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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就成为对历史上不同社会与文明‘作出优劣评判’的准绳”（页
19）。“自然，按这一标准衡量，中国社会与文明是处在人类发展的一
个较低阶段上”（《书评》页45）。
初读此文，颇觉不解。这类荒唐说法不可能是“在夏文看来”的，
遂疑印刷有误，找来原书对照，方知梁文在归纳和引述时对相应的原文
的含义和关键词做了一些极重要的改动和“归纳”，例如：
原文
1。“从初民社会到当代社会，我们可以看到，权利的观念、体系和
保护机制经历了一个渐进的漫长的演变（原书页5）。
2。“并非所有事物的发展都会增进人类的福祉”（原书页10）。
3。“我们可以根据体现和维护人类的尊严和价值的程度来对不同时
代、不同文明传统的社会正义作出优劣评判，但是不要忘记，每个时代、
每种文明传统里的社会正义都是人类的，都包含着或在最低限度的意义
上包含着为人类所共有的普遍道德原则，如行善、敬生、礼貌、公平、
抚幼、诚实勿欺、取财有道等。。。中西传统之别不过是理一而殊”。
（原书页19），“倘若因为‘人权’的语言符号最早产生于西方，见诸
于西方文化，便以为只有让所有的非西方文化传统‘西方文化’了，生
活于其中的人才有可能享有权利，那就不免荒唐了。这大概是文化沙文
主义和传统虚无主义在作怪”（原书页19—20）。
梁文
1。“人类历史实际就是一部权利观念展开的历史”（《书评》页45）。
2。“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可能有悖人类福祉，权利的发展却不会”（《书
评》页45）。
3。“这样，‘权利的进化’就成为对历史上不同社会与文明‘作出
优劣评判’的准绳”（页19）。“自然，按这一标准衡量，中国社会与
文明是处在人类发展的一个较低阶段上。。。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差不
多一百年了，人们思考问题仍然如此简单、绝对和武断。这种思想方法
本身的问题暂且不谈，在这种思想的指导和支配下探究“中国公民权利
意识”问题，是否有助于人们深入地了解现实，恐怕是值得怀疑的”（《书
评》页45－46）。
行文至此，墨兴已无。我再次感谢参加《权利》一书座谈的各位学
者，并希望这篇用两个周末草就的勉为其难的文字能邀来更多的对《权
利》一书的批评，以便我们把后续的研究做好。同时，也希望这篇勉为
其难的文字有益于在我们这一代学者里树立良好的学术风尚。另外，由
于对有关学科领域的知识不熟悉，加上时间有限，我只能主要以我个人
的文章为例答谢批评者并与之商榷，敬请《权利》一书的其他相关作者
赐谅。
社会中间层
——改革与中国的社团组织
王颖折晓叶孙炳耀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 年出版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中国社团①。。
景跃进执笔
七十年代末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沿循自身的内在逻辑，引发
了一场及其壮观的社会变革。在这一变革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结构的调
整或重组无疑是最令人注目的领域之一，而政府与社团的新兴关系又是
其中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
《社会中间层——改革与中国的社团组织》（以下简称《社团》）
一书，虽然没有采用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但是，它以自己特有
的方式，几乎在每一章节涉及和讨论了这一问题。作者在大量经验材料
的基础上进行概括、提炼，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社团与政府关系的“百色
图”。毫无疑问，这些丰富的描述将极大地加深人们对转型中的中国国
家与社会关系的认识。同时，也促使我们更深入地思考这一关系中的一
些重要问题。
一
改革以来，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是一个众所共认的事实。但
是，怎样认识和理解这一变化，学术界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就目前而
言，“市民社会论”的解释似乎影响更大一点（尤其在海外中国研究领
域）。［1］。。 庆幸的是，与《社团》作者一起在萧山市进行合作研究的英国
苏赛克斯大学高登·怀特（Gordon White）教授，恰好采用市民社会的
概念策略来研究中国社团现象。［2］。。 因此，将他们各自发表的研究成果比
照一番，不但对于理解中国社团现象是颇有裨益的，而且也为我们提供
了一条方便的叙说途径。
怀特教授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透视变化中的中国社团现象。
他的研究假设是：“中国经济改革所引发的市场关系发展和所有权的多
样化，与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出现及原有社会组织的调适这两者之间，
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虽然这一过程同西方社会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兴
起和资本主义从封建社会的产生之间的关系不可等同，但是，在下述意
义上它们之间确有相似之处：即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将导致经济以及它
与国家关系的迅速转型，以及同样程度的社会转型，并终将带来政治方
面的后果。”［3］。。 由这一假设推演，在（今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权力平
衡关系中，情势将对市民社会有利；公域与私域的界线将更加分明；个
人和利益集团的利益表达空间将扩大，社会利益和组织将获得自主性，
它们影响国家的能力也会增大。（在这里，“市民社会”被理解为市场
关系扩展的组织成就，是随后出现的基于自愿参与、享有某种自主性的
社会组织的新领域。）
为方便起见，不妨将怀特的（与我们的论题紧密相关的）研究预设
概括成以下几个方面：
① 本书评的写作由邓正来先生策划，它是“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组”一个子项目的副产品。书评稿几经课题
组的读书讨论会商议。参加讨论的有邓正来、张晓劲、程农、王铭铭诸君。书评所表达的主要观点，反映
了集体讨论的意见。
（1）市场改革导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
（2）这一关系变化的特征是市民社会的出现；
（3）市民社会与国家在结构上是分离的，而且随改革的深入，其界
限将更加明显；
（4）市民社会的功能（在新形势下）是作为国家与社会的中介，代
表和保护个人利益等等；
（5）市民社会的力量将日益增大，最终取得权力平衡中的有利位
置。
对萧山市社团考察的结果表明，经验现实基本上与上述假设不相吻
合。［4］ 然而，有趣的是，怀特并没有因此而抛弃（或否定或修改）自己
的研究框架和概念策略。他的解释是，中国的市民社会之所以尚处于萌
芽状态，乃是因为经济改革的不彻底性，国家在经济领域中保持着主导
地位，市民社会要素的出现时间太短等等。在怀特那里，现实与假设的
差距被未来历史的期望所弥补。于是，兜了一圈以后，又回到研究假设
本身：经济改革的内在动力将改变现实状况。非国家部门的扩张将逐渐
削弱国家的主导地位。随着改革的深入，一个较强大的“市民社会”将
出现。它将具有较多的“私域”特征，获得较大的自主地位，对国家发
挥较大的影响力，并更多地对其成员负责。［5］
相比于怀特的研究，《社团》一书显然具有自己的不同特色。（该
书对社团与政府关系的讨论，所涉甚广，但其中最能体现此一关系的，
恐怕莫过于社团的“半官半民”特点了。它反映在两个方面，即静态的
组织构成与动态的中介功能。因此，下面的讨论将围绕这一中轴，与怀
特的观点比照进行。）
与怀特一样，《社团》作者也假定经济改革引发了国家与社会（政
府与社团）关系的变化。但这只是出发点的一致而已，接下来便分道扬
镳了。虽然在具体研究的操作方面，亦有一些相似之处（如对社团采取
官方、半官半民、民间的三分法分类，从两个方面——国家对社团的控
制、管理以及社团表达利益、影响政府政策的作用——来考察国家与社
会的相互关系等等），但是，与怀特不同，作者没有采用市民社会的概
念图式来透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是采用“分化…整合”的分析框架（页
11，本文标注的页码均自《社团》一书——笔者注）。如何评介这两种
分析框架的利弊得失，不是本文的任务。对于我们的分析来说，重要的
是，由于分析框架的不同，形成了一种整体性的概念制约关系。因此，
虽然同样采用“半官半民”的术语，但它们明显处于不同的认知脉络和
思维趋向之中。而且，它们在两种研究中所居的地位和功能也是不同的。
简言之，在怀特教授那里，新兴社团的半官半民性质被认为是市民社会
在萌芽时的一种软弱状态。市民社会的预设使他不可能将这一性质视为
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点。相比之下，《社团》一书没有如此沉重的
价值负担。其“分化…整合”的研究框架对于作者的多元探索，并不构成
任何逻辑上的或价值上的障碍。具体说来，“半官半民”一词在《社团》
一书中，并不是在社会与国家的结构性分离取向（这是怀特市民社会论
的一个关键）下运用的，它试图揭示的是政府与社团关系的更为复杂的
交织状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对社团“半官半民”性质的特有处理，
使《社团》作者确立了与市民社会论分野的一块基石，同时，也为分析
中国社团的内在结构和运作方式奠定了基础。
因而，对《社团》一书的分析，不妨由此入手，看看作者在这方面
是如何进行探索的，究竟做了哪些事情，以及做得怎么样。
所谓“半官半民”［6］ 指的是社团的一种双重性质，即既包括官方的
因素，也含有民间的特征。大概作者认为这些术语或概念太过平常，以
致通篇找不到关于“民间性”、“官方性””和“半官半民”的任何明
确的定义。与这种“粗心大意”相对照的是，作者对社团“半官半民”
双重性的区分，有时到了很“精确”的地步（我们可以从中间接了解作
者关于“半官半民”的看法）。例如，将社团组织进行要素分解，然后
找出“官方性”与“民间性”得以表现的基础。其中，社团的组织目标、
功能、成员的构成、以及组织和成员间的联系等方面被认为是具有民间
特征的场域，因为它们体现了所谓的“民间性原则”。另一方面，社团
的组织关系和组织形式则被划为非民间性原则的领域，这里体现出半官
半民的特征（确切地说应是‘官性’）。用作者的话来说：“社团为了
生存和发展，为了获得所需的资源（权力、资金、技术、财力等），必
须借助政府或政府所属企事业单位组织的力量，必须与原组织体系形成
一种稳定的整合关系。我们所以称这一时期的社团具有半官半民特征，
恰恰是因为他们与政府为中心的原组织体系存在挂靠关系、主管关系、
人员交叉关系、经费划拨关系等。也就是说，表现在组织关系与组织形
式上。”（页143）［7］
如果说“官民两色”是从静态的角度描述中国社团的某种特定性质，
那么，“中介”讲的便是它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所发挥的功能。从系统
结构的角度看，社团也因此而成了一种“中介体”。“所谓中介体，是
指在性质和功能上介于两类组织要素之间，既具有自愿性、相对独立性
和特殊利益，又依存于双方，以服务、沟通和协调双方为其宗旨，在两
者之间发挥联结作用的媒介组织。”（页271）。对“中介体”的这一界
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显示了作者对社团功能的性质和范围的理解。
社团的“中介”功能源于改革引发的组织体制变迁。作者指出，“经
济体制改革促使组织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有的单一的行政整合模
式被打破了，新的组织类型、新的社会成分和利益群体出现了。那么，
分化后的组织体系如何建立新的互动关系和联结纽带，社团在建立新的
整合关系中处于怎样的位置，起着怎样的作用？”（页7）作者为自己提
出的任务是：“从结构断裂所形成的组织要素间的新型关系上，把握中
介体生长的地带和它的基本性质和功能”。（页271）具体地说，社团联
结政府与民间的这种中介功能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是为政府管理提供新
的渠道。作者认为，社团的中间性和半官半民性，使它能适应官方和民
间的共同需要，采取新的渠道去为政府和民间的纵向沟通服务。“第三
行政渠道”或“第二纵向沟通渠道”［8］ 被认为是社团对政府行政渠道不
足的有效补充。质言之，社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