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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邓正来（《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书评》主编）
在《中国书评》选集（ 1994—1996）即将编辑完成的时候，我们特
意邀请诸位来共同举行这个“《中国书评》学术意义笔谈会”，目的是
要请你们对你们为什么长年以来一直关注并积极参与学术书评和学术批
判传统建设这个问题谈谈感想，也请大家就各自在这个传统建设的过程
中所获得的认识进行交流。如果诸位没有意见，我希望能把这些笔谈文
字收入《中国书评》选集（1994—1996），因为这些文字不仅能够与“选
集”所收入的书评和评论文章构成一种极有意义的对话，而且还能够更
加明确我们建构学术评价体系的意义。
关于《中国书评》的学术意义，我想从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发
展过程中发生的几个并不为人们所注意的现象来谈谈个人的想法。第
一，自中国社会科学于九十年代获得大规模的发展以来，学界的主要关
注点一直侧重于学术规范的建设。这个问题对于社会科学“后发”的中
国学术建设来讲，在序列上的确具有首位性；但是，正是这个问题所具
有的这种首位性，却使我们不知不觉地忽视了对这个问题所引发的可能
具有同样重要性的另一个问题的关注：这就是我们在努力建构学术规范
的同时也在被这些规范所建构，而其间的关键在于我们在转换成被规范
者的同时也往往丧失了对这些规范保有批判的位置。毋庸置疑，这种丧
失批判位置的现象，在某种意义上与我们所主张的置任何规范于批判之
下的社会科学知识类型相当紧张，而恰恰针对这个问题，《中国书评》
所坚决倡导的学术“批判”精神就具有了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实
际上所企图的是在建构中国学术规范的同时仍保有对我们自己主张的规
范进行反思和批判的位置。
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发生的第二种现象，我认为与两个
事实紧密相关：一是人们在关注批评或批判的同时往往忽略了如何学会
接受批评或批判的问题，而这就在客观结果上渐渐出现了我们并不欲图
的一个学术批判群与一个被批判群；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以部分人
主张批评或批判但同时也主张享受批判豁免的特权为基础的；二是我们
在关注自己学术发展的时候忽略了时间这一力量又诞生出了相当一批颇
有学识的年轻学者，尽管在浮出水面的学者与那些尚未浮出水面的学者
之间因生活经验的不同或接受思想资源的不同而会相当自然地产生观点
上的分歧，但这不是关键问题，真正的问题乃在于一些浮出水面的学者
在自由平等的学术活动中往往会不知不觉地“取消”那些未浮出水面的
学者的参与“资格”。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我决不是说有人故意要在自
由平等的学术场域中制造不自由不平等的学术“代沟”，而毋宁是认为
对时间力量的忽视而导致了这种非意图的结果。上述两个事实的存在，
构成了布迪厄批判欧洲学术界时所说的“学术山头”现象，而对于这种
并不符合学术生产基本逻辑的现象，《中国书评》所坚决信奉的学术生
产和学术批判面前人人平等的“批判”精神也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因为《中国书评》能够通过学术书评和学术评论这种自由而平等的实践
活动摧毁上述那种“学术山头”现象的基础。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尽管《中国书评》在中国学术书评和学术评
价体系建构方面做出了极富成效的工作，但是这种努力在中国毕竟还是
第一次，因此在许多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要更加强调对自
由平等的“批判”精神的坚持。我相信，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书
评》选集（1994－1996）之举，将会鼓励我们更加齐心协力共同把《中
国书评》办得更好，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奠定一个良性且具开放性的
基础。
评介新书树立规范
——贺《中国书评》选集出版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出版业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各类图书如雨后
春笋般涌现。在各类读物数量快速增加中，确实有许多传世之作，但也
难免有不少渣滓混乱其中。况且每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专业兴趣不
同，即使是好书，也不可能全部涉猎。因此，由各学科素养较高的专家
学者从众多新出版的图书中精挑一些有影响的书籍，对其进行介绍评
论，以帮助一般读者了解其内容和贡献，然后再让一般读者根据个人的
兴趣、爱好和时间来决定对这些书是精读、略读或是不读。在知识爆炸
的年代，这是处理信息的一个重要制度安排。四年前，邓正来先生和我
谈起要办《中国书评》时，我觉得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业，道理在此。
我当时对《中国书评》的期望也仅止于此。然而，这几年来《中国书评》
对中国学术界所做的贡献和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乎我当时的预料。
中国近一百多年以来，尤其是1978 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各个层面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各种社会科学
理论都是以一定的文化背景、社会制度、发展阶段作为前提，现有的理
论大多数产生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以解释发生于那些国家的现象
为目的。我国目前正处于从落后的农业经济向发达的工业经济、从传统
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现代化的市场经济的双重过渡中。因此，发生在
我国的许许多多现象都有其特殊性。简单搬用国外现有的理论经常有削
足适履之嫌。只有深入观察、总结分析，并据此提出新的理论，才有助
于我们了解发生在我国社会中的许多现象，而且只有这样产生的理论才
能对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走向作出较好的预测。同时随
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现象的国际意义也在加大。研究、分析中
国现象是我国社会科学界走上国际论坛的一个契机。但是中国的学术界
要做到国际化，必须先在研究方法上和国际学术界要求的规范化的方法
接轨，然后才能从本土问题的研究中走上国际学术的舞台。
《中国书评》自创刊以来，除了发挥一般书评评介图书的信息功能
外，还积极推动社会科学研究规范化和本土化的讨论，并以国际通行的
规范化要求，作为对我国本土学者所出论著的评论标准之一。《中国书
评》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对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益见其效。
这次辽宁大学出版社将《中国书评》第一至第十期中的文章精选编
辑成册，单独发行，既是对《中国书评》这些年来工作的一个肯定，也
是将《中国书评》所追求的目标在全国更大范围内的推广。我很高兴这
本书的出版，也很愿意把这本书推荐给各界的读者。
形成中国的学术共同体
北京大学法律系苏力
1994 年—1996 年出版的10 期《中国书评》给中国学术界留下了一
个重要的印记。它不仅使得许多人得以了解什么是学术的书评（而不是
廉价的广告），更重要的是通过一系列学术争论、批评、回应甚或反批
评，使得“批评”这个一度被玷污的、因此具有政治色彩的概念重新获
得了传统的学术的生命，尽管不是所有的人都习惯了批评，即使是在今
天；但它毕竟使得学术界获得了一个新的交流空间。
因此，《中国书评》的复刊对于中国的学术界具有重要意义。我相
信它仍将在中国学术的发展、中国的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中扮演一个不可
缺少的角色。
这里表现出来的我对《书评》的期待似乎并不热烈，不那么高。的
确如此，这主要是因为，我想到的并不仅仅一份杂志——即使是一份重
要的杂志，而是中国学术的发展，中国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如果以这个
追求为背景，那么我们应当提出要求的就不应当限于一份书评，更重要
的是要对我们学术人进行反思。《中国书评》仅仅是一种交流的渠道和
可能，一个载体，一个空间。
如果以中国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为标准，除了其他因素之外，我感到
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学术上的分工。我近来常常感到非常忙，反思起
来，一个重要原因是自己往往没有将自己很好定位，或有很多错位，因
此，往往被各种与学术或多或少有点关系的事牵着走，常常是自己想做
的，想写的，得不到落实，对一些问题的研究难以深化。我想，要解决
这个问题，一个重要的，也许还不实际，但并非不可能的是学术上要有
所分工。一方面，需要一批学者安心调查、研究、写作，将思想和经验
予以整理，写一篇是一篇，出一本是一本（我暂且称其为“生产者”）。
而另一方面是需要一批对学术敏感的批评家，他们的主要责任就是能将
前者的学术思想和观点推进市场（姑且称其为“零售商”），引起学界
的重视。当然，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将这两者完全
分开，而且也不可能将此作为一种规范性的要求强加于人。但是，劳动
分工似乎是近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促进经济繁荣的一个重
要条件。学术上也同样如此。分工对于个人来说，可以发挥个人的特长，
集中时间和精力做好自己喜好并能够做的事；对于社会来说，可以发挥
“生产”上的比较优势，形成规模效应（尽管仍然是个人的研究），因
此可以推进产品质量的改进，促进“产品”的丰富，和学术资源配置的
优化和成本降低。至少在目前的条件下，我看这几乎是一种学术发展的
必然。对于《书评》来说，其功能也许更多是后一点。如果真的如此，
《书评》所面临的任务就不是一般的难题，它必须培养出一批具有敏锐
学术眼光同时又志在于此的书评作者，他们能够并善于将一本著作甚或
是一篇论文中的思想提出来，推荐、批评、诘难、讨论，既引起学术界
的关注，同时又促使甚至是迫使原作者思想的深化发展。
另一个问题是要关注中国学者的研究。这一方面，是要有真正坦率、
真诚、有见地的批评，我想这一点很多人已经感受到了。我想谈的是另
一方面，是重视把中国学者自己的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形成对中国问题
的学术讨论，对这类研究加以深入的分析和批评（包括推荐和表扬）。
没有这一点，可能有一些中国学者，也有一些研究成果，但是却没有中
国的学术共同体。因为所谓学术共同体，就是要有交流，要有互动，要
有一些相互的批评，也要有表扬和借鉴，并由此形成一些共识。应当说，
昔日的《书评》是作了一些很重要的工作的，包括对一些重要著作的学
术讨论。但是还不够，尚未能影响一般的学界。
重视中国学者的研究，特别是表扬、推荐中国学者的研究，也许有
人怀疑，这很容易流变为相互吹捧，尤其在廉价的广告式书评甚多的今
天。这种可能的确存在。但是，我认为关键还在于写书评的人如何处理
这些问题。首先确实要有眼光，要愿意花功夫仔细阅读，而不是简单地
捧场；要能在一个学术脉络中展现这些你认为不错的研究究竟为什么不
错。其次，也要有气度，要能够将中国学人的研究成果当作中国学术共
同体的进展，将学术同仁的研究成果作为下一步研究的起点，为朋友的
哪怕是一个小小进展高兴。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认为读者是完全有能
力辨识什么是学术批评，什么是简单捧场的。这不仅是个人的事，而是
一个中文学术世界的事。例如，至少是在法学界、政治学界，我常常发
现一些著作和论文中大量引征的是外国人的一些显然过时或本来就不出
色、甚至未必入流但偶然进入中国研究者眼中的东西，有时甚至是一些
材料和关于中国的简单判断也是“出口转内销”。这种状况是与我们推
荐、关注中国学者的研究不够有关。
这种状况的发生，当年是有道理的，那时中文文献少，或者许多中
国学者是在西方受的训练，他们不得不主要利用西文文献。可是如果遗
忘了境况的变迁，将一种特定制约下出现的现象作为一种常规，一种“学
术规范”，就会贻误学界，贻误后人。这一点，也许是我们这些学术人
不能不审视的。因此，我非常赞同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经济学的中国学
派的追求，而不简单地赞同学术所讨论的具体问题上（而不是规范上）
的同世界接轨——除非是已然或必要。当然，这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