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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学观置于此一框架中予以检讨和批判。
哈贝马斯认为，把对人类社会生活的研究与自然科学相提并论，是
犯了两个方面的错误：一是它错误地认定人类具有完全的能力和理性，
并完全了解自身行为的始因；二是这种观念助长了现代思想文化中的一
种普遍倾向，即过高地估计了自然科学式知识的作用，把它视为唯一的
关于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有效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观念忽略
了人类“自我反省”或“反思”的能力，进而否定了人类主体的主观兴
趣对科学知识形成的支配性，最终也就排斥了实证论的社会科学知识以
外的据人类其他主观兴趣而产出的其他知识类型。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哈贝马斯追本溯源地探讨了认知旨趣
（cognitive interests）等知识构成因素在现代西方思想发展的进程中
对于形成社会科学不同类型的知识的重要意义，并有系统地指出人类知
识构成因素的认知旨趣的主要类型、以及据这些不同的类型而形成的不
同类型的社会科学。哈氏在1968 年出版的 Erkenntnis und Interesse（1972 年被译成英文 Knowledgeand Human Interests 出版）一书中指
出，认知旨趣乃是人类知识的构成因素，从而也被称为“知识构成的旨
趣”；正是这些知识构成旨趣的不同类型，各自形成了相应类型的社会
科学。他把社会科学知识分为三种类型，并以隐含于这三种知识中的三
种不同类型的旨趣作为区分知识形态的标准。他说，“相对于三种不同
的研究过程类型，我们可以展示出存在于逻辑方法论的规则与知识构成
的旨趣之间的三种具体关系。展示这些关系便是欲求摆脱实证主义诡计
的批判的科学哲学的任务。经验分析科学的进路包含了一种技术的认知
旨趣，历史一阐释科学的进路包含了一种实践的认知旨趣，而以批判为
导向的科学的进路则包含了一种解放的认知旨趣——如我们所见，此种
解放的旨趣乃渊源于诸传统的诸种理论中”（Habermas，1981，p。308）。
在经验分析科学中，哈贝马斯指出，作为预先判准经验分析陈述的
意义的参照框架，为理论的建构以及批判这些理论的标准确立了诸项规
则。哈氏指出，经验分析的知识乃是一种可能的预见性知识，然而，这
种预见的意义，亦即它们作为技术的有效意义，则是通过那些我们将理
论适用于现实时所依据的规则而确立的。另一方面，在受控的观察活动
中，实际上我们已经设定了条件，尔后对根据这些条件而进行的运作的
结果做出评判。这就意谓着，观察和评判活动受到了预先设定的条件的
限定。我们可以说，描述性的命题有助于理解事实以及事实间的关系，
但是这种说法定不能掩盖这样一种真相，即对于经验科学有意义的事
实，首先是通过对我们在工具性活动的行为系统中的经验的预先组织而
型构出来的。根据上述两个方面的分析，哈氏得出结论说，经验科学的
理论在揭示现实时，乃受制于这样一种构成旨趣，即它使那些得到成功
检验的行动尽可能地获致保障并通过信息而予以扩展。这就是对客观化
过程做出技术控制的认知旨趣（Habermas，1981，p。308－309）。这种
旨趣对应于人类社会的一个侧面：由于所有社会都存在于一定的物质环
境之中并参与同自然界的交换，所以它涉及到哈氏所谓的“劳动”。正
是这种交换劳动促进了人们对事件的预测和控制的旨趣。在我们基本了
解了经验分析科学这类知识的性质后，我们便可以洞察到实证科学为什
么将理论和方法侧重于通则的探求和客观经验的验证等方面的原因了，
因为只有这样，客观环境才能被控制和预测，相关的知识也才能具备技
术的有效性。
哈贝马斯指出，阐释…历史的科学是在一种不同于经验分析科学的方
法论框架中获致其知识的。在这里，命题有效性的意义并不是根据技术
控制的参照框架而确立的，对事实的把握并不是通过观察而是通过对意
义的理解来实现的。哈氏认为，阐释的诸规则决定了社会科学陈述有效
性的可能的意义。在解释意义的过程中，解释者事先便抱着一种要使一
定的“精神生活事实”得以明晰地展现出来的主观愿望（Habermas，1981，
p。309）。哈氏认为，解释的目的不是为了得出纯理论，不是为了获得与
旨趣无关的“客观”知识，而是相反，为了在解释的过程中使未来的结
论具有实践意义的旨趣。他认为，在解释过程中，总是预先地存在一种
“预先理解”，以此为中介，解释者从解释中获致一种历史的和阐释的
知识。在解释中，只有当传统所流传下来的“世界”及解释者本人的“世
界”同时对解释者而言变成为可明了的事实的时候，解释者才能把握以
“文本”作为语言中介的传统世界中所包含的那种“意义”。就此一意
义而言，所谓理解，无非是在两个“世界”之间实现一种交往，一种相
互间的沟通（高宣扬，1991，页131－132）。
就解释本身的结构而言，对于某种意义的理解，总是包含一种导致
在活动着的主体间的达成共识或获得协调性的可能条件；而这些主体间
的共识又恰恰在于它们吸取了源自传统的同一认识范畴。那种指导着理
解方向的、旨在达成主体间共识的可能条件，就是哈贝马斯所谓的实践
的旨趣；而以此种认知旨趣为基点所构成的知识体系，便是阐释…历史的
科学，显然，这种侧重理解和旨在达致共识的阐释…历史的科学所关注的
并不是普遍规律的寻求，也不是致力于技术性控制效用的增加。
这种对意义理解的实践旨趣，对应于人类社会的另一个侧面，即所
有社会也都存在“符号性互动”，也就是人与人之间借助符号进行相互
沟通。对符号性互动的研究，揭示了人们对实践或理解意义的旨趣。
第三类知识构成旨趣则是一种从既存不合理的限制中解放出来的旨
趣。由于每一个人类社会都存在多种形式的权力或支配（这种支配包括
自然对人类生活的支配，也包括某些个人或集团对其他个人或集团的支
配），所以这种对解放的旨趣，来源于人们对行为的理性自主及对摆脱
支配的关切。可见，这种旨趣与上述两种旨趣不同，它主要基于人类自
我反思的能力，对于现有的意识形态及其所造成的约束做出批判；而由
此类知识构成旨趣所形成的知识体系，便是哈氏所说的“批判的社会科
学”。
显而易见，从这种对解放的旨趣而构成的批判的社会科学，与经验
分析科学、阐释…历史的科学不尽相同。此处需要强调指出的乃是批判理
论与经验分析科学的区别。经验分析科学基本上是以一种肯定且实证的
态度去看待事实的，而批判科学则是以一种否定的态度来对事实做出批
判，因此它的目的就不是对变量间关系的把握和对通则的寻求，而是在
相当大的程度上力图检验其理论陈述对一般社会行为规律的理解的真实
性，检讨其中所包含的意识形态性质的关系并做出批判。前者在方法上
依赖技术的控制和运作，后者则不是，“决定这类批判性命题的有效性
的意义的方法论框架，乃是根据自我反思的概念而得到确立的。。。而
自我反思则是由一种解放的认知旨趣决定的”（Habermas，1981， p。310）。
经验分析科学在技术性控制的原则下认定事实与价值的二分，认为科学
只处理事实而与价值不涉，但批判理论却强调任何事实本身都含有某种
价值。
根据上述哈贝马斯关于社会科学知识三型的框架，我们至少可以对
荷氏《本质》所信奉的实证论的社会科学观做出下述的批评：《本质》
所持的实证论的社会科学，基本上属于哈贝马斯知识三型中的第一类
型，亦即以技术控制为旨趣的经验分析科学。《本质》的问题，按哈氏
的观点，并不在于经验分析科学本身，因为经验分析科学知识对于人类
控制外在环境实属不可或缺的知识；它的问题根本在于其从实证主义的
角度出发对社会科学的解释，因为这种实证论的解释将某一种社会科学
知识放大为唯一的科学知识，同时却否定了从实践或理解旨趣出发而型
构成的阐释…历史的科学知识以及依据解放的旨趣而形成的批判的科学
知识。究其根本，《本质》之所以会产生上述问题，乃是因为它在一开
始就以事实与价值截然二分作为预设而忽略了作为主体的研究者的主观
旨趣对社会科学知识型构的重要意义，一如吉登斯在评论哈贝马斯的观
点时所说的，“如果人类行为为不可转移的客观规律所支配，那么我们
就几乎不可能通过积极主动的参与而改变自己的历史。。。它忽略了哈
贝马斯所说的人类主体的‘自我反省’或‘反思’。这就是说，它将无
法适当说明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的、不可或缺的基本特征之一。这是因为，
我们作为个人以及更大范围内社会的成员，具有反省自身历史的能力，
并能通过这种反省来改变未来历史的进程。所有试图以自然科学为模式
的哲学与社会科学理论——通常称之为‘实证主义’——都无一例外丧
失了这一洞察”（吉登斯，1991，页109—110）。
最后有必要指出，在我们对《本质》实证论的社会科学观做出检讨
和批评的时候，需要对那种走向先验的“理论至上主义”（theoreticism）
极端保有警省。所谓理论至上主义，在这里是指公开对未加论证的理论
的诉求，不仅把它当作一种研究工具，而且把它本身当作反经验主义知
识。F。Crews 对西方反实证主义的知识运动的检讨，之于我们不无启示意
义，他说，“过去二十年中，我们看到的主要变化不是对‘大思想’越
来越赞赏；而是先验论——希望以理论强制的方式解决争端，甚至不屑
作出找证据的样子——大行其道”。但是，“几乎所有人都赞成美国批
评家克兰的观点：一个优秀学者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对先验结论‘抱有一
种本能的警觉，换句话说就是，对任何未经检验得出的、貌似权威的结
论、理论体系或其他一般论点一概执怀疑态度’”（Crews， 1991，页184）。
总而言之，我以为，对于正在探寻社会科学本质以及正在从事提升中国
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中国学者而言，我们既不能误以为实证论的社会科
学是一种可以统摄人类认识和解释社会的全部知识的科学，但也同样不
能以为实证的社会科学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知识，进而步入先验论的误
区。
参阅文献
乔治·荷曼斯：《社会科学的本质》，杨念祖译，台湾：桂冠出版社1987 年版。
吉登斯：《批判的社会学导论》，廖仁义译，台湾：唐山出版社1992 年版。
斯金纳编：《人文科学中大理论的复归》，社会理论出版社1991 年版。
吉登斯：“约根·哈贝马斯”，参见斯金纳编：《人文科学中大理论的复归》。
F。Crews：“在理论的大厦里”，参见斯金纳编：《人文科学中大理论的复归》。
金耀基：“社会学的中国化”，参见杨国枢、文崇一主编：《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
化》，台湾：中研院民族所专刊乙种第十号1982 年版。
A。 Giddens， ed。， Positivism and Sociology，London： Heinnemann，1974，参见金
耀基：“社会学的中国化”。
J。Habermas，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Translated by J。Shapiro，Lon…don：Biddles
Ltd。 1981。
高宣扬：《哈贝马斯论》，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1 年版。
T。Luckmann，”Philosophy，Social Sciences and Everyday Life”，T。 Luckmann，ed。，。。
Phenomenology and Sociology，Penguim，1978。
读劳伦斯·却伯的《美国宪法》
朱苏力
1978 年哈佛法学院宪法讲座教授劳伦斯·却伯（LaurenceH。Tribe）
出版了他的宪法专著《美国宪法》，立刻获得了普遍的赞扬。1980 年该
书被评为“全国最出色的法学著作”而荣获三年一度的法学著作奖，此
后成为当代美国各州、联邦以及外国法院最普遍引征的头号现代美国宪
法著作。十年后，却伯根据美国宪法的发展修改丰富了该书，出版了该
书的第二版，这一版比先前增加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这部近2000 页（中
译估计有250 万汉字）的巨著奠定了他作为当代美国宪法的最著名学者
之一的地位。
说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