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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犯罪与惩罚、性爱与死亡这一类同“极限体验”密切相关的课题，
自始至终都是福柯最感兴趣的研究领域。
现在德菲尔告诉米勒，福柯曾明确地把他1983 年秋的旧金山之行看
作一次“极限体验”。这实际上就是说，福柯此行是存心同死亡（而且
还是那样一种可怕的死亡！）“调情”，是故意去“拥抱死亡”。这无
疑是需要勇气的：须知，1982 年被正式命名的艾滋病的首批病例，正是
1980 年在加利福尼亚和纽约的男同性恋社区被发现的；而且在当时看
来，这种病似乎只和男同性恋活动纠缠在一起，以至于它曾一度被误认
为是“男同性恋癌”。然而，这一情况似乎不仅没有吓倒福柯，反而令
他兴奋难当，并令他前所未有地强烈向往旧金山——当时具有世界性影
响的男同性恋“圣地”。为什么？就是因为此时此地的男同性恋澡堂和
酒吧，已成为他心目中最理想的“极限体验”试验场！
此时此刻，贯穿福柯一生的一桩桩令人生畏的轶事，一定在蒙太奇
般地闪现于米勒的脑际：在法国高等师范学院读书时，他曾偷偷用剃刀
划破自己的胸脯，并数次试图自杀；他终身迷恋于施虐受虐淫同性恋活
动和吸食毒品——从大麻直到迷幻药LSD，因为这些活动带来的“销魂”
快感，能使他感到死亡的逼近；在60 年代末70 年代初的全球性政治反
文化浪潮中，他又冒死投身极左派的非法政治活动，即便贵为樊塞纳大
学哲学系主任或法兰西学院教授，他也能和学生一起爬上高高的楼顶向
警察抛掷瓦片，或参与示威群众和军警的街头激战，以至于他那颗曾被
警棍敲得嘭嘭作响的著名的光头，竟成为广大造反派心目中“政治勇气”
的象征。。
由此看来，福柯1983 年秋去旧金山的“自杀性”举动，决非偶然。
实际上他的全部个人生活经历，或多或少都含有一种“自杀”的意味。
当然，他并非自杀狂，或者说他并不愿意真的死去（他在病重时还是会
去医院的）；他只是在冒险，只是在亲身尝试“极限经验”——就是说，
在通过勇敢地投身各种危险的活动，或参与各种能导致迷狂销魂状态的
游戏，冒着死亡和变疯的危险，把自己的心智和肉体同时推向断裂点，
突破意识与无意识、理性与非理性、快感与痛苦乃至生命与死亡之间的
界限，来步入“用非常规方式思考”的佳境。
这也就是说，福柯为“极限体验”的探索，实实在在地贡献了自己
的全部生命。他不仅通过写作，深入探讨了癫狂、犯罪、同性恋、吸毒
乃至自杀等等反常行为的认识论意义，而且经常不断有意识地去实践这
一类行为，拿自己的肉躯和心灵去做试验，去感受临近精神崩溃、狂乱
和死亡的种种“梦幻兴奋”，以期获得对“真实”的“顿悟”。他似乎
也常常能够如愿以偿。比如他自己最欣赏的作品，《监视与惩罚》
（Surveiller etpunir，1975，他说这是他的“第一本书”）很大程度
上就出自他在1968 年5 月风暴以来法国政治反文化浪潮中的“极限体
验”，其中包含了很多他通过这些体验悟出的“道理”。而他“平生最
重大的体验”（他自己语），则是1975 年春末他在加利福尼亚死亡谷的
一次服用迷幻药LSD 的尝试，据说由此产生的“顿悟”根本改变了他关
于性爱和性的问题的看法，并促使他彻底推翻了《性史》第一卷已近乎
完成的写作计划。实际上，福柯亲身的“极限体验”，对于他的学术研
究从来就具有某种基础的意义——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曾一再告
诉记者：他的全部工作都出于他个人对于“体验”的迷恋，“都是以来
自我的体验的某些元素为基础的”。总之，在福柯那里，工作是哲学，
生活也是哲学——一种“哲学的生活”，两者协调一致、相辅相成，是
不可分割的完美统一。
正是本着这一认识，米勒写出了他的《福柯受难曲》——一部他自
己称之为“古希腊利尔提乌斯《圣贤列传》式”的作品。书中，他把福
柯的轶事和学说按年代顺序编织起来，既对它们加以系统的阐释，又让
它们相互解说、相互印证，以此来凸显这位当代思想巨匠真实而非凡的
人格，再现其辉煌而又充满怪异气氛的奋斗人生。这一人生，尽管迷宫
般地错综复杂，但仍有一条清晰的红线贯串始终——那就是福柯对“极
限体验”的不屈不挠的探索，而这种探索的目的，则无非是寻求“真实”，
亦即贯彻尼采的伟大箴戒——“成为本来的自己”（To bee what oneis）。
米勒的这种叙述法，应该说是有其独到的优点的。很显然，较之侧
重于片面描述生平的生活传记（如法国作家狄迭·艾里邦＇DidierEribon＇1989 出版的《福柯传》），它能更深刻地触及和揭示福柯思想的
内核，而较之侧重于片面阐释学说的理论研究专著（如美国哲学家休伯
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和保尔·拉比诺＇Paul Rabinow＇1983
年出版的《米歇尔·福柯：超越结构主义与解释学》＇Michel Foucault：
Beyond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由于可以借助轶事的阐释
力量，它又无疑显得浅显明快得多——这一点，对于许多尚不精通那些
深奥晦涩的哲学术语（米勒有意地略去大量这样的术语）、但又迫切需
要对福柯有所了解的读者来说，自然特别重要。尤其是，作者还以其深
厚的艺术学修养，在书中加入了不少生花妙笔，使之常常闪现出诗的意
象，流动着音乐的韵律，这又增强了书的可读性。
不过，话虽如此，此书却切不可被视作二流的普及读物：它毕竟是
作者在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基础之上，集整整六年的功力写成的一部严
肃的学术专著。作者令人惊叹的博学，突出地体现在书后那长达74 页的
密密麻麻的尾注里，而这些尾注，实际上也为读者进一步研究福柯，提
供了一个极佳的资料指南。职是之故，尽管米勒的福柯肖像和实际的福
柯还存在一定的偏差（这是很可能的，因为事实上还没有一个人敢说他
已完全读懂福柯），然其可信程度看来也决不会很低。其实，该书未及
问世就已受到评审专家们的一片赞誉，甚至被认为是“可与内哈马斯的
尼采传、威斯特布鲁克的杜威传和蒙克的维特根斯坦传相媲美”的、“真
正第一流的大哲学家传记”罗利＇Richard Rorry＇
（弗吉尼亚大学教授里查·
语）。
还有一点值得称道的是，米勒十分注重结合20 世纪法国乃至整个西
方的大文化背景，来讲述他的福柯的故事。在这一过程中，他不仅展示
了福柯思想的博大精深，而且还对活跃于20 世纪西方哲学、文学、艺术
和政治等领域中的非理性主义思潮进行了整体观照，同时又循着福柯思
想的发展脉络，对古希腊罗马以来的全部西方思想史作了一番透视和梳
理，发掘和再现了当代非理性主义运动的历史渊源及其演变系谱。这样，
米勒实际上就把他的福柯传写成了一部微型的、深入浅出而且富含启迪
的西方思想史。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一本书，对于人们了
解整个西方文化的精髓，都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
政治·市场·民主
——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范例
宋新宁
比较政治学和比较经济学都是在西方形成较早，且相当成熟的学
科。而比较政治经济学则是随着本世纪60 年代以后“新政治经济学”的
盛行而出现的一个新领域。查尔斯·林德布洛姆可谓该领域开先河者。
查尔斯·爱德华·林德布洛姆（Charles E。Lindblom），1917 年出
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1945 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耶
鲁大学政治学和比较经济学教授；曾于1975—76 年任美国比较经济学会
主席、1981—82 年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著有：《合并与资本主义》（1949
年）、《政治、经济与福利》（1953 年，与罗伯特·达尔合著）、《决
策战略》（1963 年）、《民主的知识》（1965 年）、《决策过程》（1968
年）、《政治与市场》（1977 年）等著作。其中以《政治与市场：世界
的政治—经济制度》（Politics and Markets： The World’s Politi…cal
－Economic Systems）最负盛名，被誉为“过去25 年中由政治学家所写
的最具影响力的伟大作品之一”。
一、比较政治经济学方法
林德布洛姆在谈及他写作《政治与市场》一书的目的时写道：“有
关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既是政治学，也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无论对
计划制度还是市场制度都同样重要。政治学和经济学由于都强调各自所
研究的方面，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困境，其结果是这两者都不能说
明这些问题。。。本书所要研究的就是关于政府和政治、市场制度，以
及两者间关系的基本问题。”（序言，页ix）其中所揭示的问题包括：
“为什么政府权威有时会令人难以致信地顷刻瓦解？诸多非民主的政府
何以同民主制政府一样强烈地渴望保障其公民的福利？为什么‘自由
的’市场有时同政府权威一样地具有强制性？实业家们如何在政治生活
中扮演着不同于其所属的利益集团且比之更具影响力的角色？为什么在
非民主的国家，‘工业民主’可以通过工人参加管理的形式，比在民主
制社会中更容易得到发展？。。”（同上）。从研究方法上讲，正如林
德布洛姆自己所说的那样，“本书将比较政治学和比较经济学这两种业
已确立完善的研究领域结合在一本书的内容之中，以期使两者都得以丰
富。”（序言，页x）也许我们可以称其为“比较政治经济学”（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比较研究作为一种方法论，它所涉及的主要是“如何”进行研究，
而不是研究的“内容”。比较研究可以定义为“一种建立一般经验命题
的基本方法（其他的方法还有实验的、统计的和个案研究的方法）”＇1＇。
它首先是一种“方法”，而并不表明研究的兴趣所在；其次，它是“一
种”基本科学的方法，而不是科学方法本身；第三，它是一种“在变量
之间发现联系的方法”，而不是一种测量的方法；最后，它是一种“宽
泛的、一般性的方法”，而不是一种狭窄的、专门性的技术。＇2＇林德布
洛姆《政治与市场》一书是一个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政治—经济制度进行
一般的、综合性比较研究的范例。他所研究的主要不是各种特定政治、
经济制度本身或其彼此间的异同，而是把重点放在了对国家指导下的制
度与市场制度的比较，即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进行其比较研究。“在
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许多政治活动是经济性的，而大多数经济活
动亦是政治性的。那么，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页8）为了便于
对市场和受统制的制度这类更为抽象的概念进行比较研究，林德布洛姆
将所有政治—经济制度均采用的社会控制要素机制作为其分析的起点。
在这些要素中，最重要的就是权威（authority）、交换（exchange）和
说服（persuasion）。交换是无处不在的，它是市场制度赖以建立的基
础；权威关系是在正式的组织中标明其成员身份特征的基本关系，它是
支撑政府的柱石；说服是所有社会制度的一个中心的和基本要素，是社
会控制的一种无所不在的形式（页11—13）。
二、权威与交换、国家与市场
林德布洛姆所讲的“权威”指的是一种可以以极简单的方式运作的
“控制机制”（control mechanism）或“控制方法”（method of control），。。
其特征是强制和使人服从，使人不必他人告诉就懂得要求他干什么（页
18）。交换是一种“审慎的控制”，它不仅是一种变换占有物的方法，
而且也是控制行为方式和组织人们协作的一种方式，即通过提供某种有
用的东西来引导他人按照自己所希望那样去做（页33—34）。交换不仅
是一种市场行为，而且在政治活动中也是普遍存在的。“忠诚、奉承、
公众的承认、选票、法院判决、政党提名，所有这一切在一定时候都是
可以合法或非法地出售的。市场交换遍布生活的各个角落，并日益展示
出它的后果。”（页35）
权威与交换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权威的最典型表现形态就是政
府，政府作为一种组织行使着对其他组织的权威，尽管有些非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