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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承与创造
费孝通
1995 年6 月21 日我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承办的社会·文
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讲了一次关于马林诺斯基的文化论。我在事前写
出了一篇“讲稿”，但我不喜欢按稿子念。稿子还是让大家自己去念，
我可以利用讲课时间，讲些有关这篇讲稿的插话。现在把这些插话请人
整理出来，有些值得提供大家参考的，可以印出来附在讲稿的后面。
我们这次研讨会有不少特点。首先是老少咸集。从钟敬文老先生算
起，从九十三岁起一直到二十多岁的人会集一堂。十年算一个年龄组，
这个班一共就有八个年龄组。老的少的聚集在一起交流学术思想，可以
说是个创举，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个“接班”性质的大会。我是八年级生，
算是老班。老班有责任把我们一生从社会人类学里学到的东西，通过年
轻人，还给社会。
文化就是通过老少相接，一代代传下去和发展起来的。时代在变化，
老的所传下来的不一定都是对的或都有用的，但是如果没有老一班传下
来的东西作基础，年轻人也不可能平地起家，创造新的。年轻人就要在
传下来的东西里善于挑选出到下一代还是有用的，好好学到手，再推陈
出新，不断创造新的东西。所以说，文化是要通过传递和创造的结合，
才能日新月异，自强不息。
这个研讨班还有个特点，就是参加的人，多多少少都是学习过一点
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不全是生手。大家有一定的共同语言，那就是已经
从这学科老前辈学到手的一些基础知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个班
的成员又是来自四面八方，包括全国各地，和东亚各方。我们很高兴地
请到了我国两岸三地和日本、韩国的学者来参加主讲。他们在人类学这
门学科里可以说是老前辈了。年轻的一代人材更多，包括北京、上海、
天津、福建、广东、广西、云南、湖北、安徽、贵州、山东、山西等省
市，真是济济一堂。
我在开班那天提到过龚自珍的一句诗“但开风气不为师”。开创一
个新的学风，实事求是互相学习的学风，不搞门户之见。龚自珍自法“予
生平不蓄门弟子”，意思是不按传统方式收门生。门户之见就出于过去
的拜师收徒的制度。所以不为师可以作不立门户解，我很赞同他这句诗
的精神，反对传统的门户之见。每个学人都可以有独创的见解，每个人
对别人的见解都有赞同与反对的权利。认真求证，不唯上，不唯书，就
不致有门户之见了。
我讲稿的题目，原本想用“马林诺斯基——朴实的文化论”。后来
我觉得不妥当，因为我自知学力不够为马老师的“文化论”定质和定名，
我甚至对“朴实”两字也下不了定义，所以决定改为“从马老师学习文
① 本文是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主办的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讲授“马林诺
斯基的文化论”时，在讲稿以外讲授的内容，后经整理成此文（本文题目为编者所加）。按费先生的原意，
本应将此文附在“讲稿”后面，但考虑到体例，编委会将此文刊在《中国书评》上，而费先生这次讲课的
正式讲稿——“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将全文刊登于《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5 年冬季
卷（第13 期）。对费先生专赐大作，本刊学术编委会谨表谢忱。
化论的体会”。我讲我的学习心得。我能理解的又觉得同意的我就学，
学了用在自己的研究工作里。我不理解的，甚至我不同意的，我就老实
说学不来，我行我素。体会是属于我自己的，自己可以负责。我决不愿
擅用老师之名，作为可靠性的根据去唬人。
另一方面我在这篇讲稿里又强调一个人的学术思想是有历史来源
的。从整体上看一代有一代具有它特点的学术思想，但同时一代接一代，
代代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这也可以说是文化有世代继承的特点。我强调
了马老师是学术的世代交替中的接班人。尽管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
创了人类学的新风气，但是这股新风气还是从十九世纪末年西方风靡一
时的社会演化理论中脱胎出来的。我特别指出达尔文把人类拉回到动物
的队伍里。人类所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点还是从原有动物的生物基础上
演化出来的。马老师的文化论其实也是想把人类文化的特点回归到生物
基础上去。所以我在讲稿里说马老师是达尔文的传人。
过去曾流行过一种看法觉得人类是宇宙或上帝的特殊产物。人类和
其他动物之间是断链的。这些年对动物行为的研究确实把人类和其他动
物之间的差距越来越缩小了。人类可以说只不过是宇宙演化这一条键条
上的一个环节。前面和其他动物密切相接，而且后面也可以说还可能有
新的生物，甚至比生物更高的东西演出来。
这样的看法并不是否定人类有自己的特点。文化正是人类比了其他
动物更为发达的一个特点，发达到了值得专门加以研究的对象了。
把文化看成是个由人类自己对自然世界加工创造出来，为人类继续
生活和繁殖的人文世界，是马老师文化论中的一个基本见解。这个观点
也不能说是马老师的创造。在西方自从达尔文否定了人类是“神造”的
宗教观之后，这种观点必然会产生的。我联系到我们东方，在民间信仰
中不能说没有“神造”观念。盘古开天地的传说传播得很广，但是没有
像西方那样异化为宗教信仰。在中国早年比较朴实的文化论似乎更容易
为普通人所接受。
我偶然翻阅孔子的《论语》，有一条：“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
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
起予者商（子夏）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这一条论语中记着，孔子的
学生子夏提出一句诗问老师作何解。孔子说：“绘事后素”，子夏接着
说“礼后乎”。孔子表示子夏明白了这句诗的意义了。他们说的“礼”
就是现在我们说的“人文世界”。人文世界是后来人造的，是画在素朴
的原本上的东西，素可以说就是没有加工的自然世界。我觉得这一段对
话很可以帮助我们领会朴实的文化论。这种文化论在我们东方是早就有
的。
提到我把子夏所说的“礼后乎”作为人文世界后于自然世界来讲，
目的是想说明马老师的“功能”观点并不是难懂的。我们在生活中到处
可以看得到。我喜欢举个现实经历来作例子。今天上午，我们要为开办
这个研讨班举行一个“开班典礼”。这个场面大家还记得。这一套集体
活动就是“礼”而且是现在还到处通行的集体活动，所以可以说是“礼
俗”，也就是钟老师研究的“民俗学”的一个活对象。这种集体活动并
不是出于这一群人自发的活动，而是由有相当复杂的机构规定的，预先
安排好，而且还印在这个研讨班的“学员手册”上。这套集体活动又有
一定的“约定俗成”的规矩，甚至谁坐在那个位子上，谁先开口说话，
都有安排，可说是“有秩序”的社会活动。
我并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注意到没有，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个马老师文
化论的具体示范表演。如果有人预先读过马老师的《文化论》，一定会
明白我们的确一丝不苟地在按着他分析的《文化表格》在排演我们的行
为。这个“典礼”很明显地有它的“功能”，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通过这个典礼，首先给这个“研讨班”一个公众的“认可”，马老师喜
欢用Charter 这个词。你看，在典礼中从中央的主管部门到北京大学的
校长，都表了态，“认可”的分量真是够重的。还有像钟老这样代表老
一辈，九十三岁高龄的学者来“支持”，够高规格了。同时又有各位的
祝辞和发言，通过念念有词地在会上散布了一种笼照了与会者超个人的
团体意识和热情。涂尔干那一套理论几乎全都用上了。也许更重要的就
在成员心理上把“接班心情”超过了一般世俗性的参预，上升到了心灵
上的体验。看来“典礼”是有社会意义的，大家回顾一下，再加上功能
派文化论的说明，大概能“领悟”到这一点意义。这是一回民俗的表演，
是生动的一堂《文化论》的讲课。
我在讲稿里用了几段章节写马老师这个人。我在《读书》今年的5
月号发表了一篇“晋商的理财文化”，提出了一个“三才分析法”，意
思是我们如果要理解一件事或一个人，可以从天、地、人三个方面去进
行分析。天、地、人就是传统的所谓“三才”。天时是指历史的机遇，
地利是指地缘优势，人和是指个人在人际关系中的地位。我在讲稿里对
马老师也用了这个分析法。我分析了马老师所处的时代，正是在两次世
界大战之间，他踏上社会人类学的讲台时，世界形势正在大变。英国帝
国主义开始走下坡路，殖民地的人民开始要摆脱殖民统治了。这个形势
使得人类学在老路上走不下去了，正在呼唤新的一代。马老师是出身于
波兰又受过欧洲大陆文化中心德国的教育而转入英国L。S。E。的。L。S。E。
在英国当时被认为是英国革新派费边社的思想中心。他没有英国学究派
的传统，所以有胆量在这座新兴的大学里举起反传统的旗子。这可以说
是地缘优势吧。他这个人是个英国的外藉学者，波兰人。波兰又是个遭
受强邻德俄拉锯的地带。他对英国殖民地上的土人的同情心可说是从他
的身世带来的。
我这样分析的目的是要使大家看到所谓学术也是文化的一部分，离
不开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局势的。人家称孔子是圣之时者也。这
个“时”字十分重要。一个人能成为一个时代的大手笔，可以说是时代
造成的。我记得清朝有个诗人名叫黄仲则（景仁）经过李白的墓时，写
过几句诗，我一直记在心里。他说李白“醒时兀兀醉千首，应是鸿蒙借
君手。”意思是李白的这些好诗不是李白这个人自己写得出来的，而是
喝醉了酒“鸿蒙”借他的手写下的。“鸿蒙”可以理解为时代。我们是
不是也可以说马老师那些动人的文章，离开了他的时代是写不出来的。
马老师不过是时代要借他的手来开创人文科学中一代新风气。甚至也可
以说，他如果更早地夭折了，时代还是会借着另一个人的手来当这个角
色的。
这里我还要多说一二句，希望在座的年轻一代能看到当今的世界局
势正在进入另一个更伟大的时代，一个出现“全球村”的时代。也许正
在这个时候“鸿蒙”又在找它的借手了。我希望年轻人不要辜负了这个
“天时”。我总是有一种感觉，从区位优势来看地利，研究人这门科学
很可能要到东亚来找它的新兴宝地了。
机遇是存在的，但是要鸿蒙来借你的手，你得具备一定的条件。以
我自己说，我就缺少这种条件。第一是在有条件打基础时，我没有好好
用功，以致功底不足；第二是我被夺去了二十年的生命，没有利用这些
日子做我应做的事；第三，等到我看清楚这机遇时，已经年老了，力不
足矣。所以我至多做个传达这个机遇信息的人，而且抱着真切的希望，
在东方，更好是在中国，今后在人的科学上能出现一个大手笔。
我不敢说马老师也看到人的科学会在东方兴起的可能。但他对中国
确实一直是抱着不同寻常的幻想的。1936 年他去美国参加哈佛大学的百
周年纪念。在那么多各国来的学者中会特别有意结识从中国去参加这个
大会的吴文藻先生，而且如果用中国话来说是“相见恨晚”。他听到了
当时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有一些青年人下乡去做实地调查，即是他所说
的田野工作，感到十分兴奋。“社会学的中国学派”这个名词就是当时
由马老师对吴老师提出来的。说老实话，那时几个毛头小伙子连入门还
不够格。马老师看到的是时代的可能性。如果吴文藻先生当年所设计的
规划果真能如期实现，在当时国际社会学界里是担当得起“中国学派”
这个称号的。
和马老师齐名的Radcliffe…Brown 1936 年到过燕京大学，而且讲过
课。我去了瑶山没有和他会过面。这位大师尽管和马老师唱过对台戏，
但是对于中国的社会人类学同样抱着特殊的好感。我后来听燕京的同学
对我说，布朗曾说，社会学的老祖应当是中国的荀子。我一直想好好读
一遍《荀子》来体会布朗这句话，但至今还没有做到，自觉很惭愧。布
朗提醒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