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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学说引起了广泛注意，对传统的真理观和封闭的理论体系造成了挑
战。
科学主义的流行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马克思主义十分强调“科学
性”的观念，以至任何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无不承认包括马克思主义自己
在内的一切哲学都必将随着科学的重大发现而改变。“科学”与“实践”
甚至是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用来清除极左派理论的最重要的理论依据
和价值基础。因此，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在比较僵硬的意识形态控制之
下，“科学性”为上述种种科学主义思潮的具体形态都提供了某种合法
性。事实上，用自然科学的理论发展来对既有的教条主义体系提出异议
在当时确实是最方便又最合法的方式。
如果说“科学”精神的张扬在七十年代末是与当时政治上所谓“拨
乱反正”相配合的话，那么，从八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中期，科学主义
已明显区别于正统意识形态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思潮。知识界的知识分子
把科学主义思潮看成是寻求新的思想发展的重要出路和批评僵化的意识
形态的重要方式。应运而生的“走向未来”丛书不仅是这一科学主义思
潮的产物，而且是它的代表，对推进这一思潮起了重要的作用。
如果把学术思潮与一般的在社会发生影响的文化思潮分别来看，前
述三种思潮主要是在学术界或是在知识界产生影响，而就一般社会文化
思潮来看，存在主义及尼采等的非理性主义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在文学及
青年大学生中颇有影响。这显然是由于存在主义关注的自由、价值、选
择对心灵敏感的文学青年特别契合，而尼采对传统的反叛也很适合青年
厌恶、反抗传统的心理。社会文化思潮的启蒙意义与学术思潮有所不同，
学术思潮更多的是在基础理论和方法上所形成的潮流，不一定能在社会
各个层面保持影响，而渗透于整个社会的文化思潮，则不一定能反映学
术的正确理解，但反映了某种价值心态的普遍变化。而启蒙就其意义而
言，既包括政治意识的进步，也包括个体独立意识的觉醒。在改革的过
程中，它所需要的启蒙不仅应有适应政治体制改革的民主意识，而且为
了改变在单一计划体制与国有产权下人的被动性，现代西方哲学中强调
个人、主体、自由的内容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启蒙价值。
虽然在八十年代初无论在西方文化或中国文化方面都已开始编辑大
部头的丛书，但“走向未来”仍可以说是八十年代“丛书现象”的滥觞。
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以及商务持续不断地出版的单本
西方文化译作）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对西方学术
研究的推动很大，但未造成一种文化思潮。而“走向未来”一开始就设
计为以大学生为对象，挟“科学”之余威，以促进边缘学科发展为口号，
采用编译的形式，对西方社会科学的介绍开了风气。对青年学者和大学
生影响甚大，开始造就了一股文化思潮。
如果以1985 年作为“文化热”的开始标志，大陆有关非马克思主义
的西方文化的研究因文化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可以说发生了后文
革时代以来包括西方文化研究在内的学术思潮的第一次转向。这个转向
简言之，即从“科学”精神向“文化”意识的转向，也就是从科学主义
向人文主义的转向。1985 年，北京一些学院知识分子成立了“文化：中
国与世界”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1986 年，藉北京三联书店独立经营之
机，一举向社会推出大型“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前者
收入公认的现代名著及影响较广的当世重要著作，后者收入篇幅较小的
名著及有代表性的二手介绍著作。在短短2 年间，即出版了上百种西方
文化的译作，对思想文化界的影响十分巨大，有力地推动了以文化比较
和文化反思为主要内容的“文化热”（如果不是后来的突发事件使得“文
化：中国与世界”的译著文库出版停止，对西方文化的传播与研究将有
更大的贡献）。
与“走向未来”的科学主义背景明显不同的是，“文化：中国与世
界”是人文精神取向的，这不仅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西方学术引进的方向，
而且在更深意义上代表了两种对“现代性”的了解。事实上，从“科学”
到“文化”的转向，几乎可以说是有必然性的。三论在后文革早期对既
有哲学体系的挑战，主要是在所谓“辩证法”特别是自然辩证法的领域，
后来科学主义思潮的发展也主要在消解独断论、倡扬多元开放的真理观
方面发挥作用，而科学主义在本体、价值、终极关怀乃至历史传统、文
化建构方面可以说是无能为力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文化”一辞以
其对人生、历史、社会、文化的巨大涵盖力，成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无
所不在的精灵，取得了超前的影响力。它完全改变了科学主义思潮影响
之下人文研究“一直无家可归的状态”，为人文研究夺回了自己的阵地，
甘阳的话颇有代表性：“确实，我们究竟有什么理由必须把自然科学的
认识供在哲学祭坛的中央？自然科学认识的这种地位是‘合法’的吗？
哲学尤其是认识论主要地甚至唯一地只是研究数理科学知识的性质与条
件，这种预设前提本身受到过‘批判’的考察吗？它又能经受得起严肃
的‘批判’吗？”当然，这种集中在现代西方学术的人文精神的养成，
非一朝一夕之功，是自八十年代初大批青年学者在老一辈指点之下潜心
投入的结果。
在“文化：中国与世界”的示范下，八十年代后期形成了一股西方
学术翻译的大潮，在哲学、宗教、文化人类学、文艺理论、西方马克思
主义、社会科学、美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各个方面，以及在“当代学
术”、“西方学术”、“现代文化”等不同名义下的丛书和译丛遍地开
花。其中比较大型的有“二十世纪文库”，译著的出版亦已近百种。与
“文化：中国与世界”不同，其他各种丛书、译丛在1989 年之后仍然继
续到九十年代。这些翻译的质量当然参差不齐，但这一笔巨大的精神财
富对现代中国文化的建设所起的和所可能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仅
从西方学术的研究来说，西方哲学在本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的各个时期、
流派、人物、思潮现在多已有人专门研究，与八十年代以前，已不可同
日而语。
三
马克思曾指出，当社会的经济基础，他指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即生产
组织的结构与类型，发生变化之后，立基于其上的上层建筑，即政治、
文化、宗教等的随之变化也就产生了。这一观点若转换成社会学语言来
了解，就是社会制度的变迁最终会导致或必然决定伴随着文化观念或价
值的变迁。这种看法在一定意义上可为多数学者所接受。另一方面，制
度结构与文化思潮间的关联与互动非机械地、单向地由社会制度一方来
决定，在许多情况下社会变迁的发生也可以是因文化观念所带动或文化
思潮的变化所引起，包括外来文化思想的激发所引起。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一般被作为大陆改革开放的起点。此后
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八十年代为第一期，九十年代以后（严格说
从1992 年起）为第二期。第一期是后文革时代现代化工程的启动期，第
二期为运行期。文化活动的重点，与第一期相对应的是“动员”，其性
质为启蒙；与第二期相对应的是“操作”，其性质为建设。这两个时期
的不同特点是和各个时期的制度结构及文化现象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由
于这个原因，我们在九十年代，迎来了学术思潮的第二次转向，即从“人
文科学”向“社会科学”的转移。
如果说八十年代后期“文化”取代了“科学”的主宰地位，英美的
科学主义思潮让位给了欧陆的人文思潮的话，九十年代对西方文化的研
究热点，却由欧陆的人文学悄悄地转向了英美的社会科学与社会思想。
本来，在从马克思回向德国古典哲学时，一直沿着理性主义的路子走，
这一方面是因为欧陆的古典哲学在大陆的研究向有基础，另一方面，欧
陆古典的思辩的深刻性对出身哲学的人有莫大吸引力，从这样一个路子
下延，便到了胡塞尔、海德格。职此之故，八十年代的西方文化研究中，
现象学、存在主义最为显学。但进入九十年代，一些研究西方思想的学
者发现，崇尚革命的意识形态，谋求总体解决的思想方向，改变人性的
乐观看法，乃至国家主义的政治文化，无不与欧陆理性主义思想有关。
而另一方面，英美的经验主义路子，不求总体解决，注重经验性的归纳
和积累，尽量消解意识形态的兴奋，寻求改良，在市民社会上下功夫，
以及个人主义的归趋，更适合于中国的历史境况。于是就有了扬弃法国
式的“民主与科学”、提倡英美的“自由与秩序”的提法，对洛克与马
克思的区别、哈耶克对卢梭的批判的重视也就理所当然了。
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中，对西方文化的研究迅速向实学——社会科学
倾斜，开始形成一种学术的思潮。本来，“二十世纪文库”便与“文化：
中国与世界”不同，主要以翻译西方的社会科学著作为主，加上“走向
未来”本来也有向社会科学发展的意图，又由于八十年代中期一度兴起
的“韦伯热”的影响，在西方社会科学著作的译介方面已经有了基础，
因而九十年代以来的新的学术思潮，与以前不同，不再是以大量翻译为
推进形式，而是以研究成果（论文）为表现。与八十年代相同的是，学
术思潮的推动和形成，一定要学术形式（如丛书或刊物）与学术团体相
结合。在八十年代，丛书峰起，而其所以只有“未来”与“文化”推动
了思潮的形成（不论是文化思潮还是学术思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
两者都有一个知识精英的群体作为基础。从这一点说，九十年代这一正
在发展的学术思潮，可举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作为代表，该刊的宗
旨“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确立学术评价体系，严格学术规范要求”，注
重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的研究，把相当的力量投向与中国现代化实
际运作过程相关的问题研究。它的问题取向与对规范的强调，也显示出
从“启蒙”到“建设”的转变。
四
总起来说，文化引进的活动，是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改革的一种方式。
15 年来文化思潮的大多“事件性”的发展都是知识分子为了参与改革、
推进改革，以文化的形式所发动的。九十年代以前中国大陆的社会发展
中制度与文化的关系基本如此。也就是说，社会结构的变化在缓慢地进
行，它本身还不能在短期内影响文化思潮，文化思潮多是知识分子利用
外来文化资源进行的主动活动，用以推进政治、经济的改革。这种以呼
唤改革和批判传统为内容的文化运动及文化思潮，其性质不能不是以启
蒙为特征的为改革服务的文化动员。然而，社会结构的变化达到一定程
度后，会以各种方式对文化思潮发生影响，九十年代的变化一方面与89
事件后的历史条件有关，启蒙的呼喊自身也必须深入为具体的研究，更
主要的是，九十年代以后，社会结构的变化已不可逆转，使得政治或意
识形态戏剧性地剧变的可能性日益减小，日益壮大和稳定的社会结构的
变化，不再要求轰轰烈烈的文化启蒙运动为其鸣锣开道，它所要求的是
更多地对操作层面进行具体的研究，发达的西方社会科学的各部门，将
在中国现代化的巨大经验过程中被移植和试用，哲学和人文的研究将回
到自己的学术领地或在平庸的日常生活中实现其批判的功能。
所以，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行程看，文化思潮与社会存在是有密
切关联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文化思潮是与当时政治体系和意识
形态的改革要求相呼应的；八十年代中期改革的深入需要一种更加广泛
的社会动员，而不是初期的政治呐喊，于是有了文化热的大潮；九十年
代以后的改革的争论更多是在运行和操作方面，社会科学的具体研究应
运而行。另一方面，15 年来，文化思潮的兴起，与社会的关联方式逐渐
变化，早期的文化思潮，与政治运作的关系比较密切，这从当时的新马
思潮贴近政治中心领域可见一斑，以后的文化思潮，其发起和指向与政
治拉开了距离，九十年代的文化思潮更是落脚在社会，而不着眼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