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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必须像库恩所说的在收敛式思维与发散式思维之间保持“必要的
张力”。＇19＇一方面，严格遵循学术规范，在自身选定的框架范围之内解
决经验性的具体问题；另一方面，不断地超越既定的规范，通过与其它
框架的对话、比较和竞争，对外部问题即框架自身的合理性问题作形而
上的反思，以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理论框架；如果有必要的话，也可以重
新选择新的框架。
五
在我们谈到学术规范的时候，还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应该将社
会科学与人文学科适当地加以区别。因为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话语结
构、知识合法性以及语言游戏规则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一书中曾经区别了两种不同的知识——科
学知识和叙事知识（人文知识）。按照他的看法，这是两种具有不同游
戏规则和合法性的知识类型。叙事知识的用法并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模
式，它只能通过语言游戏来设立各种话语的合法性。只要在叙事者、聆
听着和指涉者三者之中占据叙事者的位置，就取得了话语的权威。一旦
三者的位置发生变化，游戏规则也随之改变。因此叙事知识的规则从来
就是不固定的、流变的。而本来作为叙事知识一部分的科学知识是一种
仅仅在专业行当中展开的语言游戏，它以能否重复验证为尺度去检验对
象，并作出指示性、真理性的陈述。因此科学知识以否证的方式不断地
推翻旧说，创立新说，以单一的标准去统一过去所有的话语。利奥塔认
为叙事知识与科学知识本来各有各的合法性、游戏规则和功能，是应该
同源并存的，但在现代西方却因为科学知识的过度扩张，以至于吞噬了
叙事知识，形成了西方文化的叙事危机。＇20＇
自然，在中国的学术界，由于科学知识并未像西方那样成熟，因此，
不仅没有出现类似西方文化的叙事危机，反而仍然深受科学范式不发
达，学术研究不规范之苦。不过，指出科学知识与叙事知识（人文知识）
的不同对于正在构建学术规范的中国学术界来说依然是必要的。诸如经
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因为受到了自然科学
方法论的相当大的影响，因而在部分意义上它们已经成为科学知识的一
部分，成为具有完整的证实或证伪方法和分析体系的学科。强调社会科
学研究的规范性自然有其学科的意义。而对于诸如哲学、伦理学、宗教
学、历史学和文学这样的人文学科来说，情形就有所不同。它们所面对
的问题并非如社会科学那样是实然世界的经验性问题，而是应然世界的
形而上问题，比如正义、幸福、善、美等等。显然，人文学科是无法用
社会科学的认识论方法来解决意义问题的，意义的问题只有通过阐释学
的方式才能得以解决。作为一种叙事知识，人文学科有着无穷无尽的、
不可通约的话语类型，它们有着各自的游戏规则，这些规则往往较难形
式化和抽象化，因为听、说、指三者的关系一旦置换，游戏规则也就随
之改变。而且，不同话语之间的认同也注定得不到确切的解决，只有通
过文本的互释和对话才能达到视界的融合。人文学科因为其话语形式具
有某种隐喻性，因此其学术规范的结构要比社会科学复杂得多，从某种
意义上说，是只可意会，难以言状的。
不过，科学作为一种强势的知识，对古老的人文学科也进行了有力
的渗透。人文学科的科学化，在现代学术界也形成一种大趋势。无论在
哲学还是文史领域，我们都可以看到社会科学方法论所产生的影响，以
至于在某种程度上，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有合流的趋势。人文学科的体
系化、范式化和规则化，固然有其意义，但是我们仍应注意的是，作为
一种意义阐释的学问，人文学科具有不同于社会科学的功能和性质，即
使在方法上部分被科学化、体系化了，仍应保留一部分其自身的阐释学
的性质。
罗蒂对于这一点就作过特别的强调。他认为，在哲学领域，有系统
哲学和教化哲学两种不同的哲学。前者适合于知识论，后者适合于阐释
学，二者之间以是否可以通约划出明显的界限。在界限的一边，是正常
的话语，在界限的另一边，则是反常的话语。“伟大的系统哲学家是建
设性的，并提供着论证。伟大的教化哲学家是反动性的，并提供着讽语、
谐语与警句。他们知道，一旦他们对其施以反作用的时代成为过去，他
们的著作就失去了意义。他们是特意要留在外围的。伟大的系统哲学家
像伟大的科学家一样，是为千秋万代而营建。伟大的教化哲学家，是为
他们自身的时代而摧毁。”＇21＇我们知道，在不同的时代中都有这样一批
无法用一定的系统或规范来为他们定位的教化哲学家，比如苏格拉底、
帕斯卡、尼采、海德格尔等等。这些自我放逐在主流学术之外，难以用
规范来界定他们的哲人，也许代表着人文学科这一叙事知识最具魅力的
属性。
总而言之，如果我们认识了学术规范化的意义及其它的合理性限
度，我们就可以在收敛性思维与发散性思维之中保持一种优美的张力，
从而在建构不同层面和话语之学术规范的时候，使这些规范所赖以存在
的研究范式具有开放的、动态的和多元的性质，并为不同范式之间的对
话和竞争提供必要的形式化可能性条件。这，大概就是我们开展学术规
范讨论的部分目标所在。
注释
＇1＇许纪霖：《本土化的理论误区》，《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秋季号。
＇2＇关于本质主义清算的问题，参见许纪霖：《探究沉默状态中的思想预设》，《中国书评》，
1995 年7 月（总第6 期）。
＇3＇ 维特根斯坦：《哲学探究》，参见怀特编著：《分析的时代》，第14章，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
＇4＇ 参见邱仁宗：《科学方法和科学动力学》，上海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舒炜光、邱仁
宗主编：《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述评》，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
＇5＇ 参见罗蒂：《哈贝马斯与利奥塔论后现代》，载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与美
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 Quenrin Skinner 编：《人文科学中大理论的复归》，香港
社会理论出版社1991 年版；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
＇6＇ 参见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第1章第3节，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7＇ 参见舒炜光、邱仁宗主编：《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述评》，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页 258—264。
＇8＇ 转引自徐友渔：《“哥白尼式”的革命》，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页196。
＇9＇关于独白与对话的问题，参见许纪霖：《后现代：独白还是对话？》，《上海文化》，
1995 年第4 期。
＇10＇参见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年版；《哲学与自然之境》，北京
三联书店1987 年版。
＇11＇同注＇6＇，第2 章。
＇12＇参见邱仁宗：《科学方法和科学动力学》，第12 章；舒炜光、邱仁宗主编：《当代西
方科学哲学述评》，第3 章第4 节。
＇13＇哈贝马斯：《沟通行动理论》，参见 Quentin Skinner：《人文科学中理论的复归》，
页113－114。
＇14＇ 参见童世骏：《非理性主义时代的理性主义者：波普和哈贝马斯合理性之比较》，《华
东师范大学学报》，1993 年第2 期。
＇15＇ 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页78。
＇16＇ 参见艾耶尔：《二十世纪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页181。
＇17＇ 参见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18＇ 同注＇6＇。
＇19＇ 参见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0＇ 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参见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页180—184。
＇21＇罗蒂：《哲学和自然之境》，北京三联书店1987 年版，页322。
学术规则：传统的自律到转型的他律
陈来
关于学术的规范化问题，在最基本的方面，我有以下几点了解：第
一，有关建立社会科学的规范或规则，促进学术的规范化的提法，从提
出者的角度来看，不是要谋求某种学术以外的特殊权利，并不代表特殊
集团的社会利益，更与意识形态意义的宰制功能无关，因而也就根本无
所谓“文化霸权”的问题。社会科学规范化的提法基本上是希望在中国
学术界能够实践，能够推广在世界学术领域所通行的那些规则，特别是
形式方面的规则。第二，形式的规则特别注重禁遏学术论著中的剽窃和
抄袭，此种规范古亦有之，但现代学术的形式规则的背后寓涵着传统所
没有的观念，这就是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这种观念是近代历史总
体变化中产生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基于知识产权观念的学术形式规
则的强调，与经济领域的工商业相关法律的建立与实施一样，是社会现
代化的表现。第三，学术规则的强调不仅具有观念的基础和性质，在功
能的意义上说，是为了保证学术的有效增长。如果对同一类问题的研究
不能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前进，而流于大量的重复，学术能量与学术
资源的运用就是浪费，是没有知识增长效益的。因此，目前的学术规范
化与经济领域里提倡效益原则是一致的。第四，目前大家都不满的学术
行为的失范，有一部分和旧的体制有关。在50 年代以后的一段时期，整
个意识形态管理体制过分强调批判性，弱化了研究内容的学术性与形式
的规范性，忽视了文化、理论领域知识的有效增长；又由于旧体制自身
形成了一套运作的具体条件和限制，更由于编辑人员不能深入学术，使
得体制内的学术园地难以对学术失范行为进行有效清理。比如，一个杂
志的版面是有限定的，编辑就常常会要求作者减少注释，甚至认为注释
是为了多得稿费，而刊登批评要考虑许多非学术因素，等等。九十年代，
学者自筹经费办学术刊物，以及对学术规范的强调，对现有体制未尝不
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和促进。
我自己也许更重视文化问题。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加强学术制品的
形式规则，规范学术行为，看起来似乎是稀松平常的事情，而其意义决
非如此。我们现在所熟视的学术行为的失范，是整个社会转型中具有普
遍性的现象，是转型中整个文化失范的一部分，是现代化过程中整体文
化危机的一部分。文化失范不仅在涉及公众生活的领域十分突出，在教
育、艺术、学术领域也相当严重，如高等院校学生考试作弊风行，这在
十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艺术创作人员的知识著作权纠纷，屡屡不断。
假学者把别人的论文编辑为自己的著作，居然堂而皇之地加以出版。这
些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
的，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秩序。从行为和规则的角度来看，用伦理学
的话说，我们现在所处的境况就是一个传统的自律变成一个转型的他律
的过程。文化的秩序在传统社会主要是依靠道德的自律来维护和保持
的，传统的道德权威支撑着社会的规范与个人的良心。因此过去的道德
自律是传统文化整体氛围中所发生的功能。但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
传统失落了，失去支撑的传统文化体系七零八碎，新的规则和秩序机制
尚未建立起来，导致了文化与行为的严重失范。现在所提倡的学术规则
也许并不是什么新的规则，规则可能还是那些规则，问题在于要寻找到
一种新的规范机制，使得那些规则能够现实地范导学术，而这种新的规
范机制，在转型的条件下，必然是与传统自律所不同的他律形式。如剽
窃抄袭，古人是用道德来自律，但现在就必须发展一些新的外在的约束
形式，如独立的、严格的评价系统（像《中国书评》）。这个问题对整
个社会的转型都是有普遍意义的，实际上代表着整个现代化过程中普遍
面临的问题，即在一个市场工商业与情欲功利急剧膨胀的发展过程中，
整个社会——文化的秩序怎样从一个旧的自律的机制走向新的他律的机
制，以便从混乱转变为秩序。从这个角度来看，包括学术规则在内的规
范机制的转变，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来建立、
实现。当然，经过长期的新的他律的训练，有可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