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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相同的，也是相通的，只是各个学科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
方法加以考察而已。这也是交叉学科不断产生，知识综合得以实现的原
因。这种交叉评论，对于两个学科以及整个社会人文科学的发展，对于
不同领域专家学者的交流和合作，都是大有益处的。
也是一种回忆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张小劲
记得还是在 1994 年年初的时候，邓正来先生和我们几位在讨论季刊
编务时提出了创办《中国书评》的基本设想，此后，邓正来先生又交待
我将这一设想形成为文字，这就是后来在《季刊》总第8 期公布为“出
版《中国书评》双月刊的计划”。从此开始，我一直参与着《中国书评》
的编务工作，当然也包括停刊收尾和复刊启动等一系列事务，也还作为
作者为《书评》作了另一种贡献。
而无论参与身份如何，也无论所做事体之巨细，我个人之于《书评》
的一个至深体会就是，在中国运作一个纯粹的学术批评的制度性空间殊
为不易。尽管《书评》发起时的基本设想已经明确为批评抄袭伪劣之作、
刊发严肃学术规范的评论，但在第一期编发稿件时，尤其是邓正来先生
那篇尖锐批评的文字时，仍不免有诸多顾忌。而且在文稿刊发之后，也
确实引致不少议论，言说《书评》意欲充当“学术警察”者有之，指称
书评作者徒逞“个人意气”者也有之。与此相应的，则是多少有些貌似
公允而实则不满的问诘“你们究竟有何资格评判”，及致《书评》发起
有关学术“规范化与本土化”的公共讨论时，上述议论更是有增无减。
这当然是不欢迎批评者所言。在另一方面，也确有喜好“意气之争”者
视《书评》为“大批判”园地，总想借此一吐胸中沉郁多年的块垒。这
两方面的倾向对于一个刚刚诞生的刊物确实造成了一种困境。
但同时，学界同仁对于《书评》却开始有了更多的共识和认同。这
种共识和认同当然来自于对中国社会科学现状及其发展前景的共同判
断。但就操作层次而言，《书评》连续组织了几次高水平的主题书评研
讨会，使得《书评》的根本宗旨和学术定位广为人知，对参加者和随后
的读者而言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实在说，这类的活动一直是《书评》
编务中最费时力的安排，并有最为严格的程序要求，包括首先选定较有
代表性的学术著作，然后约请有关学者撰写评论文字；再将评论交请原
书作者审阅并准备意见；在给出充裕的准备时间后，组织原作者和评论
人座谈，在真诚坦率的对话中或作进一步的补充说明或对争议问题进行
深入的探讨；双方的书面文字均经再度修改与书评研讨会记要一并刊
发。为保证出版的连续性，每次书评研讨会往往会提前近7—8 个月开始
准备。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书评》所主张的“严格学术规范要求，确
立学术评价体系”的宗旨，所奉行的“有学理凭依的批评性对话，有知
识积累意义的论证性介绍”选稿原则得到了学界同人的好评，反应之热
烈、支持之真诚和来稿之踊跃始终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种状况及其所
反映的学界同仁的心态和觉悟也是《书评》在经历了短暂的停刊之后而
复刊的主要原因。
我们今天聚会于此，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要对《书评》已经做过的工
作做总结，而就总结言，《书评》主编邓正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术
空间正经由学者们自己的努力而逐渐形成”的论断，实在是一个恰当的
评语。此处之所言当包括两层意思，一则提示《书评》是由学者群体自
觉自愿的集体性操作而生成的、张扬其学术性并因之具有相对独立性的
学术场域；二则强调它是由一系列由学者自觉自愿创生且合乎国际通行
原则的学术规则加以规范、由重视学理凭依而富创见的中国问题学术研
究成果和遵循学术标准而进行的学术成果评价赋于其实质性内涵的学术
框架。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有理由乐观地相信：今后将会有更多更好的
学术作品问世，学界的发展将会迈上新的台阶，而与中国社会科学同命
运的《书评》亦将有更大的发展。
从“立法者”向“解释者”的转换
北京大学法律系强世功
作为《中国书评》的读者、作者和编辑参与者，我深深地体会到一
份好的书评刊物，绝不是仅仅作为一个“信息容器”，传达有关图书方
面的信息，而是作为一个“生产机器”，在文化再生产过程中，按照生
产者的意志，培养起读者的“阅读风格”，形成了读者的“阅读态度”。
就“阅读风格”而言，《中国书评》通过自己的实践确立了我们把
握学术著作的方式。就我自己的经历而言，在此之前，我所看到的或所
理解的书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摘要式书评”，将书的内容介绍一下，
如果是英文书的话，有时干脆将核心内容编译一下；另一种是“随感式
书评”，从一本书的内容或其中的一句话出发，漫谈自己的感想，在多
数情况下，所谈的东西最后往往与所评之书没有直接的关联了。与这种
轻松愉快的阅读风格相反，《中国书评》培养新的“阅读风格”：它不
仅关注书中讲了些什么，而更主要的是追问它为什么这么讲；它不仅要
我们读有所感，而更主要的是要我们思考我们感想的依据是什么。一句
话，《中国书评》对我们的阅读提出了新的要求：将图书之所言与读者
之所思，一并提升到学术研究的水准上，纳入到理论发展的脉络中。
就“阅读态度”而言，《中国书评》通过自己的实践使得阅读成为
针对自我的反思方式。在“摘要式书评”和“随感式书评”中，我们一
般习惯于作者与读者或言说者与听者之间的等级制，阅读的功能似乎仅
仅在于知识在量上的增长。于是，尽管我们读了许多东西，却依然没有
培养起理论的鉴别力，“知识增量”（邓正来语）依然没有实现。《中
国书评》正是通过严肃的学术批评来打破这种等级制，使我们在反思的
基础上实现知识的累积，逐步提升学术研究的水准。当然，更为重要的
是，正是通过这种学术内部的相互批评，打破了隐含于言说者与听者背
后的话语生产者（知识分子）与话语模仿者（大众）之间的等级制，实
现了知识分子角色从“立法者”向“解释者”（保曼语）的转换。
当然，实现“阅读风格”与“阅读态度”的转换，是提升中国社会
科学研究中的一项长期任务。《中国书评》在其中的作用和意义只有在
其今后的实践中才能逐步显现出来。
《中国书评》和一个批评空间的建立
北京大学法律系赵晓力
如果在十年或二十年以后回头看《中国书评》的创办与发展、停刊
与复刊，我们肯定会有一些不同于现在的判断、评价与感想；但我们当
前所拥有的一些判断、评价与感想到那时候却可能无法追忆。作为一个
读者，我已经不能立即回忆在“前《书评》”的日子里，我所能接触到
的中国社会科学的阅读空间是个什么状况。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个空间
缺少一个《书评》带来的至关重要的要素：批评。
现在，这个因素已经悄悄渗透到新近创办的一些刊物，包括一些学
生主持的刊物，和努力改制的一些老牌社会科学刊物中。一个通过对已
有知识进行严格的检验和评价，从而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引进反思、批判、
否定精神的空间正在形成。
但是，批评并不是获得知识增长的唯一途径，相对于创造力而言，
它或许还是一个第二位的因素。另外，批评标准和批评伦理的选择、取
舍，也是一个棘手的、从来不会有什么最终结论的问题。没有标准和不
讲伦理的批评，谁又能保证不沦为表达怨恨的工具，而最终和知识的增
长风马牛不相及呢？
因此，一个始终注意以知识增长为依归的批评场所和空间的存在就
显得格外重要，它不仅使得问题有可能被发现，标准有可能被创造，伦
理有可能在实践中被内化而和批评者、被批评者都建立一种血肉联系，
而且它还使得批评作为一种获得知识的手段存在并因此具备正当性，而
不仅仅成为表白我们对知识的忠诚和检验做学问是否认真的一项指标。
所以，对那些已经做出了批评的姿态，但还缺乏深刻和实质性的批
评要提出希望和建议。做出姿态固然表明了我们的觉悟，表明我们不愿
意加入那种互相糊弄的游戏，但批评是否深刻和切中要害仍然取决于我
们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增长自然需要多方面的修为，但可以肯定，洞察
到一个理论的核心，直击其未曾明言的要害，或在同情理解之下达到与
作者的深深的心灵契合，那将带给我们更为持久和巨大的知识上的愉
悦。
书评应具有知识增量
清华大学历史系秦晖
当前我国的书评不可谓不火。近年来读书类杂志包括俱乐部杂志（如
席殊俱乐部的《好书》）大增，各报刊也纷纷增设“书评”、“阅览”
栏，为书评家与书评的“写手”们提供了日益广大的园地。但这些园地
中的文章，大多数可归入两类：一类是广告式或应酬式书评，这类书评
基于商业目的或人际关系目的，写得较虚泛，往往还过分溢美，言过其
实。另一类是摘要式书评，这类文童基本上是把所评著作中评论者认为
重要的观点加以集中浓缩、转述，最多再加上简单的评价。它对帮助读
者在浩如烟海的群书中寻找所需不无裨益，许多著作中的一些精辟思想
也赖此得以流传到比本书读者更广泛的范围。应当说，这两类书评都有
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如果仅有这两种书评则是不正常的。而这两种书评
的共同特征是没有提供新的知识增量。
文化的发展尤其需要的是另两种书评：一为商榷式书评，评论者对
所评书持有不同见解，以评论形式公之于众，构成学术争鸣的一种方式。
另一为联想式书评，评论者由所评书引出新的思考，展开新的论述，构
成学术探讨的一条道路。这两种书评的共同特征是在评论中提供了新的
知识增量。所谓高质量的学术性书评应该是就此而言。我们常说，一本
好书的最大价值常常不在于它解决了某些问题，而在于它提出了某些问
题。相应地，一篇好的书评自然也应该是讨论问题的书评。严格地讲，
也只有这样的书评才能叫书“评”，而那种广告式应酬式或摘要式的书
评只能说是“新书介绍”。
当然，好书评讨论的问题应当是真问题而不是伪问题，其所提供的
知识增量应当是“干知识”而不是“知识泡沫”。一本好书通常都会带
出许多尖锐的真问题。如当今影响很大的哈耶克名著《自由秩序原理》，
对于非自由主义者而言自然是一个严肃的商榷对象，他们不能无视该书
的挑战而自说自话地弘扬其“主义”了。而对自由主义者来说这本书也
提供了丰富的问题空间：自由主义既是个低调的、现实的“主义”，它
既无“致命的自负”，对人的智性与德性的期望值也很低，但何以现实
中能“自生自发”出自由主义秩序来的概率却是如此之低呢？是因为古
今中外的人们都过于“唯理”、过于“自负”了吗？自由主义者如何从
理论上（而不是从对诸如“圣雄”之类的偶然现象的期盼中）解决它既
承认人的理性自利与个人选择，而“自由”本身又是个最富外部性的“公
共产品”所导致的悖论，即“三个和尚无自由”？哈耶克给我们指出了
什么是不能走的“通往奴役之路”，但他能给我们指出一条“通往自由
之路”吗？对哈耶克的讨论应该涉及这些问题，书评在此会有广大的学
理空间。
长期以来《中国书评》杂志无疑是以发表“有知识增量的书评”见
长的。中国需要有这样一份刊物，“无国界的”学理也需要这样的刊物，
这也是出版《中国书评》选集的意义所在。
《中国书评》与学术建设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景跃进
对于许多事情，包括正在从事的活动，我们并非都是采取理性的思
考态度。就《中国书评》而言，更准确一点的说法兴许是，一旦作出了
某种基于理性思考的决定（“书评的问世乃中国学人建构高层次学术对
话场所和沟通氛围的自觉努力”——主编语），也并非时常有机会进行
理性反思的，感谢本次座谈会提供了这样一次再思考的机会。
从出生的时间来看，《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是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