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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之间已经有很远的距离。归纳思维的萌芽，在西方最早是由苏格拉底
提出来的。柏拉图开始把它运用于科学认识。亚里士多德把归纳法确立
为与演绎推理并列的科学认识的逻辑方法，伊壁鸠鲁学派则进一步提出
科学归纳法。最简便地讲，古典归纳的意思就是：通过不断举实例（个
别的东西）和修改临时的定义的过程得出定义（普遍的东西）＇1＇。
尽管亚里士多德是古典归纳法的始作俑者，他甚至区分了简单枚举
归纳与完全归纳的区别，但是，他却认为归纳法不是证明的工具＇2＇。那
么，归纳法在证明中有什么作用呢？亚里士多德猜测到了它与演绎原理
的内在关联，指出，在证明过程中第一原理是靠归纳得出的＇3＇。我以为，
在我们文学研究的实际过程中，对归纳法的应用基本上保留在古典水平
上。以枚举—证明的方法获得结论。但归纳法本身即使在培根时代，也
有较复杂的形式，培根提出九种方法对上述归纳进行补充。其一是提出：
“享有优先权的事例”要进行先行排除，这些事例共有二十七种，如单
独的事例，极限的事例等等＇4＇。培根认为，从事例中排除这些不足以说
明本质的异常性，归纳法在实验的基础上就可以纳入科学的轨道了。
但是，从有限的事实怎么能说明普遍性呢？
爱因斯坦敏锐地指出，牛顿以及在他影响下的整个近代科学时期大
多数科学家和哲学家在方法论上的重大缺陷，在于错误地认为，基础概
念是从“经验归纳出来的”，“没有一种归纳法能够导致物理的基本概
念”。当然，爱因斯坦极端重视经验与基本概念的关系，它明确指出，
“只有考虑到理论思维同感觉经验材料的全部总和的关系，才能达到理
论思维的真理性。”＇5＇当然，我们更知道卡尔·波普尔对归纳法的批评
了。他们共同的讨论是：
个别经验对于发现基本原理是没有用的。
甚至在培根，也不允许以普通的事例一下子上升到普通理论的高
度。他明确地写道：“不允许理智从特殊的事例一下子跳到和飞到遥远
的公理和几乎是最高的普遍原则上去。”
在这里大谈科学哲学与现代逻辑思维的演进是不合适的，文学究竟
是文学；但我们实在看不出，在文学研究中，主体思维的构成与上述问
题有什么根本不同之处。我们也不要举多少例子来说明经验归纳在文学
研究中的普遍性了。指出这一点关系到文学研究过程中的哲学参照。虽
然，在文学界有许多自觉不自觉地拒斥参照现代逻辑学、哲学、思维科
学进行思维的现象，但有一扇大门却是敞开着：人们公开地声明以马克
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将
马克思主义哲学经验化实在是个危险。因为在科学大旗下的悄悄的习以
为常的回归经验，实在是既保险又省力的事情。
文学研究中的枚举归纳以及随这种枚举归纳而来的简单的演绎，都
与中国文学界的浓厚的经验主义倾向密切相关。这当然可以认为这是一
种文学研究的正常途径。＇6＇但是，如果把这种思维状况称之为“经验思
维”，并认为这是人类认识客体的“完善的范式”的话，那就失之偏颇
了。通过枚举归纳得出的综合确实包含着某种普遍性，甚至包含着某种
必然性（概念、判断、推理，或一定的表象、命题、公式等。）这是因
为没有这类因素，认识就不能成立。＇7＇但是，这不是在完整的思维行程
走完以后的普遍性。在文学研究中，凡是沉浸在这种经验方式中的研究
结果，其表达过程总是十分简单的，并且，由于事实上没有完全归纳的
方法。因此，这种研究的结论不免漏洞百出，捉襟见肘。这在当代文学
研究论文中已是屡见不鲜的事实了。正是这种常见的经验型操作，形成
了我们当代文学研究中很特殊的证明——反驳过程。不同观点的证明与
反驳都是以所谓确切的材料为依据——正好落入古典归纳主义的巢穴。
如此恶性循环下去，文学研究中的科学精神从何而来呢？
3。“著书不立说”已成为学术界某些明智人士反思的课题。这一学
术界普遍存在的现象至少说明了研究工作中对科学精神的某种程度上的
漠视，以及由于科学评介机制不完善所造成的弊端。从反思经验论倾向
的、工场手工业式操作的研究状态看，文学研究的科学精神的发扬有必
要从理论上确定某种规范：即建立判定知识增长的一般范型。
大量的文学研究论文与著作（包括企图创立体系的著作）从著作个
人的写作动机来说，都是企图创“新”的。但由于在我国文学研究界不
存在一套规范的信息检验系统与权威的评判程序，对创“新”者的主观
努力与他表达的实际成果的评介和检验，往往带有极偶然和随意的因
素，这显然不利于文学研究的科学进展。
我们不要将眼光放得太远，只要八十年代的文学研究（这里偏重于
文艺理论）现状就可以得出必要的教训了。这里举三例说明虽然造成社
会轰动效应但从知识的角度看却是负增长的情况。
例一、关于主体性的讨论。实际上对哲学漠视的和陌生的中国文学
界总是非常敏感，关于主体性问题就是一例。在哲学史上，主体、主体
性并不是可能引起如此轰动的题目。康德哲学是近代认识论中强调主体
性的一个启端。在反对“白板式”思维的洛克和只有主体的莱布尼茨之
后，康德至少道出了思维主体的某种优越和主动性。由此发端，现代哲
学（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主体问题的研究和论述已是异常的繁
杂。从现代认识论来讲，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及当代思维科学的成果都
足以说明关于主体不存在要不要，而是如何研究的问题。而文学界在两
个层次上至少滞后于哲学：第一，仅仅停留在强调主体性问题上，在理
论讨论中回到洛克与康德时代（远远没有达到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论
纲》的水平）；第二，关于主体性的正面阐述，由于缺乏哲学史的基础
而显得浅陋。如果说，我们的时代由于各种社会历史原因而使得主体问
题的研究显得很薄弱，那么，具有学科史准备（特别是哲学史准备）的
理论阐述，才是具有建设性的，才是具有启示价值的。如果不是时代的
机遇给当时的一些文学理论家以如此厚赐，这场讨论就不会演变成象后
来人们知晓的那样了。
例二，关于郁达夫的评价。八十年代上半叶，一本讨论郁达夫的书
成为轰动一时的代表作＇8＇。对这部著作的评价现在看来是一种典型的八
十年代的文化现象。该书的主要动机是做翻案文章，对以往的郁达夫评
论加以反拨并根据一些必要的材料引出与以往不同的结论。根据古典的
归纳法，独自寻求一些材料支持某种观点是一种常见的范型。《郁达夫
新论》没有脱离这个旧轨道。在这种翻案文章中，某些观点肯定会带来
一定的启示，但基本立论却是由于思维方式的陈旧而显得捉襟见肘。值
得注意的是，这种做翻案文章的思维方式和操作过程是有历史的渊源
的。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一书中，贺麟先生就对五·四以后的各
种新思潮的兴起并由此引出的否定性学术思潮作了出色的阐述。历史这
样相似，人们对这种简单而又省力的研究方法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反复出
现已习以为常了。这虽然有文化史上的原因，而更重要的是这标志了一
种浅层思维的历史惯性。在真正结束文学研究中的前科学状态之前，这
种思维状态将成为日常思维而被沿习下来。
第三，在八十年代初中期的美学热中，“格式塔”成为流行文章中
的流行名词。在美学界，不谈“格式塔”似乎就不配谈美学，从一般社
会效应看，刚刚开放的中国引进一些现代西方学术思潮和新的概念，这
可以认为是无可非议的，实际上也是打开了中国美学学者的眼界和思路
的。但是，在心理学界，格式塔仅是二十世纪初的成果，它在心理学界
早已不是鲜为人知了。格式塔的“场”论。在心理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但在随后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现代心理学已取得飞速的发展，到七
十年代，现代认识心理学已成为取代一切其他流派的最新心理学成果。
即使在国内心理学界，格式塔也早不是人们谈论的话题。一九八四年召
开的全国心理学会基本理论委员会的年会上，与脑科学相关的认知过程
成为人们关切的前沿话题。因此，中国美学界在八十年代初的“格式塔”
热只是一种滞后于知识增长的自嘲式的热度。在学科史上，格式塔心理
学与美学的联姻早已有人完成。阿思海姆的美学理论可以被看作是现代
美学中的格式塔理论的完备应用。而这是将近半个世纪前的成果了。由
于消息不通，中国美学界（广而言之中国文学界）曾经走过不少的弯路。
格式塔热就是一例。在研究逻辑上，这是非历史地无创造的借用他人的
范畴和概念思考的例子。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这是一种文化传播。它
的社会价值值得肯定，但我们从学术发展的历史考察，这又是不可原谅
的知识的负增长。在自然科学界，这种现象根本不可能公布于世并作为
研究成果，人文学科的特殊性使某些旧的知识和理论名浮一时，但它改
变不了研究水平的实际状况。
以上仅举三例，说明了人文学科中非科学状态的三种类型。归结起
来，它们特有的思维态势是非结构型的、线性的，并在很大的程度上是
简单归纳与演绎的结合（翻案文章就是简单归纳，“格式塔”就是简单
演绎）。
现在到了打破那种自以为是，津津乐道于自己的“成果”心态的时
候了。长期的中国文人的不良心态之一是由于环境而造成的因循守旧，
移用他说和不思创造、缺乏科学与逻辑意识。八十年代的文化氛围使人
文学者身上显在的和潜在的这种性格弱点暴露无遗。年轻的一辈学者应
在研究历史的回顾中总结出深刻的教训，并将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于创
造而不是对已有结论的陈述上。
4。相反地看，在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中，也并非没有著书立说成功
的范例。这种成功可以从多层次地看，并可以从中悟出人文科学知识增
长的一般规律的某些特征。
例一，王国维对蒙古史的研究。＇9＇我们知道，作为历史学与金文、
甲骨文专家的王国维在某些特殊的领域是有他杰出的贡献的。在考察古
代文化和历史的时候，王国维应用双重证据法以不存在歧义的地下考据
事实映证史料上的文字事实，对材料所隐含的结论进行了确凿的论证。
历史证明王国维的不少结论是符合实际状况，在学术史上站得住脚的。
这就提供了一个人文科学发展史上的科学精神的范例：以确凿的事实（如
地下挖掘的实物）为依据，对某段历史和某种上古文化现象进行分析。
由于以事实为依据，那么，所获得的结论也就大致可靠。这与归纳法是
有区别的。王国维的双重证据法虽然可能演变成简单归纳，但由于他的
结论在逻辑线索上与事实成单线推演，结论说明的就是事实本身，而不
是别的。结论实际上也包含在事实之内。实际上，从思维范畴上，它是
一种证据演绎。它没有归纳过程。此可作为一例说明在这个方向，知识
增长的特点。
例二，《红楼梦》研究在中国文学研究史上，曾两度成为瞩目的中
心。如果说二十年代前，《红楼梦》研究可以看作是一个阶段的话，那
么，从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到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和俞平伯的《红
楼梦辩》，则构成了一个新的阶段。它们的主要特征是在方法上熔进西
方现代哲学和文艺理论的思维框架，结合古典文学的实际材料，实际上
开了红学的社会派批评研究之先河，王、胡、俞等人的成就在红学史上
至少是个标志线。它们说明：人文科学的知识增长可以随着学术视点的
不同而构成某一特定的阶段。当然，这种研究视界的变换是可以界定的，
而不是随意的。它有学术上的方法意识渗透在内，当然，在研究上还称
不上自觉的逻辑方式的构架在其中起作用。
这里要特别指出，红学研究中的以王、胡、俞等人为代表的新派，
是不同于象《水浒》研究中不同观点的对立的，关于《水浒》主题究竟
是什么？这样的学术课题，由于缺乏根本的方法共识，在思维层次相同
相近的情况下，经验归纳倾向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