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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地方精英与民众的关系，日本学者 Shigeto Atsushi 指出由于
清政府减少了许多士绅特权，使明朝盛行的士绅地主制（地主—佃农关
系）向一种“士绅统治”（gentry rule）过渡。在士绅地主制下，佃农
与地主是个人依附关系；而在士绅统治下，整个地区（村或乡）的自耕
农不再个人依附士绅，而是整体性地依附士绅与地方行政长官打交道，
或在各种危急情况时获得士绅的“帮助”。值得注意的是 Shigeto Atsushi
的论述与杜赞奇在班夫讨论会上区分华北地方精英与农民的庇护关系与
江南、华南盛行的地主对农民的直接控制有许多类似之处。杜赞奇认为
如果（1）没有完备的市场体系和法律系统；（2）又缺乏封闭的法团控
制的资源。（如在华北）就会形成以庇护关系为主的地主政治权威结构。
用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中的论述，这是一种“保护性经纪人”。
但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变迁中，由于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使这
种“保护性”地方精英不断退出地方政治舞台，乡村的领导权逐渐被以
赢利为目的的“掠夺性经纪人”所占据，这些人与地方民众存在着巨大
的冲突，他们欺压民众，抽取地方资源中饱私囊，他们很接近马克思主
义史学对“地主阶级”的描述。
在萧邦齐对浙江萧山的一个个案研究中，他分析了另一种地方精英
与民众的关系，即地方精英如何利用自己与民众的庇护关系来动员民众
参与革命，不过萧邦齐对这类精英的描述表明这种革命性精英反而与杜
赞奇所说的“保护性”精英有十分重要的关系，他们利用在庇护关系中
发展的与民众的关系，来进行革命动员。
地方精英与国家（尤其是各级官吏）的关系是地方精英理论另一个
关注的焦点。就中国近代社会而言，这一关系可以从两个角度考察：一
个是中国近代国家政权建设（state…mak…ing）和民族形成（nationbuilding）的过程与地方精英的关系。另一个角度则是地方精英与中国
近代公共领域发展的关系。简单地说，前者强调的是国家与社会关系中
国家发展的一面，后者强调的是社会发展的一面。杜赞奇的专著主要分
析的是前者对地方精英的影响，而班夫讨论会中的许多文章则侧重于后
者。
杜赞奇认为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中，革命并不像斯考克波尔认为的
那样仅仅是因为国家衰落，而恰恰是国家力图强化自身政权的结果。在
中国近代，国家的政权建设陷入一种“内卷化”（involution）的陷阱
之中，即国家政权力图从民间抽取资源，进行政权现代化以强化自身，
但在这一过程中更多的资源被各种（掠夺性）经纪人用来谋取私利，结
果国家权力的延伸导致社会的进一步被压榨和破产＇15＇。这种政权内卷化
对地方社会领导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使“保护性经纪人”逐渐为“掠
夺性经纪人”所代替，从而破坏了国家原来利用保护性经纪人所实现的
国家与民众的文化联系。最终国家政权建设过程破坏了国家自身的权力
基础。
杜赞奇对中国近代国家政权建设的分析与蒂利（CharlesTilly）对
西欧民族国家形成的分析有许多可以相互印证的地方。事实上在书中，
杜赞奇本人也不断将他在中国的“发现”与蒂利的理论相比较＇16＇。蒂利
指出，在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的发展中，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城邦
国家）依据其雄厚的资本基础形成的资本密集型（capital…intensive）
国家，另一种是（领土国家）凭借强大的军事基础形成的强制密集型
（co…ercion…intensive）国家，而最成熟的民族国家则属于英法这些结
合了两种方式的资本化强制（capitalized coercion）方式。这种类型
的民族国家是那些在西欧近代连绵不绝的战争中成功地实现了军事强制
力量的扩张与从民众那里抽取资源能力的增加的“良性循环”的“幸运
儿”。
中国近代国家政权建设虽然与西欧情况有很大差异，但同样面临着
建设现代化的统一民族国家的问题，但在本世纪前半叶这种努力未能成
功的原因何在呢？
首先，由于前述的国家政权内卷化过程，使国家政权建设的资源抽
取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加强国家政权的同时，不断地破坏其社会基础，使
政权的合法性不断下降，最终由于外部压力（值得注意的是，杜赞奇并
没有充分地分析国际影响对中国国家政权建设的影响）和内卷化的共同
作用使国家政权建设的进程陷于瘫痪。
其次，杜赞奇指出，中国近代社会不断爆发的各种战争由于军队的
掠夺性，同样面临着和上面一样的内卷化问题，而不能建立军备扩张、
资源抽取与国家政权建设的良性循环。
那么为什么西欧民族国家能成功地实现军备——国家建设——资源
抽取（财政）的良性循环，而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却陷入了内卷化的恶
性循环呢？杜赞奇没有明确回答这一问题，但他暗示至少部分原因在于
西欧国家的资源抽取大部分落在工商业和市民阶层身上，而蓬勃发展的
工商业不致于使不断增加的资源抽取成为民众的过度负担。然而在中国
近代社会，资源抽取大部分直接或间接地转嫁到农民身上。农民负担的
急剧增加与中国农民利用各种生活手段艰难地维持的低生活水平之间存
在的尖锐冲突，表明这种财政政策与中国农村的经济现实存在阿当特
（Ardant）所说的财政体制与经济基础的不适应现象（mismatch 或 poorfit），而这种不适应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和经济后果＇17＇，在短期导致
了农民（和许多地方精英）强烈的不满，长时期看则由于农民的破产，
导致资源的基础枯竭，国家政权建设的目标自然也随之落空。这样看来，
在杜赞奇的国家政权内卷化现象和黄宗智的经济内卷化现象之间存在密
切的关联。两者相互作用，使中国地方精英不断面对是支持不得人心的
国家政权建设，破坏地方社区，并最终耗蚀自身的权力结构，还是尽力
维持地方社区的社区团结和传统形成的自治性权力结构，与对乡村提出
变本加厉的资源要求的国家作对这样一个二难选择。结果当他们不能在
国家和地方社区这根钢丝上走下去时，他们就被迫退出他们一直承担的
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中介性角色，使地方社会的维持和发展与国家政权建
设两个过程都难以为继（实际上这就是费孝通所论述的农村社会的“社
会侵蚀”过程的内在机制）＇18＇。
与杜赞奇对地方精英处境的这种悲观看法不同，班夫讨论会中的许
多学者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角度分析了中国近代社会精英日益积极
的活动特点。参加班夫讨论会的罗威廉，兰金和史特兰（Daid Strand）
都主张中国近代社会曾出现过比较活跃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
和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他们认为伴随着晚清帝国的衰落，精英
在地方事务中已经开始发挥支配性的作用，兰金用“精英行动主义”（elit
activism），罗威廉用“社会行动主义”（social activism），史特兰
用“市民行动主义”（civil activism）分别论述了浙江、汉口和北京
地区精英的自主性活动。但他们的研究有两点值得分析：首先，从他们
对精英参与形成“公共领域”的活动的描述来看，大多局限于国家科层
体制由于管理上的薄弱而难以处理的地方事务，用孔斐力的话说“它只
是官治的补充”＇19＇。这种“自治”与哈贝马斯以及整个西方学界论述公
众领域的侧重点是存在很大差别的。西方理论界关注的“公共领域”是
与公民权（citizen…ship）问题相联系的，特别是与公民权中的市民权
利（civilright）和政治权利（political right）密切相关＇20＇。但兰
金等人论述的精英活动则更多与管理有关，而并非与权利有关。兰金本
人也承认她所说的是“管理性公共领域”，但这种并非旨在重新界定国
家与社会的权利分割与安排的“管理型公共领域”与韦伯对中华帝国强
大的地方自治势力的论述又有多大差别呢？而韦伯本人在半个多世纪前
曾告诫说：
“。。中国议论颇多的‘民主制’的载体，它与‘现代的’民主制
毫无共同之处。它所体现的毋宁是：1。封建等级制的进一步废除；2。家
长官僚体制的涣散性；3。宗法制氏族的坚不可摧与无所不能。”＇21＇
尽管兰金等人论述的精英活动不仅限于氏族组织，但黄宗智所谓不
要将哈贝马斯应用于西方社会的概念简单地应用于中国“表面十分相似
的历史过程”的告诫仍是值得注意的＇22＇。
有关公众领域研究的另一个危险的“陷阱”就是周锡瑞和兰金指出
的国家与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不应简单地看作是一个此消彼长的零
和博奕。国家自主性理论的代表人物曼（Mann）指出国家的基础权力
（infrastructual power）与市民社会的发展存在着辩证地相互促进的
关系＇23＇。斯特潘（A。Stepan）在分析拉美南锥体国家中国家权力与市民
社会强度的关系时指出存在四种可能的情况，除了零和博奕外，还存在
共同增长（正和博奕），共同衰落（负和博奕），以及国家机器外运作
的行动者权力上升，国家内运作的人权力下降的几种情况＇24＇。现在要对
中国近代社会的国家权力与市民社会（如果存在的话）强度的关系属于
哪一种类型做出准确的判断为时尚早。但现有的一些研究往往倾向于将
中国近代社会理解为帝国的衰落使市民社会自然兴起这样一个“此消彼
长”的过程，这种简单化理解会妨碍更进一步地具体分析国家、社会与
精英的复杂关系，因此应小心地避免这一假设。
四
柯文（Paul Cohen）曾在一本产生广泛影响的书中提出要“走向以
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25＇。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从汉弥尔顿所说的
那种“否定性问题”转向真正的本土性研究，以把握中国历史的特殊性，
地方精英理论恰恰在这方面提供了许多方法论上的有益启示。
黄宗智认为中国研究正处于一种规范认识危机之中，这种范式危机
的根源实际上是各种中国研究理论背后的“西方中心论”的假设与中国
现实的冲突，因而从方法论角度看，要摆脱危机必须从微观的社会研究
入手，以“再现”中国社会的真实的结构和过程＇26＇。而地方精英理论往
往以一个县甚至一个乡为分析单位，结合年鉴史学的“总体历史观”和
人类学的实地研究深入分析这一地方社会的复杂社会结构和经济、文
化、权力关系，从而为我们更多的理解中国近百年社会变迁的动态过程
提供了基础。班夫讨论会的绝大多数文章和杜赞奇的专著以及地方史学
者许多类似的研究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色。由于集中于一个细节或局
部，这些研究者往往能更好地处理一些以往被忽视的或难以解决的重大
问题，结构与能动作用（agen…cy）的关系就是其中一例。
在斯考克波尔分析国家与社会革命的关系时，她力图校正帕森斯、
斯梅尔塞（ N。Smelser）的唯意愿论历史（ volun…tarism），所以极力
强调革命不是预先设计而成的，用她那句著名的话就是：“革命不是创
造的，而是到来的”。但这种过于强调结构性的结论很难充分解释为什
么在晚清衰败后的半个世纪中，最后是共产党人成功地建立了强有力的
国家政权。地方精英理论在不忽视结构因素的同时，强调社会精英的能
动作用。萧邦齐在分析萧山革命过程时，指出一个投身革命的地方精英
本人的生活轨迹（参加革命和中年猝死）和个人活动如何影响了整个萧
山地区的革命动员过程。杜赞奇也强调共产党革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
是依赖十分复杂的大众动员策略。
地方精英理论解决这些重要理论问题的一个常用概念就是“策略”，
这一概念象征地方精英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历史学与其它社会科学
的结合，这是地方精英理论在方法论上的另一个重要启示。当代许多重
要的学者，如社会学家出身的吉登斯和社会史学家出身的蒂利
（C。Tilly），都极力主张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的融合。地方精英理论广泛
地借用了人类学、社会学理论的概念，如吉尔茨的“内卷化”，葛兰西
（A。Gramsci）的“文化霸权”，特纳（V。Turner）对“场域”（fields）
和“舞台”（arenae）的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