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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两种相互联系而又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国家极力控制农村，以求
获得维持统治，或抵御外来侵略，或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人力与财富资源；
另一方面农村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依靠于国家工业化的推动。
所以，国家与乡村之间的关系网络研究是著者真正关心的目标所
在，这个网络上自国家、省、地区的党政军组织以至整个国际秩序，下
达县、乡镇、村庄、宗族和家庭，内容涉及职业、投资、技术、交通、
通讯、医疗、教育、宗教等范畴，以及隐匿在各种关联之中的看不见的
因素。他们试图在通俗文化、家庭、农村发展与国家意识形态、指令型
经济、政治历史这两个世界之间架通一座桥梁。因此，著者将研究焦点
确定为：（1）党政领导层的推动作用；（2）传统文化的延续；（3）近
代以来的新民族主义；（4）20 世纪以来的战争动乱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国
家政治。其用意十分清楚，第一项是变革的最主要的也是最直接的推动
力量，第二、三项是农村社会对变革的回应，最后则是变革的背景及其
后果。研究的重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20 多年的历史。
《乡村》著者赞同许多学术著作中关于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存
在一种长期制度性危机的判断，倾向于更接近PhilipHuang 和Kang Chao
的观点。两人都把危机的首因归之于中国农村中特有的人地矛盾，“过
密化”（Involution）则是危机的特色。＇9＇
引发中国革命的另外两大原因被认为是国家政治的腐败无能和帝国
主义的侵略。对于前者的分析，著者接受了“全能主义”
（Totalitarianism）的观点，＇10＇指出自20 世纪初起国家强化对普通村
庄控制的迹象愈加明显，而清政府与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政府的两次政治
改革的失败，则加剧了县组织衰退、村庄组织瓦解的过程。原先在国家
与乡村之间发挥中介联系作用的绅士阶层丧失了功能，或是转化为豪绅
恶霸，农村分化加剧，少数权力阶层与多数无权者之间的隔阂加深，其
实质是国家与社会的隔阂加深。国家所能给予农民的只是战乱、兵匪、
饥荒和愈来愈多的赋税负担。
著者明确指出，虽然日本入侵给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平原活动创造了
有利时机，可问题决非如此简单，早在日军到达之前华北农村就广泛地
存在着民族主义情绪，并正在经历着由义和团时的传统排外的民族主义
向新民族主义的转变。日军暴行确实能够激起中国农民的抵抗，特别在
战区，是宣传动员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但是另一方面，著者把饶阳归
为那些外部影响微弱的中国内地农村一类，战前饶阳仅有15％的近郊农
民或外出者有较为满意的外部经验，因此在感受外来压迫时，除非是血
淋淋的切齿之痛，理性的爱国主义并不普遍。那么，中国共产党成功地
动员起农民投身革命，必有其更为复杂的因素。
著者对于中国革命的解释的主要贡献在于以税制改革作为引发动员
农民参加革命的核心。很明显，税收制度所涉及的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
以往国内的大多论著都是强调减租减息在经济改革中的作用，尽管减租
减息政策是战时矛盾转换情况下解决农民问题的缓和的改良措施，但其
中所反映的仍然主要是阶级关系。在观察问题的视角上出现了较大的差
距。
著者的理由是，就华北地区而言，农村土地集中的现象并不严重，
租佃条件恶化的现象也不甚严重，所谓的危机差不多是整体的衰退，其
原因主要是由于国家政权的政治压迫造成的。近年来的资料整理和研究
表明，战前华北农村与南方相比，缺乏较大规模的以反抗地主剥削为主
要内容的抗租斗争，一些重要的农民斗争，其中包括共产党领导的农民
运动，主要内容一是抵御兵匪蹂躏的乡村自卫，一是反对滥摊强征捐税
差役的乡村自治。＇11＇动乱的社会秩序和苛重的赋税负担是农民最感迫切
的问题。
以税制改革为中心的分析模式反映了两方面的问题：即战时根据地
政府的财政和调节农村土地财产占有状况。抗战初期在根据地推行“有
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合理负担政策，把战争的主要负担放在农村中的
富有阶层身上，缓解了贫苦农民的负担压力，有力地动员了各个阶层的
抗日力量。由于合理负担政策在执行上问题甚多，特别是不利于农业生
产和长期抗战的需要，华北各根据地又先后制定了统一累进税的税收制
度，特别是依据财产和收入的多寡确定税率，又要求把负担面扩大到占
村户数的80％以上，规定地主等富有者的负担不超过当年收入的30％。
著者以为通过税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调整了根据地的财产占有状
况，特别是在核心地区，一些富有者为逃避负担而出卖土地，一些贫苦
农民则有机会购买土地及耕畜，耿长锁一家就主要得益于此，购买了耕
牛等生产资料。然而，合理负担与减租减息的调节作用孰轻孰重，还缺
乏详实的数量分析，要准确地估计其作用比率的大小也是十分困难的问
题。著者也察觉到了仅用税制改革并不能完满地解释复杂的政治动员和
经济改革问题，因而也提及了较为温和的减租减息政策的作用，但所强
调的是这一政策对贫苦农民参军参战的动员作用，一支由贫苦农民子弟
组成的军队是国家的支柱。
根据地政府的财政需要与有阶级斗争内容的减租减息两者的作用在
革命战争时期是很难加以区分的。事实上，为了满足革命战争的财力、
人力动员，而调整或强化解决土地问题的政策、措施的实例相当之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政策的频繁波动，固然有指导思想错误和实际经
验不足的原因，但革命战争的需要实是不断发起激烈斗争的主因。＇12＇
抗日战争时期也是如此，例如1941 年1 月冀中宣布停征田赋，开始推行
统一累进税后，负担面扩大到70—80％，地主负担最多者占其收益的40％左右；＇13＇1942 年5 月2 日公布的经修订后的《晋察冀边区统一累进税
则》，又规定地主负担不超过收入的70％＇14＇，这说明前一年公布的标准
并未认真执行，主要原因是进入困难时期的财政需要。如果我们认真分
析，就可以发现，直到1942 年，华北各根据地都不同程度地承认减租减
息政策执行得不彻底不普遍，刘少奇把这作为“基本群众没有普遍深入
的发动组织起来与改善其生活”的主要原因＇15＇，其中也包含克服困难的
因素。真正通过减租减息而改变乡村阶级构成的主要在1944 年、1945
年的新恢复区，在那里，原来的富有者在财政上已没有了特别重要的意
义，贫苦农民却因战争破坏和自然灾害生计十分艰难，直接给他们以看
得见的物质利益，而为战后格局进行战时最大规模的动员，就成为十分
必要的了。
战时的税制改革，温和的减租减息政策，再加上简单的互助合作，
著者称之为静悄悄的革命，是革命的蜜月时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革
命领袖的主张能够深入农村，激起广大贫苦农民对平等和未来的向往与
信心，乡村组织也渗入了传统的政治自治、经济互助的民主原则，从而
使得群众起来支持一场社会主义的革命。但是，著者的本意并不是要颂
扬完美的结合，而是极力强调精英与农民之间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巨大差
距，按照革命领袖的意志，战时蜜月很快便结束了，随着急进的合作化
运动和冒险的“大跃进”，革命转入低落的曲折过程。
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著者的分析焦点转为市场问题。与税
制问题相比，市场问题的内容更为宽泛，所反映的各种关联也要复杂得
多，著者以为，革命之后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其本质是一个市场问
题，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部实质。
近年来绝大多数经济史学家都认为，中国传统农村社会对市场的依
赖关系可能要比以往研究所认为的更多，《乡村》著者也是同样。战前，
在饶阳就有许多农民被强行排斥出土地而抛向市场，或去城市或闯关
东，或被迫扩大农业商品化生产比例，耿长锁的父亲就是一个去饶阳城
做工的制绳者，耿本人在18 岁时也走上了这条路。三十年代初的大萧条
冲击也波及饶阳，更严重的是政治动荡和外国入侵摧毁了许多农家，引
起市场衰退和社会动乱。然而，一场旨在争夺市场的战争最后并不是朝
向恢复市场，而是向着由国家严格控制农副产品贸易的方向发展，受伤
害最严重的恰恰是农村中的最贫困阶层。＇16＇
由此推论，著者以为五十年代初期出现的经济迅速恢复，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政治安定后的商品长途贩运贸易的活跃，其中虽有小量的超额
利润，但刺激了经济活力，增加了税收和竞争。这是一只会下金蛋的鹅。
很快，先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中国被强行排斥在国际市场之外，而后自
1953 年始，国家政策完全阻塞了国内市场，国家以低价垄断粮、棉等主
要农副产品的购销，以期用农民有限的剩余去支持宠大的城市工业化和
国防建设的需要。在1953 年，贫穷的饶阳农村就已经展开了对农村商业
的社会主义战争，小型的农业合作社也开始尝试向更高程度的核算单位
过渡。会下金蛋的鹅被宰杀，农民也就更紧密地依附于国家，在文化上
最终导致了反智化和反城市化倾向的保守运动。
《乡村》所描绘的革命是一个衰退——革命——扭曲的三部曲，著
者声称这是一个无力解决历史基本问题的痛苦的发展过程。透过税制改
革和市场问题，著者告诉我们的是：在革命的两端，农民面对国家，都
是处于改变自身地位的极端乏力的位置。这自然会对革命问题产生一些
疑问。
中国革命的遗产
随着时间的推移，《乡村》著者的兴趣由中国革命为什么会发生，
或革命是否可以避免以及革命的特质，转向了考察革命的结果，从结果
再回过头来研究革命自身的问题。
著者在书中反复强调，中国革命后的建设道路之所以曲折艰难，其
原因大部都隐伏于中国革命的过程之中。这就是所谓革命留给历史发展
的遗产。
中国革命的特征给革命过程打下了深刻的显而易见的军事化倾向。
《乡村》著者认为，在整个社会联系网络中，强烈的国家束缚源于最先
在农村开展工作的是革命军队，而军队的介入，使得农村社会乃至整个
国家的改造具有了暴力和压迫的文化色彩，结果传统中国农村的某些地
域性、封闭性、落后性的属性，在革命之后反趋加强了。
众所周知，抗战爆发前共产党在华北的组织是十分零碎分散的，活
动范围和能力也不大。在八路军刚刚开进华北前线之际，毛泽东就明确
规定其主要任务是分兵发动群众。每一块敌后根据地的开辟、巩固和发
展，都与一支革命军队的斗争、壮大密不可分。另一方面，战时农村社
会的最大变革当属社会的组织化，原来松散无序的农村社会由党、政、
军、民不同的组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组织的首要目标都是争取战争
的胜利，各组织形式和作用都服务于战争需要，并且越来越趋向于集中
统一的领导。暴力是催化剂又是凝合剂，当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为生存
而组织起来，组织的价值必然以军事和动员的实效为标准。但是，军事
民主与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又是有区别的，军事民主最关注的是统一指
挥、统一行动之下的最大限度的动员，而非个人的权力或家庭的利益。
对于组织军事化的影响，《乡村》著者简单地归之于中国传统文化
中的等级观念、权力崇拜以及非理性行为的回复与强化。但我们认为，
组织军事化的直接后果是上层政治运作和群众行为方式的群众运动化。
战前华北农村很难说有较大规模的有效动员。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战
争，战时动员就是全民族的总动员，特别是在敌后，许多战争需要都来
得十分急迫，因此，在动员方式上也就继承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办法，
即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组织网络，在一定时间内发起大规模的一
致行动的群众运动，以满足紧急战争动员和一般日常具体工作的需要。
抗战时期频繁发起的群众运动，都要求打破旧的家庭、村庄界限，为实
现统一的目标和服从整体的利益，采取一致的行动。群众运动的运作方
式与军事化的组织网络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特别是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