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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大程度上相互依赖）与要素相对重要性（即要素对总产出的边际贡
献）的比较。这两者都是由生产技术确定的。例如直观说来，当管理能
力和产出弹性上升时，管理者应当分享更大的利润。但是这个利润份额
增加的幅度又依赖于各要素在其创造边际贡献的过程中多大程度地依赖
于其它要素的合作。这些就是定理一和它的两个引理的丰富内容的主要
部分。（2）当监督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时，利润的分享方式不仅取决于技
术参数，还要取决于监督成本。直观来说，那些要素产出弹性高的人，
如果其工作非常难以受到有效监督，他们就应当分享大部分利润。那些
能够以较低成本监督他人的人，尽管其要素相对并不重要，还是可能成
为利润的分享者。对称地，那些要素相对重要但监督他人成本极高的人
也可能分享利润。这是定理二及其三个引理和若干推论的主要内容。（3）。。
当人们不是风险中性时，那些更愿意承担风险的人，如果同时也是要素
相对重要的和对他人监督成本较低的人，就会分享大部分利润。但是张
维迎的看法是，风险态度在决定谁分享大部分利润的博奕中并不是经济
学研究的主要方面。我以为这个看法的正确性在于，就方法论而言，经
济学的实证性使其必须回避对心理因素的研究。
下面我用一个简单的博奕模型来导出上面那些结论的要点。让我们
从典型的囚犯悖论开始，即下图中所有参数为零的情况。其中M 代表团
队生产中管理者的角色，P 代表生产者的角色，T 表示加入团队的选择，
H 表示选择“单干户”。
这时（我们仅仅考虑一次性博奕）唯一的纳什均衡就是（H，H）。张维
迎的模型基于纳什均衡讨价还价博奕理论，这在我们的简单博奕中就是
引进与张的模型性质相同的参数并考查在什么情况下（T，T）也可以成
为纳什均衡，从而人们选择团队的生产组织方式。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对企业的所有权就是对企业经营的“剩余”
或利润的独占权利。因此谁拥有企业的问题在我们（以及张维迎的模型
中）就是利润如何在生产者和管理者之间分享的问题。这里团队生产的
利润就是其总产出减去一个固定的监督费用后的值超过单干总产出（1＋
1=2）的量，假设为Q。在考虑到要素相对重要性时，可以假设Q=Q（M，
P），此处参数M 表示管理者的技术重要性，P 表示生产者的技术重要性。
注意张维迎模型中的“协调程度”在这里已经假设为一个正的利润Q。这
个利润被委托权参数b 决定其在两个参与者之间的分享（b 在0 与1 之
间，M 的份额是 b，因此他的总收入是1＋bQ；P 的份额是（1—b）Q，因
此他的总收入是1＋（1—b）Q）。张维迎模型里的监督技术参数在这里
用固定不变的监督费用或介于0 与1 之间的参数r1和r2来表示。当管理
者监督生产者时，他付出效用…r1，而生产者偷懒的效用中则要减去r1
（假设这是在反监督中的损耗）。当生产者监督管理者时，他付出效用
r2，而管理者营私舞弊的效用中则要减去r2（逃避监督的损耗）。当生
产者偷懒而管理者诚实工作时，我们假设生产者的偷懒可以使他既占有
单干时的效用（因为他可以把偷懒的时间用于单干）又占有全部的剩余
（因为他仍有团队成员的讨价还价权利，在极端情况下他独占剩余），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效用是1＋（1－b）Q。总结一下这种情况，当管
理者对生产者的监督有效时，生产者在博奕格局（T，H）下得到的收益
是1＋（1…b）Q…r1。而管理者得到负的效用O…r1（因为全部剩余被生产
者偷走，而管理者付出了监督成本r1）。相应的讨论适用于管理者营私
舞弊而生产者诚实工作的情况，即博奕格局（H，T）。这时管理者得到
效用1＋ bQ－r2而生产者得到0…r2。
先排除所有的技术因素，假设Q=1，是常数。这时博奕格局（T，T）
成为纳什均衡的条件是：
1…r2＜b＜r1
显然，如果生产者对管理者的监督完全无效率并且管理者对生产者
的监督完全有效率，即r2=0，r1=1，那么使团队成为双方理性选择的均
衡状态的唯一的利润分享方式是b=1，也即由管理者独占“剩余”，成为
企业产权的所有者。反之，如果管理者对生产者的监督完全无效，而生
产者对管理者的监督完全有效，维持团队生产的利润分享方式就是b=0，
即生产者独占“剩余”成为企业产权的所有者。在一般情况下，双方的
监督都有一定效率，所以参数b 可以在大于0 和小于1 之间取值。这就
是“分成制”的契约。这些结果可以认为是在极简单的模型中对应于张
维迎书第二章的主要结论。我也推导出了在生产函数Q=（m，p）中引进
要素相对重要性和技术协调参数所得的主要结论，可以与张维迎的结论
一一对应。在风险态度非中性的情况下，我必须在上面简单的博奕模型
中就某些参数值讨论夏仙义（John Harsanyi）和西尔顿（R。 Selten）
在八十年代引进的概念——风险优势均衡，并仍得到张维迎的相应结
论。
所有这些结论都不是新的，例如读者可以参看艾智仁和伍德沃德
1988 年在《经济文献》杂志发表的对企业理论的综述性文章。张维迎的
贡献是在第二章严格的分析微观基础上，引入关于企业家能力的信息成
本，从而导致出资本与劳动的各种雇佣关系和被雇佣关系。这就是他的
第三章的内容。
张维迎书的第三章虽然没有很长的篇幅，却足以成为整个论文的要
害部分。理论的基点是企业家能力在人群中的不均匀分布和难以观测。
这对应于上一节说过的“lemon’ s princi…ple”，在某种“平均原则”
下，那些劣质的管理者会逐渐把那些优质的管理者逐出市场。因此一个
有效率的市场必须实行某种“歧视政策”。这个歧视政策就是把一个人
的企业家能力与他和个人财富挂钩。所以当市场观测到一个人的财富量
时，它就根据企业家能力在拥有不同财富量的人群中的概率分布来决定
这个人的企业家能力，并且据此制定他做为企业管理者所提供的服务的
价格。这样在竞争性的管理者和生产者市场上，在那些管理工作很难受
到监督的部门，财富多的人比较容易拥有企业的控制权甚至成为企业的
所有者。
为什么市场必须把企业家才能同个人财富挂钩呢？张维迎给出了一
个基于“风险不对称原理”的解释，如果我们接受信息经济学传统，用
一个随机量的方差度量它所包含的风险，那么当一个人做投资或经营决
策时，他所操纵的全部资本的值，K，所包含的风险就是Var（K）。在竞
争性资本市场上，由千百万人的投机行为生成的资产定价倾向于使每一
项投资或企业的回报率与它所含的风险成线性的正比关系。所谓“风险
不对称”就是说回报率与风险的关系偏离了线性正比关系。例如一个穷
人，借了一笔资产K 用于风险经营，如果他赚了钱（假设他成功的概率
是P），他可以偿还利息并将“剩余”，R，独占。但是如果他亏损了，
在废除“债务奴隶制”的社会里，他无法偿还这笔借款及其利息（假设
他亏损概率是1—P）。那么从这个人的立场来计算，他的期望收益将是 PR＋（1—P）0=PR。现在假设一个富人用自己的资产K 做相同的风险经营，
则他的期望收益将是PR＋（1…P）L，此处L 是亏损值。如上述，这个期
望收益在竞争性资本市场里线性正比于Var（K）。假定这个富人的期望
收益是PR＋（1…P）L=f［Var（K）］。由于这个穷人做的是同样的风险
的经营，市场回报给他的收益也应当是f［Var（K）］。显然，这个回报
大于他期望的收益PR。于是，在张维迎看来，穷人比富人有更大的积极
性用别人的钱做风险经营。于是一个有效的市场必歧视穷人，必须在贷
款给穷人时依照“坏账风险”的程度收取更高的利息或一定比例的财富
抵押。
张维迎把这一结论与他在第二章的分析结合起来，给出了一个社会
分工的图景。那些没有财产也没有企业家能力的人在有效市场中选择了
生产者的角色；那些有财产也有企业家能力的人选择了管理者和企业所
有者的角色；那些没有财产但有企业家能力的人选择了管理者但不是企
业所有者的角色；最后，那些有财产但没有企业家能力的人选择了企业
所有者但不是管理者的角色。在他的模型中，人们的这些选择取决于生
产技术和监督技术参数，取决于企业家能力的分布特征。这个结论的严
格论证需要一般均衡模型。然而下面将会看到，把这类局部均衡结果推
广到一般均衡时会遇到极大的困难，而且往往结论是不成立的。
三、结论与问题
张维迎的企业理论从假设到结沦，都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密切相
关。这正是他的理论的生命力所在。一个理论家的思想总是连贯的，有
自身传统的。张维迎也不例外，他的企业理论正和他早年提出的“为钱
正名”的思想一脉相承。在高度评价了他的这本著作之后，我想在这个
结语中着重提出几点批评。
首先，张维迎企业理论建立在纳什非合作均衡和纳什讨价还价博奕
均衡（Nash Bargaining Equilibrium）的基础上，这是有很大局限性的。
在博奕理论家中，密西根大学的宾默尔（KenBinmore）长期致力于拓广
纳什讨价还价博奕均衡，试图以此解释社会道德的形成。但是他在1994
年的两卷本著作《社会契约与博奕论》里终于承认纳什讨价还价博奕均
衡不足以解释社会契约。哈佛大学的密尔森（Roger Myerson）在其 1991
年的深入研究性著作《博奕论——冲突的分析》中指出，纳什讨价还价
博奕均衡之局限性在于许多情况下合作博奕可以使人们分享比纳什讨价
还价博奕均衡大得多的剩余。换句话说，在纳什均衡非合作博奕下效用
的可能性边界可以被纳什讨价还价博奕均衡扩展到更大的范围；而后者
的效用可能性边界又往往可以由合作博奕进一步得到扩展。这种现象尤
其出现在超过四个人的博奕的场合。因为我们知道所有二人博奕要么是
非本质性的，要么策略等价于“每个单干收益为0，两个人合作时总收益
为1“的博奕。而此时纳什讨价还价博奕均衡下的分配与各种主要合作均
衡概念下的分配往往是重合的。所有三人博奕要么是非本质性的，要么
是本质性的常和博奕（即总收益为常数，不依赖于任何人的任何策略），
策略等价于“每个人单干时的收益是0，任意两个人合作的总收益是1，
三个合作的总收益是1”，要么是本质性非常和博奕，策略等价于“每个
单干时收益是0，两两合作的总收益分别为a，b，c，在0 与1 之间的实
数，三个人合作的总收益是1“（参见 Petet Morris： Introduction toGame Theory，Springer－Verlag，1994，第六章）。只是在最后一种情
况下常常出现超过纳什讨价还价博奕均衡的总收益。
事实上为了解释每一个社会中具体存在着各种交换方式，我们必须
在某种程度上依赖合作博奕的假设。例如社会道德约束在某些方面足够
强大从而人们不必每天讨价还价，人们可以放心地依赖他人的习惯和传
统。乡镇企业的“社会性”约束足够强大，从而本地就业必须得到优先
考虑，尽管这样牺牲了企业效率，但也许确实扩展了整个合作的效用可
能性边界。在父子，夫妻，兄弟，姐妹，朋友之间，很多时候一方作出
违反纳什讨价还价博奕的牺牲（即接受低于威胁点的效用值）是合作博
奕的需要，而且确实扩展了所有人的利益。在这方面我们正看到博奕论
的有意思的进展：如果把“威胁点”视为某种讨价还价的“参考点”，
那么我们可以引进其他类型的参考点。这些参考点的用途在于讨价还价
的双方根据每个参考点进行的讨价还价可以达到某个均衡。而所有参与
博奕的人应当选择那些能够把讨价还价引导到使他自己利益最大的均衡
所对应的参考点（参见James Fried…man： Game Theory with
Applications to Economics，2nd e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在这样的看法里，参考点的设定实际上依赖于所考查的特定社会和文化
历史背景。在这方面我相信张维迎有更深刻的体会。
其次，张维迎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