情的锐气，刘少奇也不像高岗那样“体己”，饶漱石从来没有感到和刘少奇的心灵那么相通过，就像今天同高岗这样。
时隔不久，1953年3月，饶漱石也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调来了北京。
他同高岗有着完全相同的感受：调虎离山。即使高岗没有向饶漱石说出这四个字，饶漱石也会这样想，这样觉得，这样认为。
然而，饶漱石还是感到兴奋，无论怎么说，总算是从地方进了中央了。中央组织部，掌握人事大权，闹着玩儿的？！何况，地方上的职务都还兼着嘛，高岗还兼东北局书记，饶漱石也还兼着华东局第一书记。再说，“调虎离山”又怎么样？北京至少有两只虎了，有了虎，也会垒起一座山来。
饶漱石高高兴兴进了北京。
饶漱石进北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高岗长谈。
在上层没有几个心腹之人，没有三朋四友，谁也别想当京官儿。这一点，饶漱石心如明镜。
两次会议（一）饶漱石是“新官上任，刚来即斗”（1）
高岗在财经工作会议上放炮，饶漱石在中组部大闹。毛泽东说饶漱石是“新官上任，刚来即斗”；邓小平说高岗同饶漱石是“这边一炮，那边一斗”。
北京，成为共和国政治漩涡的中心，大约可以说开始于1953年夏季。
财经工作会议结束以后，随着自然界的气温慢慢进入三伏，政治气温也愈加燥热。
毛泽东分别与方方面面的不少同志谈过话。
毛泽东说：说薄一波同志犯了路线错误，少奇同志有圈圈，都是错误的说法。
毛泽东说：少奇同志是大公无私的，是正派的，他决不是那种搞宗派的人。
毛泽东说：借“东北一党员”的信和鞍钢检查组两件事批评薄一波，也不能成立。
毛泽东还给各大区负责同志讲过话。毛泽东说：中级干部北方人多，高级干部南方人多，是历史形成的。这是因为，在早期，南方革命运动发展较为普遍，后来，革命运动转到北方来了。现在，不管南方干部、北方干部，中级干部、高级干部，都不要有“圈圈”，要消灭“圈圈”。要重视党的团结，消除山头。
等等，等等。
这些，不是很清楚吗？
然而，在一种特殊情况下，清楚的也会变成胡涂，像大米干饭被搅成稀粥一样。
毛泽东完整的讲话，被切割成一句句、一条条，像一幢房子被拆成一块块砖头，像一件衣服被撕成一条条布带，这些块块、条条，又被掐头去尾，丢三落四，就闹不清哪儿是哪儿了。
比如说，“说少奇同志有圈圈，是错误的说法”，变成了“少奇有圈圈，是错误的”。
比如说，“南方干部、北方干部，中级干部、高级干部、都不要有‘圈圈’，要消灭‘圈圈’”，变成了“对呀，财经会上，就是批评‘圈圈’，毛主席支持财经会议，提出要消灭‘圈圈’”。
总之，各种传闻，各种消息，有从这里来的，有从那里来的，有从东边来的，有从西边来的，正面一枪，反面一棒，斜刺里又来一棍，这就乱了。
当然，从辩证的观点看来，乱也有乱的好处。什么说法都有，人们就可以“自由”选择，“各取所需”，就像吃一顿“思想自助餐”。这就可以检验人们的思想，检验人们的情操，检验人们的信念，检验人们的道德，检验人们的灵魂，也检验人们的“鼻子”——识别能力。在鉴别中觉得这个对的，就跑过来了，觉得那个对的，就跑过去了。越听越觉得自己对的，就更加坚定起来；越听越胡涂的，就缩回去，退出了。无论坚持哪种意见，都能从纷纭的“众说”中找到根据，都有继续坚持干下去的充足理由，理既直，气就壮。一次再次，时间长了，“日久见人心”，是钢是铁，自会分明。这就叫历史的筛选。
财经会议结束后，高岗、饶漱石也在坚持着。他们就会内会外发生的情况，交换了意见。
他们共同的看法是：抓住这次会的时机，以新税制为突破口，突出路线斗争问题，明批薄，暗射刘，这些都是很对的，效果也很不错，弄得周恩来都无法收场，下不来台。虽然在政治局会上，毛主席的脸色不大好看，但那是因为大家都在场，面对面，毛主席不得不那样做。可见，有毛主席在场的时候，不能搞得太急，太过，这是一条经验。在公开场合，在大庭广众之中，有些人说点冠冕堂皇的话，可以理解，可以原谅，人，不过就那么回事。
他们认为：总的来看，这次会是初试锋芒，初显身手，成绩不错。事实证明，有利条件很多，余地很大，大有可为。结合人们自身的利益，可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把他们争取过来。这一点，已经得到事实的证明，以后还要坚持这样做。
他们约定：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9月就要召开，中央的意图是总结经验，研究如何加强干部工作，以保证经济建设顺利进行。这很好，总结经验，咱们还是抓两条路线，抓反右倾。刘少奇就怕反右。财经会上咱们是“批薄射刘”，组织工作会就来个“讨安伐刘”。安子文是刘少奇的亲信，得狠狠整整他，就像对薄一波那样。
财经会议结束十天以后的一个下午，秘书报告饶漱石，高岗来电话了。
饶漱石拿起电话说，我正找你，哪儿都找不到，谁也不知道你哪儿去了。
高岗说，我出去办了些事，你快到我家来一趟。
饶漱石旋风般地到了高岗家。高岗告诉饶漱石：
可靠消息，中央书记处提出，我们国家的行政机关，是否可以考虑采用苏联那种部长会议的形式？党中央是否可以考虑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这可是一个大好时机！我就为这事跑，跑了好几处。罗瑞卿那里，陈云那里，我都跑了，还有几处。
最大的妨碍还是刘少奇、周恩来，主要是刘少奇。因此，我向他们讲，我们党的历史上有“二元论”，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应该修改。决议中说，刘少奇是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的代表，这不对头嘛，需要重新做结论。说刘少奇代表白区那倒可以。毛主席代表红区，刘少奇代表白区。咱们都是红区的。你看，现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的权力，几乎都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们手里，“红区的党”的干部有多少？既然要设副主席，搞部长会议，再也不能让“白区的党”的干部篡夺党了。
两次会议（一）饶漱石是“新官上任，刚来即斗”（2）
我的来龙去脉，大家都知道，一个陕北，一个东北，再加个抗美援朝。这两个地方和抗美援朝，毛主席都是很重视的。毛主席想让我抓政治局，刘少奇去搞他的“议会”，也就是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可以当个部长会议主席。其实，让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还不如林彪当。林彪现在在杭州。我得赶紧到南方去一趟。组织工作会，就由你了。
最后，高岗问：
“你找我有什么事？”
“主要就是这事，我也听到了风声。再就是你说给我推荐点干部，得快一点，我在中组部的人太少。”
“好，走以前，我给你一个名单。”
“还有，原来东北局组织部的那位还行吧？”
“没问题，他可以在会上发言，我已经同他谈过了。”高岗略加思索，又说：“今后，中组部的工作可以以他为核心。你就不一定还管那些具体事了。”
“那好。”饶漱石那双小而明亮的眼睛，眨巴几下，心领神会。
“有些我自己不好说的话，你是可以说的。——当然，场合要适当。”这句话，饶漱石也一听就懂。
其实，饶漱石在中组部整安子文，早在财经工作会议正在召开的7月中旬，就已经动手了。
那是在槐里胡同1号中组部的一次部务会议上。
这之前不久，中组部党员管理处处长王甫和办公室主任赵汉，曾经带几个人，到山东考察“新三反”运动和农村整党的情况。他们的工作很不顺利，有些地方组织不仅不支持，反而进行阻挠。王、赵二人找到山东分局的主要负责人反映，也没有结果。没办法，王、赵二人觉得工作进行不下去，就回北京了。后来安子文向刘少奇、周恩来反映了这一情况。
就为这，饶漱石在部务会上向安子文发动突然袭击。整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