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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伸延的产物。
社会科学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双重理解，使得对社会生活的系统性认
识过程本身就构成了社会系统自身的再生产过程的必要部分。既然如
此，社会科学也就比自然科学更加深刻地同现代社会紧密纠缠在一起，
而社会学更是处在中心的位置。现代性从其内在的本质上说就是社会学
性质的。
现代性也是全球化的。用上述现代性的四维制度去说明，就可以将
现代性的这一全球化进程的诸因素简单概括为：国际劳动分工，世界资
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系统和世界军事秩序。现代性的全球化当然还包
括文化（如传媒）的全球化问题。
吉登斯分析了前现代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差异。在所有形式的
前现代社会，时—空伸延程度相对而言都是很低的，信息通常是建立在
在场条件下的互动基础上的，例如在亲属，邻里，宗教团体与传统中的
信任，危险也主要来自自然。而在现代社会里，由于时—空的高度伸延，
信任则主要建立在个人或私人关系之间，建立在缺场条件下的抽象系统
（象征符号和专家系统）之中。现代社会的风险与危机也表现为全球化
的高强度紧张与日渐增多的突发性事件，日趋制度化的风险环境，日益
意识到风险本身的严重性以及这种意识在大众中的漫延，等等。吉登斯
认为，在现代性条件下，风险具有远比其在前现代条件下更为严重的后
果，虽然其实际发生的可能性却要小得多。若从四维制度性分析的角度
着眼，则可以将现代性的风险之严重后果描述为：生态环境的衰变，经
济增长机制的崩解，极权的兴起，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或核战。
在社会学的经典传统（例如韦伯对科层制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
下疏离的分析）的影响下，人们对现代性的消极后果认识较多，然而这
并不是事情的全部。至于里欧塔德等人所提出的后现代性及其所包含的
对社会组织的系统性知识的怀疑，则主要是由于对在现代性条件下人类
总是不断地与自己尚未充分理解从而似乎也就无法驾驭的各种事件及其
后果遭遇的切身感受。吉登斯主张，在这种情形下，只是提出某一新概
念（例如“后现代性”）是不够的，相反，还必须重新系统性地认识现
代性及其种种后果。他认为，人类并没有进入到后现代阶段，而是处在
现代性的诸种后果正日益变得更加极端化和更加普遍化的时期。
在这样一个时期，自我认同与私人关系也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现
代性的日益全球化的趋势与人们日常生活中地方化的各种内容之间的内
在联系愈紧密；自我的形成越来越成为对现代性的反应，即个人必须在
由现代系统所提供的可能与方法中去认同自己的身分；建立在基本信任
基础上的自我实现，只有通过自我向他人的开放才能达到；私人或隐私
关系的确立之基础恰恰是双向的自我展示，。。在吉登斯继《现代性之
后果》以后相继发表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亲密性的转变》中，
现代性条件下的自我，身分，认同，隐私，两性关系等等得到了进一步
的阐释与说明。
吉登斯最后强调，尽管从时间的发源和由于民族国家与系统化的资
本主义生产制度的建立而滋生出来的生活方式的角度来说，现代性也可
以说是西方的东西，但是现代性所意味的制度性转变，并不只是西方社
会特有的现象，它是具有全球化倾向的趋势。虽然《现代性之后果》直
接地是以所谓的西方发达社会为分析对象的，但它所含的理论意义对于
非西方社会的今天和明天，都是富有启发性的。
一个在“极限体验”中探索的哲学家
——读詹姆斯·米勒《福柯受难曲》
高毅
笔者在十多年前初涉西洋历史时就曾了解到，当代西方史学新潮迭
出，一些以往根本登不上大雅之堂的奇奇怪怪的问题，如历史上的癫狂、
监狱、死亡、性爱之类，正日益成为人们的研究热点。稀里糊涂地读了
一些书后，我又发现，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往往总要牵涉到一个陌生的
名字——米歇尔·福柯。一查，原来是法国萨特之后的一位大红大紫的
哲学家，此公学问甚是了得：不仅著作等身，而且高深莫测——尽管近
年来被炒得火爆，但真正懂他的人，据说全世界也没有几个。询问了几
位治西方哲学的朋友，回答也皆是语焉不详（不是说朋友没学问，实在
是这些年里国人关于西方哲学的前锋研究，基本上还只是处于海德格尔
和萨特阶段）。无奈，只好知难而退：以笔者之浅陋，加之时间和精力
有限，自是不便贸然去钻这个“牛角尖”。
但要忘掉福柯，又毕竟不能。福柯是哲学家，可他决不只属于哲学
界，他的影响其实已经深深地渗入人文社会学科的几乎全部领域。从近
几年西方学术的发展趋势看，不了解一点福柯似乎愈来愈不行了，慢慢
可能连那里的新书都读不懂了。福柯其人虽已于1984 年辞世，然其身后
的学术地位却长期保持着上升势头，据说至今仍无人可以匹敌。“福柯
时代”看来并没有因福柯的死而告结束。所以，我一直在暗暗企盼着能
读到一本全面介绍福柯学识的普及性读物，一本深入浅出的、能够让我
辈之哲学外行了解福柯思想及其影响的好书。
这种书。现在我想至少已经有了一本了：它就是美国学者詹姆斯·米
勒（James Miller） 1993 年出版的新作——《福柯受难曲》（The Passion
of Michel Foucault）。
詹姆斯·米勒，芝加哥人，1975 年获布兰代斯大学思想史博士学位，
随后相继任教于德克萨斯大学、波士顿大学、哈佛大学和布朗大学，现
为美国新社会研究学院自由研究所所长，副教授。教衔虽是不高，但他
用笔极勤，著述甚丰，且学识文笔，足称一流。他做学问的功夫，似乎
主要花在两个方面：一是音乐理论，一是政治哲学。就前者论，他曾效
力《新闻周刊》，在这家名牌杂志作过整整十年（1981—1990）的图书
与音乐评论专栏作家，并编写有《滚石图说摇滚乐史》，他的音乐论著
曾两次获 ASCAP—Deems Taylor 大奖，可见造诣不俗。就后者言，他在
大学时代攻读的就是政治与哲学专业，而在写《福柯受难曲》之前，他
就已经先后出版过三部有关政治哲学的煌煌大作：《历史与人的存在：
从马克思到梅洛—庞蒂》（1979），《卢梭：民主梦幻家》（1983），
以及讨论60 年代美国新左派运动的《“民主在街上”：从休伦港到围城
芝加哥》（1987，此书被美国全国图书评论家协会评为该年度非小说类
写实文学杰出作品之一）。不言而喻。音乐和政治哲学研究，是两个极
不相同的学术领域：一个需要动员研究者的想象力或艺术情感，另一个
需要的则毋宁是研究者的理性思维能力。这样，以一人而同时在这两个
领域进行卓有建树的耕耘，恐怕就非一般人所能为了——因为它要求研
究者既富有激越的情感，又具备深沉的理智，而且还能将二者完美地结
合起来——不是大家，焉能有如此特质？
或许正因为詹姆斯·米勒具有这样的特质，所以他敢研究福柯——
一个同样具有这种特质、并极热衷于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玩弄平衡的伟
大的天才。被人们视为“后现代主义”首要大师之一的福柯，是现代社
会最无情的批判者。而他的现代社会批判，往往也就是对“理性”的批
判，就是在力图揭破传统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的荒谬的一面，就是在进行
“以非常规方式思考”的尝试——他的思想之所以常常带有一种超现实
的怪异气氛，原因也就在这里。既然如此，要真正理解福柯，就不能只
是在理性的范围内兜圈子，而必须不时地转向非理性领域，通过理性因
素和非理性因素的结合来探索研究的进路。当然，在这方面最能够驾轻
就熟的学者，大概也就非米勒一类莫属了。
米勒在该书的后记中称，他对福柯的研究兴趣，缘起于美国学界的
一则谣传。该谣传说，1983 年秋天，福柯明知自己已患有艾滋病，却故
意跑到美国旧金山的同性恋澡堂，企图传染他人。在此之前，米勒虽也
听说过不少有关福柯酷爱施虐受虐淫式同性恋生活的传说，但这些传说
始终不曾损害福柯及其学说在他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尽管他还没有深入
理解他。可这次不一样了，他感到深受震动：这个传闻如若属实，则他
的崇拜者就不啻一卑鄙的杀人凶手——难道福柯竟是这样一个恶棍？由
此，一个念头在他的心中萌生：必须把福柯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这个问题
弄清楚。
他开始系统地读书——不仅按年代顺序阅读福柯的所有作品（包括
书、文章和卷帙浩繁的谈话录），而且博览一切对福柯产生过重大影响
的思想家、文学家的著作。随后，他又进行了一系列社会调查，从美国
西海岸直到法国巴黎，一个接一个地走访福柯研究专家和各种各样与福
柯有过直接接触的人士，广泛探询有关福柯的轶闻。就在这一过程中，
他查明了那个福柯故意传播艾滋病的流言纯属捏造：因为当时福柯虽然
已感到身体有些不适，但并不确知他已患上此疾。与此同时，他还发现
了一个重要秘密：福柯无视传统道德观念的放浪形骸的个人生活，包括
他对施虐受虐淫同性恋性活动的迷恋，并不能简单地被看作道德败坏，
因为这种生活根本就是他的哲学活动的一部分。
这一认识，米勒是在福柯的终生同性伴侣、法国哲学家兼政治活动
家丹尼埃尔·德菲尔（Daniel Defert）启发下获得的。1990 年3 月25
日，他在巴黎福柯故居拜会了这位福柯的生前至交，同他作了三个小时
的长谈。德菲尔谈到，艾滋病的问题对福柯后期关于希腊罗马思想的探
讨方式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并指出：“很有可能，他对自己即将来临
的死亡是十分清楚的。。。即使他并不确知他自己的状况”，艾滋病的
威胁仍是他的一块缠绵不去的心病；——“他非常重视艾滋病；在他最
后一次去旧金山的时候，他是很明确地将此行看作一次‘极限体验’的”。
言者无心，而闻者有意。这一番话，尤其是最后一句话，对于已经熟读
过福柯全部著作的米勒来说，适足令他茅塞顿开：原先的一堆晦涩莫名、
杂乱无章的意象，刹那间变得明朗而有序多了。
米勒当然知道“极限经验”在福柯学说中的重要性。所谓“极限体
验”，按福柯的理解，乃是人类存在以迷狂销魂、混乱残酷为特征的非
理性的一面，是人们在梦的至深处，或在醉酒、吸毒、进入性爱高潮、
面临生命危险等等情况下，发生自觉主体“消解”的时刻，而且无论在
什么情况下，这种体验都与“死亡”紧密相连。“极限体验”的这一特
点，令福柯特别为之神往。因为他在学习时代就确立了这样一个终生不
渝的信念：传统的理性主义思维方式早已无法解决当代社会的各种问
题，或者说无法让人们认识自我，现在人们迫切需要的是学会“用非常
规的方式思考”（To think differently），而这就必须诉诸“极限经
验”以变革认识的主体。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他从自己的学术生涯一开
始，就明确地把自己的毕生工作定位在有关一系列“极限体验”的历史
考察上——这就是他1961 年在他的成名作《癫狂与非理性》（Folie etdéraison）的初版序言所宣布的：继这部“癫狂史”之后，他还要研究
其他各种形式的“极限体验”首先要讨论有关梦的价值观的演变，继而
将探讨受禁性行为范域的演变。在1970 年的一次谈话中，他还曾这样宣
称：“未来社会的基本轮廓，很有可能是由人们最近的种种体验提供的，
而这些体验均与毒品、性、群居村以及其他各种意识形式和个性形式有
关。如果说科学社会主义产生自19 世纪的一些空想，那么一种真正的社
会化将很有可能在20 世纪的一些体验中产生。”直到在他临终前出版的
《性史》第二、三卷的序言里，他还坚信：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时刻，
这时绝对必须知道人们能否用非常规的方式来思考，能否用非常规的方
式来观察，——如果人们打算继续观察和思考的话。事实上，自杀与癫
狂、犯罪与惩罚、性爱与死亡这一类同“极限体验”密切相关的课题，
自始至终都是福柯最感兴趣的研究领域。
现在德菲尔告诉米勒，福柯曾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