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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规范的存在可以通过“制度性事实”来理解，规范的效力
（validity）问题则不能以这种方式来理解。在冯·赖特看来，规范的
“效力”有两种含义，一种就是指规范之存在，一种是指除了一规范存
在之外，还存在着另一条规范（次阶规范或高阶规范），它允许前一种
规范（初阶规范）之施主对此规范的颁布。冯·赖特分别用“efficacy”
和“legali…ty”这两个英语词来表示“validi…ty”的这两层意思，并
认为严格来说，只有后者才是对“validity”的正确用法（是“规范性
概念”而不是“事实性概念”： normativenotion vs。factual notion）。
然而，冯·赖特对于作为一个规范性概念的（规范）“效力”的分析，
实际上仍然把它还原为事实性概念。他认为一个规范的效力是相对的，
即相对于另一条、允许其颁布（承认其颁布为一种权利）的规范的存在
（而不是后者的效力）。冯·赖特强调“效力”和“真理”这两个概念
之间的区别：一个陈述的之真可以从另一个陈述之真中推出，而一条规
范之效力不能从它的高阶规范之效力中推出。但是，如果像阿帕尔
（Karl…OttoApel）和哈贝马斯那样，不是从命题和命题之间、规范和规
范之间的形式逻辑关系，而是从命题和衡量其真理性的人之间、规范和
衡量其正当性的人之间的语用学关系出发来考虑问题，规范和真理之间
将具有很重要的共同点：它们之成立都需要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共识或同
意，而这种共识又有是否合理之分。这一点对于本文的讨论很重要，下
面还会作进一步阐发。
一个更为麻烦、但对于理解什么是规范十分重要的问题是规范和价
值（value）之间的关系。冯·赖特没有讨论规范和价值的关系问题，这
是他的规范论的一个很大弱点。然而他对于所谓“理想规则”（idealrules）的讨论，同这个问题有关。冯·赖特采用摩尔（G。E Moore）的
观点，区别两类规范：关于“所做”的规范和关于“所是”的规范。关
于“所是”的规范（比如人应当诚实、勇敢等等）叫做“理想规则”，
它同“善”和“德性”有关。冯·赖特认为这种规范实际上是关于某个
概念的定义（正因为此他称其为一种规则），告诉我们（比方说）什么
叫一个好教师、什么叫一个好士兵。冯·赖特认为，尽管从人格培养的
角度来说，运用关于所做的规则即行为规范是很重要的，但不能把关于
所是的规范还原为关于所做的规范，不能认为一个勇敢的人“根据定义”
就是一个做勇敢之事的人。可惜的是，冯·赖特没有对这个观点作进一
步论证。
在这里要提一下另一位北欧哲学家、挪威的K。N。特伦诺伊（KnutErik Tranoy）的观点。特伦诺伊是冯·赖特的学生。他尽管不像冯·赖
特和另一位北欧哲学家辛提卡（Jaakko Hintikka）那样作为一个逻辑学
家研究义务逻辑，但在他的科学论中“规范”一词具有关键地位。他把
科学方法论看做一个规范性体系（normativesystem），其中包括两者成
分：规范和价值。在他看来，规范是其基本内容为许可、义务或禁令的
命题或陈述，而价值是关于好和坏的东西。冯·赖特强调他所研究的典
型的规范——规定——同道德规范、道德原则的区别（道德规范和原则
不像规定那样是有一个颁布者和强制执行者的），特伦诺伊则强调科学
规范同道德规范的共同点：它们主要是自律性质的，是不成文的，等等。
他认为规范和价值两者之间一定有联系，但究竟如何联系，则是一个难
题。他说他只能对它们之间的关系作一条假设：价值是规范的基础——
对于一个行动领域来说，“获得其基本目的”是支配该领域中行动的规
范性系统中的基本价值，而规范可以从这种价值中“引出来”，或者是
通过手段一目的的关系，或者是通过形式逻辑关系。＇4＇
规范和价值的关系问题也是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的一个重要
问题。哈贝马斯对规范和价值的区别不是手段和目的的区别，有点像
冯·赖特的“所是”和“所作”的区别。但哈贝马斯更强调人们对它们
进行辩护的方式的区别。在哈贝马斯看来，对于规范我们可以提出这样
的要求，即根据其义务论上的有效性而对其进行辩护，而对于价值——
它是由“属于集体的或个体的生活方式的特定的价值类型”所构成的—
—却不能提出这样的要求。规范和价值有许多不同的逻辑特性。＇5＇首先，
规范涉及的是义务性行动（obligatory action），而价值所涉及的是目
的性行动（teleologi…cal action）。其次，对规范的效力申认（validityclaim）的解读是二值的（肯定的或否定的），而对价值的效力申认的解
读则是有种种过渡的（是可以介于肯定和否定之间的）。第三，规范的
约束力是绝对的，而价值的约束力是相对的。第四，规范系统和价值系
统的融贯标准是不同的（价值之间的的冲突比较常见）。这些区别导致
了它们的应用中的重要区别：一个人在特定场合的行动是基于规范还是
基于价值，会导致不同类型的行动取向。“在这两种情况下‘我应当做
什么’这个问题是以不同的方式提出和解答的。根据规范我可以决定的
是我被命令做什么事情，而在价值的视域之中，我可以决定的是我被建
议做什么事情。自然，在两种情形之下，运用＇规范或价值＇的问题都要
求选择对的（right）行动。但如果我们从一个有效的（valid）规范系
统出发的话，该行动之为‘对’是指它对所有人都同等地好，而在涉及
一个对我们的文化或生活形式来说具有典型意义的价值组合的时候，那
行为之为‘对’是指总的来说、从长远来说对我们是好的。”＇6＇
冯·赖特、特伦诺伊和哈贝马斯对规则和价值的关系的讨论的角度
和观点都不同，但都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学术规范化问题的理解：学术活
动的规范和学术工作者的德性之间的关系、学术活动的规范和学术活动
的目的之间的关系、学术活动的规范和学术活动的风格之间的关系。研
究这些问题，一定会对学术规范化问题的讨论起很大的推进作用。但本
文不拟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4。讨论学术规范意味着把认识论和方法论重点从学术成果转向学术
活动，这种转变的核心是这样一种认识，即重要的不仅是真理的定义问
题、真理的标准问题，而且是真理的认可问题。我国学术界的不尽如人
意的现状，同一种陈旧的真理观有关。
“科学”一词和其它许多词语一样（如“艺术”、“认识”、“计
划”等等），具有所谓“活动/成果”的双义性。心理主义倾向的认识论
和方法论研究重视认知者个体的研究活动，逻辑主义倾向的认识论和方
法论注重认知成果或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评价标准等等。随着科学哲
学中的“历史主义转向”和整个哲学中的“语言学的转向”，对于学术
团体的研究活动的兴趣逐渐增大，“科学论”很大程度上成了“科学活
动论”。
和其它社会群体的活动一样，学术活动也有它自身的目标。虽然其
成员从事研究可以是出于各自不同的个人目标，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或社
会子系统的活动，学术活动的目标无疑是真理。有人说学术活动的目标
是有用的工具；但就连持这种观点的人也会赞同“学术活动的目标是真
理”的说法，因为在他们看来，“有用就是真理”。有人说学术活动不
是笼统地追求真理——并不是所有真理都是值得追求的；学术活动所追
求的是值得追求的、与我们有关的真理（truth plus relevance）。这
种观点仍然把真理作为学术活动的目标，不过对它稍微加了一个限定。
于是就有一个如何理解“真理”的问题。在这方面，金岳霖先生在
《知识论》中的研究很有意义。在这本书里，金岳霖提出了一个在知识
论上有重要意义的范畴区分：真的意义和真的标准的区别。他分析了几
种主要类型的真假观：融洽说、有效说、一致说和符合说，认为其中只
有符合说是对真的定义，而融洽说、有效说、一致说都涉及真的标准。
命题所属之经验的融洽、命题在行动中的有效、命题与其它命题（意念
和其它意念）之间的一致，都只能帮助我们确认一个命题与对象的符合，
甚至仅仅排除那些不可能与现实符合的命题，而不能成为代替命题与对
象之符合而成为真的定义。＇7＇主张“有用就是真理”的人的错误不在于
他强调真理和有用之间的联系，而在于他把这种联系看成定义项和被定
义项之间的关系。在金岳霖看来，有用或有效的作用不在于帮助我们理
解“真理”这个词的含义，因为这个含义只能是和外部世界的“符合”，
而在于帮助我们判断某一个具体的知识是不是符合外部世界。
金岳霖的《知识论》写于四十年代，后来他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彻
底的自我批判。其实，他关于真理的定义和真理的标准的区分和五十年
代以来国内正统的真理观是基本一致的，差别仅在于后者没有象金岳霖
那样使用精确的术语和细致的分析，以及没有象金岳霖那样把实践中的
有效和真命题的其它标准相提并论。这种真理观的特点在于都把真理问
题看做是一个只涉及主客体关系的问题，而没有看到它同时也是一个主
体间关系问题。因为这种真理观只涉及真理的定义问题和真理的标准问
题，而没有涉及真理观理应讨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真理的认可问题（the
accept…ability of the validity claim oftruth）：真理由谁来认可、
通过什么程序来认可、必须满足什么条件才能接受一个人关于他的观点
为真的说法？
在以往的种种真理观中，如果说真理的符合说的功劳在于回答了真
理的定义问题，真理的融洽说、效用说、一致说的功劳在于回答了真理
的标准问题，那么金岳霖没有提到的一种真理学说的功劳则是回答了真
理的认可问题。这种真理观就是真理的共识论（the consensus theory oftruth）。根据真理的共识论，真的命题，是指那些认知者们（其典型形
式是科学家们）都认为真的命题。这种真理观本身可以不涉及真的定义
问题和真的标准问题：也就是说，主张真理的共识论的人可以对“真”
的意思是什么、根据什么人们同意说某命题为真，有各种各样见解，或
根本没有明确见解。他们作为真理的共识论者所说的是：不管“真”的
意思是什么、不管识别真命题的标准是什么，只有那些认知者共同体的
成员（在一定情况下）都认为真的命题才是真的。当然，以往的真理的
共识论者往往象真理的效用论者、一致论者等等一样，犯了“混淆范畴”
的错误，不过不是把真理的标准问题混同于真理的定义问题，而是把真
理的认可问题混同于真理的定义问题。避免这种混淆，并不要求我们否
定真理的共识论和效用论等的积极成果，而意味着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意
义上同时是真理的符合论者、效用论者和共识论者。＇8＇
真理的认可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是排除不掉的。
在不重视真理的认可问题的时候，人们实际上是以一种非反思的形式在
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是让每个认知者自身，或者是让某个权威来判断一
个特定的认识是不是真理。在这两种情况下，真理的符合论定义、真理
的实践标准和逻辑标准，都可以起作用，但到底某一认识是不是导致合
乎逻辑的推论、客观实践的成功，是不是符合客观实际，都是凭个人—
—或者是普通个人，或者是权威个人——来判断和决定的。我国建国以
来的经历表明，离开了“尊重群众”的“尊重实际”和“尊重实践”，
往往只意味着“尊重个人意见”和“尊重权威意见”。
为什么在真理的认可方面主体间的共识比个人意见和权威意见更可
靠，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对美国上一世纪的哲学家皮尔斯（C。S。Peirce）
的方法论思想的解释来回答。在皮尔斯看来，人类用于解决问题、走出
困惑的方法可归为四种：“固执的方法”（the method of tenacity）、
“权威的方法”（the method of authority）、“先天的方法”（the apriorimethod）和“科学的方法”（themethod of science）。我国当
代哲学家冯契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