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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如何更好地对付视共产党为非法的国民党政府及其特工机构，例如
各种秘密工作的规定包括文书的隐形书写、全国性秘密交通网的建立、
秘书工作人员的保密纪律、秘密电台的管理等等（页35－139）。只是在
中央迁到根据地、特别是后来常驻延安而处在相对安全和稳定的环境之
后，秘书工作才真正走上正常轨道，工作制度的发展重点转到了协调内
部关系、围绕着中央领导人新的办公制度而制定各种公文处理程序和上
通下达的沟通规定，例如制定中央与各地中央局秘书机构之间的文件交
换和行文制度、文件送审传阅制度、时事动态汇总研究制度等等。（页
186—247）但后一种制度发展处处留下了毛泽东个人的深刻印记，这并
非是因为他曾以图书管理员作为其第一份社会职业、后在中共“一大”
时曾任大会临时秘书、又出任中共自有设置以来的第一个中央秘书而享
有“中共秘书工作的开创者”之称，（页391）而是因为正是在他争取和
掌握中共最高领导权力的过程之中由他主导完成了秘书工作制度的建
设。由此也可看到，后一种制度发展显然受制于当时党内斗争的状况，
但同时也成为规范当时党内意见分歧和冲突的一种措施。
在这方面，《简史》为我们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历史事实证明。在1935
年1 月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
委并受托与周恩来、王稼祥共同负责军事指挥工作。而这只是毛泽东开
始扭转其自1932 年以来失势地位的第一步，接着他就利用“长征”途中
中央秘书处并入中央军委且主要由红一方面军机要科统一负责的机会，
委派曾在江西时期担任过自己秘书的王首道出任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
长；＇7＇1935 年9 月的“瓦窑堡会议”后，他又设法使王负责刚刚恢复建
制的中央秘书处，从而在管辖中央秘书处机要科的同时又领导中央军委
机要科和中央社会部机要科，并且建立了完整的机要制度，以此将党政、
军队和秘密工作的全部机要通迅置于统一管理和严密监督之下。（页204—210）这成为当时条件下对付所谓“留苏派”的重要一着。＇8＇
1937 年11 月底，王明身负莫斯科要求中共转变方针、与国民党建立
统一战线的使命，以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书记的身份飞返延安，从而
打破了1935 年后逐渐形成的以毛泽东为重心的党内政治格局。＇9＇但就在
同年12 月王明回国后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面对咄咄逼人、“表
现得不可一世”的王明，毛泽东虽然“一时有些摸不着头脑，没有多说
话”，＇10＇但却以1931 年以来中央政治局终于实现了国内成员与国外成
员第一次聚会国内为理由，坚持对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的办公
规则和发文程序作出了严格的规定，特别强调重要文件“非经半数以上
的书记签名同意后不得发出”，“经半数以上的政治局委员签字后方认
为有效”。（页217）与此相应，中央秘书处着手制定并开始执行文件传
阅审批制度，进一步严格了发文程序，从而产生了最重要的中央办文制
度。（页218—222）这些措施无疑是为了建立和加强“集体领导”；而
且也正是因为这样，这一制度后来已扩大应用到党政军各个部门和各种
问题的议决过程之中，尽管有些时候有些场合并未坚持到底。但在当时，
此举的实质意图却更多地在于制约回国后决定立即前往武汉、建立并领
导中央长江局的王明等人，杜绝他们利用建立统一战线之机另立山头、
另搞一套的可能性。＇11＇
同样有意思的是，1941 年在毛泽东为“延安整风”而进行理论准备
的时候，他不仅同样抓紧了有关组织机构的改组与整顿，而且充分利用
了他所掌握的组织资源优势：一方面，他首先完成了中共中央下属的西
北中央局、华中局和南方局的人事调整，＇12＇另一方面，先是委派中央秘
书处长王首道、后又专调胡乔木作为其政治秘书帮助他编篡整风的重要
文件《六大以来》，接着又在这年8 月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
决定》而组建了中央调查研究局，自兼主任和下设的政治研究室主任，
集中人力为整风准备材料。＇13＇就在9 月10 日至10 月22 日中共中央历
史上持续时间最长、以完成对王明一伙最后清算为目的的政治局扩大会
议期间，毛泽东又决定组建中共中央办公厅，将文件处理、政策研究和
后勤保卫列为其三大职责，在高度统一的秘书工作体制下健全了各项主
要的工作制度。特别是其中与政策研究有关的工作制度，如编辑印发三
大绝密级情报资料《中央电讯》、《中央通讯》和《临时通讯》的情报
汇总制度和负责专题跟踪、试点摸底的调查研究制度等等，（页192－194
和245－247）实际上已经使中央办公厅从过去那种提供单纯的文字服务
的角色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实际决策中心。在这样一种制度发展的影响
下，当时对各战略大区实行一元化领导的大区中央局新设的办公厅也同
样在本地区内承担类似的职责。（页350—353）
自此，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内部机构设置和主要工作制度也就稳定下
来了，因而在1947 年3 月由于国民党对延安的军事进攻，中共中央不得
不再次迁移其总部的时候，便未再实行长征时由军队代管党政的办法，
而是将中央办公厅一分为三，跟随不同的中央领导人开展游击活动并且
一俟条件许可便马上恢复建制。（页318—328）在1949 年全国政权易手
之际，中共中央办公厅也相应地成为新政权的核心机构。
三、首长的个人秘书和作为秘书的个人
无论是秘书机构的发展还是秘书工作制度的形成与健全，都不可能
离开人的因素，特别是担任秘书职务的人。对此，《简史》首先谈到的
就是首长个人秘书的问题。《简史》举出早在江西根据地时期，与毛泽
东有夫妻关系的贺子珍从1928 年起就担任了毛的个人秘书，主要负责搜
集情报资料，管理机要文件，并协助起草文件。后来，“在苏维埃各级
政府机关设置秘书的同时，许多高级首长也配备了秘书。作为秘书，他
们总是负责文件起草、文件处理、文件管理、参加会议作记录和协助机
关领导做些其他的工作”。（页150—153）确切地说，这时的首长个人
秘书还只是从事一些简单的文字和文件管理工作，发挥着机要秘书的职
能，他们与机构中的秘书有着分工与职责上的不同；同时，在当时的条
件下，首长个人秘书与首长之间保有夫妻关系的情况也并非绝无仅有。
＇14＇
到了延安时期，情况有了一定的变化。随着党政军事务的复杂化、
政治斗争和理论争论的激烈，首长特别是高级首长开始配备个人政治秘
书。例如，陈伯达就是从1939 年开始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尽管起初名义
上是就任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但实际工作主要是协助毛进行
理论研究工作。＇15＇1941 年又增调胡乔木任其个人政治秘书并兼政治局秘
书，＇16＇而其他一些高级干部也大体在此时配备了相应的高级秘书。他们
成为当时中共中央决策过程中的实际参加者，例如为开展“延安整风”
而组建总学习委员会并交由康生负实际责任时，他首先就要求政治局各
委员的秘书帮助工作，由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朱德的秘书黄华、王明
的秘书廖鲁言、任弼时的秘书师哲、陈云的秘书王鹤寿、王稼祥的秘书
陶铸和他自己的秘书匡亚明提出学习纲要和整风步骤等等。＇17＇有意思的
是，在为发动“文化大革命”而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时，其原定
名称意为“中央常委的秘书班子”、由康生和陶铸任顾问，只是在陈伯
达的提议下才改称“小组”，而且主要成员如江青、张春桥、王力、戚
本禹等人当时也是秘书身份，＇18＇行从而似乎表现了与延安整风时期相近
的运动组织的特点。
但与此同时，江西时期的某些作法也得了保留。例如，延安时与毛
泽东结婚的江青也成了他的秘书之一。直到1956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开
会又一次正式任命并在文件中公布江青仍列为毛的五大秘书之一。＇19＇
由于这种情况并非鲜见，于是中共中央从60 年代初开始非正式地允许中
央和省市主要领导人的妻子充任个人秘书。＇20＇这一事态的出现又和前述
首长高级秘书的配备、后来秘书之秘书的出现以及首长个人秘书班子的
膨胀交织在一起，以致于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又形成了一种由首
长之妻出任庞大的首长个人办公室主任之职的现象。＇21＇这显然为当时的
党内斗争增添了更为复杂的个人因素和强烈的个人色彩。毛本人后来也
对这种由“自己的老婆当办公室主任”的现象提出了指责。＇22＇
从《简史》中我们可以发现另一个关于个人的问题就是中央办公厅
主任的人选问题。由于办公厅的特殊地位，进而使其领导人选的确定成
为中共中央最重要的人事决策之一。但从选择规则上看，不同时期也发
生了一定的变化。第一任中办主任是由当时任中央副秘书长的李富春兼
任的，而后则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兼任，但从1948 年4 月调任中央军委
秘书长杨尚昆出任中办主任之后，此职即成为专任。（页318—319）任
职者的党内地位和资格均比以前有所降低，但其为中央最高领导服务的
色彩更加明显和突出，与后者的patron…client 的关系更加明确。这样
一来，中办主任一职成为向上迁升的最佳位置，但同时也是最为敏感的
职位所在。＇23＇
此外，《简史》还提醒我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几乎所有重要的中
央最高领导人都担任过秘书或秘书机构负责人——秘书长的职务。“除
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直接担任秘书工作以外，李维汉、邓小平、
邓颖超、蔡和森、恽代英、王若飞、杨尚昆、王首道、李富春、谢觉哉
等都曾经在党政军群各机关中担任过秘书长，直接领导和组织秘书工
作。”（页391）对此，我们还可以补充说，按照正式公布的传记材料来
看，“十四大”选出的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大体如此。＇24＇这种状况当
然会对中共秘书工作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四、结语
在中共夺取全国胜利之后，其秘书工作的机构建制、制度规定乃至
相当部分秘书工作人员顺理成章地成为新政权的机构、制度和人员。而
随着统治地域的扩大和管理职能的复杂化，秘书队伍亦急剧膨胀，以往
的秘书工作制度进一步得到强化。这样一来，我们从历史上（通过《简
史》一书）看到的秘书角色的重要性日益突显，秘书对于政治过程的责
任特征、政治决策的样式和风格、政治行动的节奏和内容都具有不容忽
视的影响。更具体地说，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人治”的长期传统和历
史且至今政治沟通尚不发达的国家，尤其突出了秘书机构、秘书个人、
特别是首长个人秘书的重要性。如果说，领导人的个人素质对于政策制
定和政策执行有着重大的影响，那么庞大的秘书群体的存在更加大了“人
的因素”对于中国政治生活质量的作用。就其优长而言，秘书使得作为
其服务对象的首长可以同时负担多项不同的工作职责，可以加快工作速
度和提高工作效率；还使得整个政治运作保持着高度的连贯性和稳定
性。但就其缺陷而言，秘书机构和秘书往往也是领导权责不明、官僚习
气滋生乃至腐败受贿发生的重要所在。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近来报刊上关于秘书问题的讨论日见增多。更
有甚者，有些省市领导取消专职个人秘书的报道也见诸报端。＇25＇秘书及
其相关问题也成为海内外学术研究的题目之一。＇26＇从这个意义上说，《简
史》确实是一本值得认真去读的书。因为，历史的发展往往是理解今日
之现状的重大线索。当然，它只是一本讲述实际历史的著作，我们上面
的概括尽管区分了机构、制度和人物，但仍主要是现象性的描述。而意
图对秘书问题、进而对中国政治运作做出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显然还
需要付出更多的学术努力。但那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只能留待其他
有心人去做了。我们在这里只是提示：《简史》是进行这类努力时必读
书目之一。
注释
＇1＇据《中国现代秘书工作技术》页178 所载中国各级各类秘书多达100 多万。原山西省政
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