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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我封闭的经济系统的不足，并且接管了对之加以补充的任务，但是，
由于其控制手段的逻辑所迫，国家不得不允许越来越多的外来因素进入
系统；由资本实现的指令所控制的经济系统的各种问题，若没有向异于
其结构的方面蔓延，就不能从行政上加以接收和处理。
在哈贝马斯看来，这是对合理性危机产生的原因的不同侧面的说
明。第一种说明将合理性危机归因于国家无法对各个个体资本家相矛盾
的利益加以有计划的协调，即国家无法同时满足自相矛盾的要求，实现
相互矛盾的指令，因此不得不在期望干预和被迫放弃干预之间徘徊。＇6＇
第二种说明则把合理性危机的原因说成是由于出现一些外在因素妨碍行
政管理机构作出合理的决策，这就意味着合理性的缺乏。哈贝马斯认为，
奥菲指出了导致合理性缺乏的三种外在因素，即（1）在公共和垄断的部
门的有组织的市场中，做出战略决策的边界条件改变了；（2）与公共部
门的功能相联系，出现了一个具体劳动日益取代抽象劳动的领域，特别
是决策的职业化导致了政府不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3）不能通过劳动
力市场再生产自身的非自立人口和自立人口相比有所增长。这三种因素
的出现，“破坏了国家干预这一重要手段得以运行的条件”，并产生了
“与危机相关的瓶颈。”＇7＇
关于合法化危机。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和《现代国家的合法
化问题》（载《交往与社会进化》一书）等论著中对这一危机形式作了
详尽的论述，这是他的当代资本主义危机趋势理论的颇具特色的方面。
什么是合法性和合法化？哈贝马斯在《交往与社会进化》一书中有清楚
的说明。他说：“关于合法性，我把它理解为一个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
值，合法性要求则与某个规范决定了的社会同一性的社会一体化之维护
相联系。合法化被用来证明合法性要求是好的，即表明现存的制度如何，
以及为什么适合于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去运用政治力量——在这种方式
中，对于该社会的同一性具有构成意义的各种价值将能够实现。”＇8＇，
又说：“合法性意味着对于某种要求行为正确的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认
可的政治秩序来说，有着一些好的根据。一个合法的秩序应得到承认。
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9＇所以，合法性指的是一
种政治秩序值得被人们所认可。这里，合法性与政治秩序相联系，它只
能运用于政治领域，同时，只有当一种统治秩序是否合法尚在争论之中，
才能运用这一概念。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只有政治秩序才拥有或丧
失合法性，只有它们才需要合法化，跨国公司或世界市场不会有合法性
问题。”＇10＇合法化则是指对合法性的论证方式，即证明某种政治秩序为
什么值得认可。哈贝马斯认为历史上出现过四种论证合法性的途径：早
期文明社会的统治家族借助于原始神话证明自身的正当性；古代文明帝
国的统治者借助以宇宙论为基础的伦理学、宗教和哲学；在近代尤其是
自然科学产生之后，则主要借助于自然律理论；到后来，由于卢梭和康
德等人的努力，证明的形式条件自身获得了合法化的力量。他考察了随
现代国家即资产阶级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合法化问题，他认为合法化问
题产生于由大帝国阶级社会向现代国家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有其内在
和外在两个方面：从内在方面说，现代国家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经济系统
分化的结果，该系统乃是通过市场（即一种非中心化、非政治化的手段）
对生产过程加以调节，从外在的方面讲，现代国家不是作为一个个体，
而是作为诸多国家构成的一个系统而出现的。由于这两个方面，现代国
家迫切要求合法化，现代国家的逐步形成是同对合法性要求的不断增加
密切联系的，或者说国家建构的过程必然对集体同一性的形式发生作
用，帝国的同一性在现代国家结构的压力下发生作用。＇11＇
哈贝马斯着重分析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合法性问题。在《交
往与社会进化》中，他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问题导源于一个
基本事实，即“社会福利国家与大众民主”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导致
国家在处理市场缺陷中处于自相矛盾的窘境：“一方面，对缺陷的限定
和处理缺陷的成功标尺存在于必须加以合法化的政治目标中，因为如果
国家打算承担上述各种任务，就必须运用合法化的力量；另一方面，国
家在承担各项任务的过程中，又不能采取通常的方式运用合法化的力
量，不能通过对决策的约束做到这一点，而只能通过调整他人的决策，
这个他人的私人自主性可能还没有被侵害”。＇12＇哈贝马斯认为，国家有
效实现合法化的任务受到四个方面情境的限制：（1）国家和经济之间的
互补关系导致了某种目标冲突（尤其是稳定政策和改革政策之间的冲
突）；（2）世界市场的发展，资本和劳动的国际化也已经确定了民族国
家行政范围的外部界限；（3）由于世界范围的系统一体化机制与地区性
的国家社会一体化之间的不相称等因素，已不能借助于民族主义的手段
遏制合法化危机；（4）社会结构的条件也特别不利于对意识形态的规划。
在《合法化危机》一书中，哈贝马斯将合法化危机的原因归结为：
（1）系统的局限；（2）对文化系统的干预的不可预料的副作用（政治
化）。他说：“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政治系统不仅将它的边界扩
展到经济系统，而且扩展到社会文化系统。当组织合理性传播时，文化
系统受到了损害和削弱。然而，传统的残余必须逃避行政的控制，因为
对于合法化至关重要的传统不能从行政上获得再生。此外，对文化事务
的操纵产生了出乎意料之外的副作用，它使以前由传统确定下来的并属
于政治系统边界条件的意义和规范成为公开讨论的主题。这样，思辩的
意志形成的范围扩展了，这是一种动摇非政治化的公共领域——该领域
对于系统的传统生存至关重要——的过程。＇13＇他认为，国家干预领域的
扩大，产生了一种副作用，即对合法化需求的不合比例的增长，不仅因
为行政机构处理的事务增多，必须为国家活动的新职能而保持忠诚，而
且因为作为行政机构处理事务日益增多的结果，与文化系统相比，政治
系统的边界发生了变化。于是，原先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作为政治系统边
界条件的文化事务，使被纳入行政计划领域。这种对文化事务的干预，
加速了以前属于私人范畴的生活领域的政治化，使文化传统所产生的“公
民私己主义”（Civil pri…vatism）——这是文化传统维护合法性的主
要东西——陷入危险，导致公民积极的政治参与，导致合法化的困境；
更由于阶级结构的存在，使得合法化危机成为不可避免。在哈贝马斯看
来，国家对文化事务的干预，把文化事务搞糟了，使意义成为稀缺的东
西，从而产生合法化危机。于是他又转入对社会文化系统危机趋势的分
析。＇14＇
三、关于文化危机的趋势
哈贝马斯认为，社会文化系统从经济和政治两个系统中获得采取了
货物和服务、法律和行政规范、公共的和社会的安全等等形式的投入，
经济和政治两种系统的危机是输出危机，是由社会文化系统中的失调并
转化为对合法化的撤退引起的，即这两种危机只有通过社会文化系统才
能爆发。因为社会的一体化依赖于这一系统的输出——直接依赖于它以
合法化形式向政治系统提供的动因，并间接地依赖于它向教育和职业系
统所提供的实施动因。既然与经济系统相对照，社会文化系统并不组织
自己的输入，因而不可能产生输入危机，所产生的总是输出危机。当规
范结构依其内在逻辑发生变化以致国家机构和职业系统的必要条件与社
会成员所理解的需求和合法性期望之间的互补性受到干扰时，我们就必
须考虑社会文化危机即动因危机（motivation crisis）趋势了。合法化
危机导源于现有的合法性不能满足政治系统的变化；而动因危机则是社
会文化系统自身变化的结果。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动因危机在文化传
统（道德规范和世界观）和儿童教养系统的结构变化层次上已变得相当
明显，因此，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和社会劳动系统赖以生存的传统
残余，被蚕食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已变得成问题，即公民
的利己主义和家庭—职业和利己主义陷入危机了；另一方面，资产阶级
意识形态的残余（科学信念、后奥拉特（postauratic）艺术和普遍的价
值体系）构成了一种功能失调的规范结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一
种它不能满足的“新”需要。＇15＇
哈贝马斯进而分析说，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由社会文化系统引
起的最重要的动因是公民利己主义和家庭—职业利己主义所构成的。所
谓的公民利己主义是指大众追求消费和安逸而不过问政治的倾向；而家
庭—职业利己主义则是指在职业选择上通过激烈竞争来求得地位、成就
以保证安逸的生活。哈贝马斯认为，这两种动因模式对于政治和经济系
统的持续存在是至关重要的，它们主要是由文化系统提供的，文化系统
是它们滋生的土壤。但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系统已经不可能再提
供这两种动机模式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从长远的观点看，社会文
化系统已不再能重新产生作为系统存在必要条件的这两种利己主义
了。”＇16＇主要原因在于：（1）前资产阶级的传统残余这种公民和家庭
—职业利己主义产生的土壤已被非再生地推毁了；（2）资产阶级意识形
态的核心因素，如占有个人主义、成就取向已被社会结构的变化所损害；
（3）资产阶级文化中的世界观残余不能产生取代被破坏了的利己主义动
因模式的新模式；（4）避免动因危机的道路已被堵死。因此，资产阶级
的意识形态、文化结构既不能从积极的方面提供动因模式，也不能在危
机的苗头出现之后制止危机。
在分别讨论了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系统、四种危机（经济危机、
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和动因危机）趋势之后，哈贝马斯对这四种危
机趋势的关系及产生的原因作了总结。关于四种危机的关系，他列出了
下表＇17＇：
起点系统危机同一性危机
经济系统经济危机——。。
政治系统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
社会文化系统——。。 动因危机
关于四种危机产生的原因，他归纳为下表：＇18＇：
危机趋势所提出的解释
经济危机（。。 1 ）。。 国家机构作为无意识的自发的价值规律的执
行机构在运转；
（。。 2 ）。。 国家作为联合的“。。 垄断资本”。。 的计划代理人
在运转；
合理性危机行政合理性的破坏是由下列两种因素引起的：
（。。 3 ）。。 个体资本家之间直接对立的利益；
（。。 4 ）。。 外在于系统的结构的生产（。。 这对于持续生存
是必要的）；
合法化危机（。。 5 ）。。 系统的各种局限性；
（。。 6 ）。。 对于文化系统的行政干预的出乎意料之外的
副作用（。。 政治化）；
动因危机（。。 7 ）。。 对于持续生存至关重要的传统的腐朽；
（。。 8 ）。。 普遍价值体系的超负荷（“。。 新”。。 要求）。。 。
哈贝马斯上述的危机理论有其合理性。这首先表现在于他试图对当
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危机趋势作出全面系统的分析，提出了一些有益
的论点。与当代资产阶级学者不同，哈贝马斯坚持认为，当代资本主义
社会并不是一个没有危机的社会，相反，它是一个陷入全面危机的社会。
他揭露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危机形式的特点。在对经济危机的分
析中，他说明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国家的干预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
有制的实质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价值规律以曲折和间接的方式仍在
起作用，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依然存在；但由于当代资本主
义出现的新趋势和新变化，使得经济危机具有新的表现形式，即表现为
系统的产出危机，并以滞胀和财政危机等形式表现出来；更重要的是经
济危机发生了转移，成为政治和文化系统的危机。在对合理性危机的分
析中，哈贝马斯得出一个很有启发性的结论，即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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