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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nded to Have Been Sent to a Gentleman in Warsaw，Chatto ＆ Windus，1990，p。153，
p。80。
＇3＇John Gray，Post…Liberalism：Studies in Political Thought ，Routledge，
NewYork/London，1993，p。315。
＇4＇Alan Hunt，”A Socialist Interest in Law”，in New Left Review，No。192。March/April
1992，p。105
＇5＇ Norberto Bobbio，”The Upturned Utopia”，After the Fall：The Failure of …munism
and the Future of Socialism，pp。3—5。
＇6＇ Jacques Derrida，”Spectres of Marx”，in New Left Review，No。204，p。 52。
＇7＇同上，p。35。
＇8＇ Jurgen Habermas，Between Facts and Norms：Contributions to a Discourse Theoryof
Law and Democracy，第六章。
＇9＇同上，斜体字为引者所用。
＇10＇同上书，第五章。关于哈贝马斯的“程序主义的民主观”以及法治与民主的关系，另
请参阅哈贝马斯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所写的两篇专稿：“民主的三个规范性模式”，《中国
社会科学季刊》1994 年总第8 期、“法治与民主的内在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 年
总第9 期。
＇11＇＇12＇＇13＇同上书，第三章、第三章、第九章。
哈贝马斯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趋势
——评《合法化危机》
陈振明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趋势的分析及由此形成的危机理论是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理论中的一个有特色、创新和
影响的方面。60 年代末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沿着两个方向展开
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趋势的研究：一是哈贝马斯、米利班德和奥康纳等
人对该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危机的研究，特别是对所谓的“合法化危
机”的研究；另一个是沿着法兰克福学派传统，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者”为代表的对生态危机的研究。而其中最全面系统、最有影响的是哈
贝马斯的危机理论（他的《合法化危机》就是专门讨论当代资本主义危
机问题的著作）。下面，我们将以哈贝马斯这本书为主，结合其他的著
作来评述他的危机理论。
一、关于经济危机趋势
哈贝马斯的当代资本主义一般危机趋势理论是建立在他对当代资本
主义的经济、政治行政和文化等系统的分析基础上的。他从对这些系统
的特征的分析转入对危机趋势的分析，并从经济危机趋势的分析开始。
这不仅因为经济危机理论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而且因
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的其他类型也是由经济危机转化而来的。
哈贝马斯围绕下列四个方面的问题来展开他的经济危机理论：（1）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否仍然存在着经济危机？（2）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它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危机又有何区别？（3）马克思的经济
危机理论是否仍然适应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4）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
经济危机与其他危机类型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
哈贝马斯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仍然存在着。原
因在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那
种自发的、盲目的经济方式。他说：“如果在先进资本主义中的经济危
机仍然存在着，那么，这就表明政府在实现过程的干预行为与交换过程
一样服从于自发起作用的经济规律，结果，它们服从于如在利润率下降
趋势所表达的经济危机趋势。”“因为危机趋势仍然是由价值规律所决
定的——即雇佣劳动与资本交换中的必然的不相称，所以，国家的活动
不能弥补利润率的下降趋势，充其量只能缓和它，即通过政治手段使它
达到顶点。因此，经济危机还将表现为社会危机，并导致政治斗争，使
资本所有者和依靠工资为生的群众之间的阶级对立又变得明朗化”。＇1＇
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的第四章（“经济危机原理”）中对上
述观点作了较详细的论证。他指出，国家干预并不是晚期资本主义特有
的现象，而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存在了的，只不过是在晚期资本主
义干扰的范围扩大，强度加强了。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国家提供资本
主义再生产的外部环境，创造自由竞争的条件，但这时国家的职能是补
充市场机制，而不是从属于市场机制；这种干预活动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资本主义经济自身运行的规律，因而不能消除经济危机。而在晚期资本
主义社会，国家不仅维护生产的一般条件，而且自身也成了价值规律的
执行机构，政府的活动并未阻止价值规律的自发运转，反而从属于它。
归根结底，政府的干预没有消除经济危机，相反还会加剧经济危机；阶
级斗争则仍然是“资本运动的契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的
根源乃在于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性质。在哈贝马斯看来，在晚期的资本主
义社会中，尽管因国家干预而出现了新的所有制形式——私人垄断所有
制和国家垄断所有制，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即它仍
然是私有制。他还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价值规律仍然起着作
用（因为竞争在一定范围内和某种程度上进行下去，凡是存在竞争的地
方，价值规律就将发生作用）。但这种作用比较曲折和间接。
既然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经济危机，那么，这时的经济危机
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危机形式又有何区别呢？或者说，它有何新
特点呢？哈贝马斯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的范
围、程度大大扩展和加强了。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不仅作为价
值规律无意识、自发的执行机构在运转，而且作为联合的“垄断资本”
的计划代理人在运转，现在经济活动已离不开政府的干预。这导致了晚
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出现新特点。
哈贝马斯将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活动分为四类：（1）为了建立和维
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它持续存在的先决条件，国家维持以保护财
产和契约自由为核心的民法体系；保持市场体系免受自我破坏作用的威
胁；它实现作为总体的经济的先决条件；促进国家经济在国际竞争中的
竞争能力；通过对外扩张，维护民族尊严和对内敌人的镇压来再生产自
身。（2）资本的积累过程要求采用与新的商业组织、竞争和金融等新形
式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如通过调整银行法和商业法和操纵税收系统）。
在从事这些活动时，国家将自己局限于市场的补充作用，使自己适应于
而不是影响市场的动态过程，因此，社会的组织原则和价级结构并未受
影响。（3）上述活动有别于国家的市场替代职能，后者并不是合法地独
立出现，而是针对市场驱动力的弱点，使积累过程继续成为可能（而不
让积累进程自我运转）。因此，这样的行为创造了新的经济事态，或者
通过创造或改善投资机会，或者通过改变了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在
这两种情况下，社会的组织原则都受到了影响。（4）国家对于积累过程
的功能失调后果作出补偿。因此，国家一方面负责处理私人企业的外溢
结果（如生态破坏），或通过结构性政策措施保证陷入困境的产业部门
的生存；另一方面，应工会和改良主义政党的要求，实施某些旨在于改
善失去独立能力的工人的社会状况的调节和干预。＇2＇
国家既从事前两种活动，更主要的是从事后两种活动。这时国家不
仅要以更强有力的手段和在更大的程度上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持续存
在的先决条件和补充市场机制，以满足市场控制的积累过程的需要，而
且它要首先完成填补市场功能的缺陷，干预积累过程，弥补其所造成的
政治上不可容忍的结果。这样的社会的组织原则受到了影响，生产关系
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哈贝马斯列出三种主要变化：第一，一种改变了
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影响了社会的组织原则，即反思劳动
（reflectivelabour）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发生作用，也就是说，科学技
术成了一种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这影响到社会的组织原则；第二，一
种准政治的工资结构，反映了阶级妥协，并使非政治性的阶级关系被搁
置；第三，对政治系统合法化的日益增长的要求刺激了各种以使用价值
定向的要求，因而就必须有新的意识形态来为政治系统的合法化辩护。
正是生产关系所产生的这些新变化，使晚期资本主义产生了不同于自由
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在哈贝马斯看来，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与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
危机的主要区别在于：一是危机采取了新的形式。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
危机是生产过剩危机，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表现为危机——停滞——
恢复——繁荣——危机的循环；而在晚期资本主义中，这种生产过剩的
周期性危机不可能再出现。尽管这时的危机也是一种产出危机，但问题
出在可消费价值的分配上，危机的形式则表现为：持续的通货膨胀，政
府的财政赤字，连续不断的生产停滞以及公共贫穷与私人财富的日益增
长的不平等。二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发生了转移，即从经济
系统转移到社会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而且与后两个系统的危机相比，
经济危机已不再是主要的危机形式。
二、关于政治危机的趋势
哈贝马斯由经济危机的分析转入对政治系统危机趋势的分析。他将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危机趋势划分成两种形式：合理性危机
（Rationality Crisis）和合法化危机（LegitimationCrisis）。对于
这两种危机的含义、内容及其相互关系。哈贝马斯作了如下的说明：“政
治系统要求尽可能广泛的群众忠诚的投入，产出可以有效地加以执行的
行政决策。产出危机具有合理性危机的形式，它是由行政系统不能成功
地协调和完成来自于经济系统的指令所造成的；输入危机具有合法化危
机的形式，当来自于经济系统的调节指令被执行时，合法化系统不能把
群众的忠诚维护在一个所需水平的时候，合法化危机就出现了。尽管这
两种危机趋势都产生于政治系统，但它们的表现形式不同。合理性危机
是一种被转移了的系统危机，它与经济危机一样反映了代表非普遍化利
益的社会化生产与各种调节指令的矛盾。这种危机可以通过国家机器解
组的方式而转变为对合法化的撤退。相反，合法化危机直接地是一种同
一性（identi…ty）危机。它并不是以使系统的一体化陷入危险的方式展
开，而是派生于如下事实，即履行政府各项任务将使非政治化的公共领
域的结构成问题，从而也就使保证私人自主处置生产资料的形式上的民
主成问题。”＇3＇，在哈贝马斯看来，所谓的合理性危机实际上是国家机
器尤其是行政机关不能很好履行经济职能所造成的，是一种行政管理的
危机，即行政管理合理性的缺乏或赤字（deficit）。他说：“公共行政
管理的合理性缺乏意味着在特定的边界条件下，国家机器不能有效地调
节经济系统。”＇4＇所谓的合法化危机则是一种认同感的危机，是人民大
众对现存制度缺乏信任感，即群众忠诚不足的危机。所以，他把合法化
危机说成是合法化的缺乏或赤字，说“合法化的缺乏意味着不可能通过
行政手段将规范结构维持或建立在所要求的范围上。”＇5＇哈贝马斯对这
两种危机形式分别作了详细的论证。
关于合理性危机。哈贝马斯指出，只有当合理性危机取代经济危机
时，才谈得上名符其实的合理性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实现问题的
逻辑不只是反映另一种操纵手段，即以合法权力的手段，而危机逻辑自
身因来自于市场交易中各种相互矛盾的指令转移到行政系统而改变。这
种论断有两种说明：一是用大家熟悉的商品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已构成市
场交易组成部分作为出发点。一方面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政府制订
计划以保证资本实现的需要日益增长；另一方面，私人自主处置生产资
料要求对国家干预加以限制，不允许对各个个体资本家的矛盾着的利益
作出有计划的协调。另一种说明是由奥菲提出的，即认为尽管国家弥补
了自我封闭的经济系统的不足，并且接管了对之加以补充的任务，但是，
由于其控制手段的逻辑所迫，国家不得不允许越来越多的外来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