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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遍《荀子》来体会布朗这句话，但至今还没有做到，自觉很惭愧。布
朗提醒我们，在我国的传统文化里有着重视人文世界的根子。西方文化
从重视自然世界的这一方向发生了技术革命，称霸了二百多年。人文世
界必须要依托自然世界那是不错的，但是只知道利用自然来满足人的需
要是不够的。自然世界要通过人文世界才能服务于人类，只看见自然世
界而看不到人文世界是有危险的。这一点在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时一定
会得到教训，而醒悟过来，那里埋在东方土地里的那个重视人文世界的
根子也许会起到拯救人类的作用了。
关于马老师把《文化论》的未定稿，赠送给吴文藻先生，并同意先
在中国出版，这一系列“不寻常”的事，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我不在这
里多说了。
在讲稿里我只能着重指出一些马老师的《文化论》中我认为是比较
重要的观点，每个观点都有不少值得推敲的地方。有些是由于我没有理
解，有些是我对他的想法还没有想通。在讲稿里我也提到一些这类的例
子。例如我对马老师的需要论，一直觉得他太偏向于基本的生物需要，
把那些由于人和人集体生活里产生的社会性的需要称作是衍生需要。在
我脑中基本和衍生的提法有着主次的层次。因此我就不同意一些维持社
会存在的需要，比如“世代继替”，被看成是衍生的或次要的需要。很
可能是我对马老师的需要论理解得不全面，所以想不通。既然还没有想
通，我就不能盲目的接受，所以我在写“生育制度”时就跳出了马老师
的需要有三个层次的理论。我讲这段经过，目的就是想表示我不主张唯
书和唯上的思想方法。自己的思想自己负责，可以是正确的，也可以是
错误的。根据事实说理是做学问的道理。
这里我可以附带讲我九十年代的写作倾向。九十年代我是八十岁以
上的人了。我曾在别处说过，进入了八十岁，即使不服老也得承认年龄
不饶人。体质衰老是生物规律，主观上改变不了的事实。因之我常常想
到应当在还活着，还能进行脑力劳动的日子里，赶紧把过去已经写下的
东西多看看，反思反思，结结账。从1993 年苏州会议上宣读的“个人、
群体、社会”开始我一连写了好几篇比较长的文章，都属于“算旧账”
的回顾和反思。这次写对马老师文化论的体会，也属于这个性质。我希
望还能写下去。我想结合《江村经济》写一篇关于马老师论社会和文化
变迁的文章，还想结合《乡土中国》写一篇关于社会学中国化的文章等
等。
我觉得这种回顾和反思性质的文章对我很有好处，也可说是“需要
论”的实践罢。人老了多少有一点懒劲，能不做的事，懒得去做了。要
克服这股懒轻就得施加一点自我压力，使得我这支笔不致搁着不动。回
顾和反思也符合老年人的心态。别人讨厌老年人的就是多说旧话，絮絮
不休。我就不妨利用这种噜嗦的老态，变成用文字代替发音，别人不喜
欢看，阖卷可也，不致打搅别人。
我在6 月21 日下午班上讲了不少话，其中有些是重复已经印发的讲
稿，在这篇插话中大多删去了。这里记下的是一些我觉得还值得看看的
插话，作为同学们看完我的讲稿后的一点余兴。
希望这样的高级研讨班明年还能继续办下去，更希望我还能出席发
言，和大家再见。
文化与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学界对西方文化的研究
陈来
先须说明，本文的题目虽然是讨论大陆学界对西方文化的研究，但
限于个人的学识，本文只能把讨论的范围限定在对西方哲学以及社会思
想的研究方面。其次，本文的目的，不在于从纯粹哲学或哲学史的角度
具体讨论15 年来中国大陆学术界对西方哲学的学术性研究的细部发展，
而是在对大陆学界的研究作一般介绍之外，更谋求在“文化思潮与社会
发展”的框架内，总体上把握其中两者的互动和关联，以便使我们对中
国大陆过去和未来的社会文化发展有进一步的了解。
一
在近代化的过程中，中国自洋务运动至五四之后，曾大量译介了西
方文化作品，特别是五四前后介绍的西方思想学说，对当时的社会曾发
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从文化上看，这些西方文化的引进主要执行的是近
代化过程的“文化启蒙”的功能。这种启蒙，既有价值意义，又有认识
意义，就是既打击了旧的意识形态、传播了新的价值观念，又使国人得
以了解近代西方社会的结构与面貌。
五十年代之后，大量人力投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的翻译，取得了
相当的成绩，中文世界有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全部作品。但另一方面，
研究与译介西方学术著作的工作却受到了相当限制。受意识形态的影
响，研究译介的重点是前马克思主义文化，即与马克思主义发生有关而
为其思想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
而到了文革意识形态极左化的时代，西方学术的译介几乎完全停止。在
改革开放前的30 年，现代（二十世纪）西方学术的介绍、研究所受影响
最大，因为，在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看来，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对西
方文化传统的反叛，而且代表了西方近代文化的最高发展，从而，马克
思以后的现代西方文化多被视为腐朽的资本主义阶段的文化表现，其价
值只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为马克思主义者提供批判的素材。
当文革结束的时候，不仅以前西方文化的译作因打上“资”、“修”
的字号已久违于世，连“内部参考，仅供批判”的资料也难得一见。与
现代西方哲学的接触已中断了几十年，学界对它们没有研究，图书馆几
乎找不到可研究的材料，更不用说对晚近的西方学术思潮作出介绍和评
述。青年一代对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文化几乎一无所知，对现代西方社
会发展状况和面貌的了解一片空白。而学者本身的理论准备和素养不
足，旧的意识形态染就的批判模式及心态尚未改变。改革开放的春风吹
起的时候，学术界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走向隔绝已久的世界的。从那样
一个基础到15 年后今天的学术状况（尽管中间历经种种曲折），变化之
大之快，有目共睹。
中国大陆15 年来的发展是以“改革”、“开放”为其口号和象征的。
“改革”比较适用于人为设计的制度变迁，而“开放”更适合于文化要
素的引进。事实上也是如此，在政府的政策主导和制约之下，经济体系
的制度变革和知识分子的文化引进，正好构成了15 年来社会文化发展的
主要行程。
随着1978 年正规高等教育的全面恢复，到了八十年代初，已经有了
《外国哲学》、《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现代外国哲学》等集刊，
出版了杜任之主编的《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1980），开始组织
和陆续出版《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八卷），内容包括从古希腊到二
十世纪中叶的九十多位哲学家。高等院校出版了几部欧洲哲学史和现代
西方哲学史的教材。八十年代初作论文的研究生，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到
了现代西方哲学的领域，学术研究开始全面恢复。从七十年代末到九十
代初在西方哲学领域发表的论文、著作、译作的数量的增长和变化，可
参看附表。
八十年代初与西方哲学研究相关的学术文化思潮可以举出以下几个
方面：
首先，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古典哲学研究的复兴首当其冲。
一方面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决定将五十年代以来出版的汉译世界名著三百
余种分辑汇印，在资料上大大缓和了研究的需要，仅1981 年和1982 年
两年便印出100 种，其中哲学类占30 种。另一方面，在后文革时代的理
论中出现了“回到康德”的提法。这意味着，文革的失败是起于对马克
思的误解，而正确理解马克思就须回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始。而回到康
德又必然意味着回到整个西方近代文化。
其次，与此同时，新马克思主义即重新诠释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开始
跃动。以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译介研究与前苏联及东欧
哲学的交流为开始，对“异化”理论及东欧注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的研究颇盛一时，除了呼应同一时期的政治改革要求外，也为以后的西
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准备了基础。
复次，与回到康德和重视早年马克思两个潮流同时，科学主义思潮
昂军突起。前两个潮流在基点上，都是力图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通过
重新理解和诠释，转换传统的意识形态。而在后文革时代最早迎来的“科
学的春天”覆盖下，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对科学地位的肯定下，“三论”
（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由自然科学的理论而被自觉地哲学化，以
科学的姿态抨击既有的陈旧哲学体系。虽然三论的倡导者也仍然以“发
展、补充马克思主义”为保护，但对僵硬的教条主义确实形成了有力的
挑战；三论所提供的一整套概念框架，对“喜新厌旧”的青年学者尤有
吸引力。它所带动的科学主义思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成了八十年
代前期最有影响力的思潮之一。
应当指出，以上所说的思潮的发生，虽然是以西方文化的研究为其
表现方式，但其根源，都来自于文革失败后的全社会的反思，而不是这
些西方文化自身所独立推动的。1978 年的实践讨论，是完全发自中国大
陆社会实践的产物，是在马克思主义真理观范围内的一种理论活动，但
它对“解放思想”、促进改革产生了积极的推进作用。而它的出现，乃
是文革结束后全体人民对那一段历史进行反思的一部分。正是在反思文
革、解放思想的大背景之下，伤痕文学普遍出现，透过以往文化记忆中
的人道主义资料，以文学的笔法开展了对专制政治压抑人性的批判。因
此，可以说，在这一阶段上人们对既有的文化模式提出的异议，还不是
由于接受了新的西方文化资料所引发，而是根源于自己的特殊的历史经
验。
尽管如此，在这一阶段上，西方文化资料在社会文化发展中所起的
作用仍然是很重要的。如果说伤痕文学所借助的资料主要来自以往的欧
洲社会主义传统本身和俄国文学传统的人道主义，八十年代初人道主义
及异化问题的讨论则显示出，这一时期思想理论界对既有意识形态提出
的改革要求已开始利用新的外来文化资料，只是囿于时代的限制和学者
自己的理论准备，在当时只能利用与马克思主义有亲缘关系的资源，它
们既与当时学者的理论结构相接近，合法性也较多。
由上可见，改革开放初期的文化思潮，不是当时体制结构变动的直
接反映，农村经济制度的改革刚刚在少部分地区开始，还不可能对文化
思潮有任何影响。可以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始和上述文化思潮的
发生，都是直接根源于“文革社会主义”的失败和全民对摆脱由这种失
败造成的悲剧和困境的渴望。而如果就当时的文化思潮来看，这些思潮
的指向，都不是直接针对社会结构的总体变革，毋宁是直接或间接呼唤
政治体制的改革与意识形态的改良。应当指出，新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对
正统意识形态的挑战最强，其主要理论家也对马克思主义有真诚信仰而
多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活动家。然而，这种努力，即批判现行政治体制和
重新诠释马克思主义转向，引起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意识形态主
管的强烈反击，最终被遏止。事实上，在改革的初期便企图以文化的力
量消解既有政治体制或急速转换意识形态，既无可能，也不合理。经验
表明，现代化过程中各种资源的调动和配置，需要一个有力的政府，在
市场尚未发育的情况下，过早地促进政治转型，不一定有利。
二
当新马克思主义试图通过强调马克思关于“异化”的人道主义精神
以发展政治民主化的努力遭到阻滞的时侯，科学主义思潮方兴未艾。科
学主义思潮反映为对三论、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以及分析哲学、逻
辑实证主义、日常语言分析的浓厚兴趣，科学方法论的话语大举入侵人
文社会科学，脱胎于各种科学理论的模式被急切地运用于从历史到文学
的领域。另一方面，波普的证伪说和库恩的范式理论以及普里高津的耗
散学说引起了广泛注意，对传统的真理观和封闭的理论体系造成了挑
战。
科学主义的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