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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与交换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权威的最典型表现形态就是政
府，政府作为一种组织行使着对其他组织的权威，尽管有些非政府组织
有时会拒绝服从政府的规则。人们常常将权威制度与市场制度对立起
来，在很多人看来，自由必须通过市场来实现，没有市场就没有自由。
根据古典自由派的观点，在一个市场制度中，只有当所提供的好处具有
吸引力时人们才会作出响应——诸如承担某项特定的工作，因而人们是
自愿地作出选择的。而在权威制度下，人们是被要求去承担某项工作的，
而不管是否能够带来好处（页45）。实际上，在市场制度下的交换关系
中，权威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交换本身也是一种控制。当商业企业规
模庞大时，企业家所从事的就不仅仅是简单的交换，而是对市场的领导
和组织，企业家实际上成了某种公共官员，在市场中行使着权威（页36）。
同时，市场本身也具有权威性特征，林德布洛姆称之为“非人格化强制”
（Impersonal Coercion），即市场制度要求人们必须工作（页47）；以
及“通过终止交换的强制”（Coercion through Termi…nation ofExchange），即通过终止交换关系而形成威胁（页48）。
就政府权威而言，它对市场发挥作用的主要途径就是“进入交换或
改变交换的条件”，从而实施对市场的控制，例如通过进口征税来提高
进口商品的价格，以替代进口直接禁止进口等等（页23）。有的人确信，
财富或财产是权力的源泉。“但是财产本身就是政府所创造的一种权威
形式。。。财产权因此也就是对某些人或组织——无论是公共的或私人
的——的权威授予，并得到其他人和组织的承认。富有的人就是那些比
大多数人享有更大权威授予的人。”（页26）政治本身就是一种交换，
“在政治行为中所交换的并不是那种一般个人所能相互提供的个人好
处，而是权威的恩惠，。。在政治中行使权威的好处就在于交换中的价
值。”（同上）政府中的权威关系是多层次的，彼此相互依赖，并且总
是被固定在互惠义务的网络中，因而要求各个层次间相互提供好处。这
实际上是一种通过交换来达到权威的相互调整的最常见形式（页31—
32）。
任何一种政治—经济制度、任何一个国家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
都体现着权威与交换、国家与市场的相互作用。当然，不同的政治—经
济制度所反映的互动是不同的，即使相同政治—经济制度的国家之间，
这种互动关系也是有差别的。林德布洛姆比较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
家的政治—经济制度、比较了四种类型的市场制度、比较了一般的权威
制度和市场制度，同时还分析了私有企业市场制度和“作为中央计划的
一种工具的市场”（market as an instrument of central planning）
（页93）。在这里，林德布洛姆还特别研究了“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的问题（页95—97）。在他看来，市场制度并不总是私有企
业制度，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市场制度。即便是私有企业制度，也都是好
几种市场制度的混合体。“世界上所有市场取向的制度都在某些部门实
行市场社会主义”，“所有的共产主义制度都在大量运用市场制度来分
配消费品和劳务以及配置劳动力”，“无论是私人企业还是市场社会主
义，生产都受着市场需求的控制”。（同上）由此可以看出，世界上并
不存在那种由纯粹权威主义组织，即不需要货币、价格和市场的中央权
威组织进行管理的经济；现实生活中也不存在那种没有货币或事实上的
市场的权威主义价格和生产计划制度；中央权威性计划制度是与市场联
系在一起的；所有的市场制度中，中央政府权威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
市场调节作用（页105—106）。
三、国家、市场与民主
权威与交换、国家与市场的相互作用影响着世界各国乃至整个世界
政治经济的发展，同时它对人类不同价值观念、民主制度和信仰体系的
形成也具有重要的作用。林德布洛姆在其《政治与市场》一书中以相当
大的篇幅分析了国家、市场与民主和信仰的互动关系。
从市场与政治的关系出发，林德布洛姆将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区
分为市场导向的制度（不排除权威）与中央权威和训导制度（不排除市
场）两种，其政治体制可分为多头政治的和权威主义的两种。四者的关
系如表：（页161）
多头政治的
市场导向的
制度（不排
除权威）
中央权威和
训导制度（不
排除市场）
所有多头政
治的制度：
北美、西欧
及其他
权威主义的
世界的大多数制度，包括南斯拉夫、
西班牙、葡萄牙、大多数拉丁美洲
国家、新独立的非洲国家，以色列
以外的中东国家，日本以外的所有
非共产主义的亚洲国家
除南斯拉夫，可能还有匈牙利以外
的共产主义制度，还包括纳粹德国
多头政治不是一种社会制度，也不是一种政治制度，“它只是一种
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一整套权威主义的规则，连同直接或间接从这套
规则的存在中产生的特定政治行为方式”（页132）；它的核心“就是限
制争夺权威的斗争的规则”（页133）。多头政治和市场是民主国家实行
社会控制的最主要形式，两者是相辅相承的。只有市场导向的国家采取
多头政治，但是大多数市场导向国家并不实行多头政治，因为它并不是
实行社会控制的唯一形式，而且存在严重的不完善性。在很多情况下，
市场可以比多头政治更好地完成社会控制的功能（页152）。权威之所以
成为社会控制的主要方式，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是“低成本的”。“建立
和保持权威常常是成本很高的，特别是政府的权威，它要求警察、军队
以及诸如法院等其他维持权威的特殊组织。但是，一旦建立起来，权威
的任何单个使用总是无成本或近乎无成本的。这样，控制的边际成本就
是零或近乎零。”（页19）市场和民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只
有在市场导向的制度中才能产生政治民主”。但是，“没有任何政府能
够娴熟地运用市场作为民主的公共政策的工具。”（页116）而且市场本
身也对民主造成了某些威胁，诸如实业界的特权等等。（见第13 章）
民主与价值观念或信仰体系是密切相关的，因而就存在一个“说服、
灌输、训导”的问题。有的人就把民主定义为“依靠讨论而进行的管理”，
或“依靠说服而进行的管理”（页53）。在民主政治中，依靠说服来影
响人们的“偏好”，从而影响他们的选择是极为重要的。这种说服可以
通过权威的方式，也可以通过交换的方式进行。在市场制度中，垄断和
广告都是企业通过“说服”或“灌输”来对消费大众进行控制的一种主
要方法；在“自由”社会，以“观念的自由竞争”为形式的“相互说服”
对自由民主则是根本性的（页13）。同时，企业界和政治家都在努力“塑
造”和“操纵”公民或消费者的“决断”（第15、16 章）。在共产主义
制度下，最普遍的说服或训导是借助意识形态或宣传工具来进行的（页
13）。这种社会控制方式带有明显的强制性，因而更趋向于权威而不是
交换。但是，某种形式的“训导”是具有相当的理性主义色彩，相同的
一些因素也可以在市场导向的制度内找到（59—61）。
四、结语
作为比较政治经济学的一部经典著述，《政治与市场》一书在西方
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其开创性意义在于：这是最早系统论述政治
与经济、政府与市场的现代著述之一；是最早运用比较政治经济学方法
对世界范围内不同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比较研究的著述之一。本书所论及
的问题极为广泛，本文所涉及的主要是他研究问题的新方法和新角度，
即比较政治经济学。当然，对是否真正存在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问题，
目前学术界尚存在歧议。特别是在中国，对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定义，对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其哲学、经济学
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间关系的认识也并不一致。在一些学者看来，对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解释似乎过于偏重经济学，而不是“政治”
经济学。林德布洛姆的《政治与市场》一书曾大量引用了马克思的著述，
而且主要是从政治学，或“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进行诠释的（例如市
场所反映的社会关系、市场与自由的关系等问题）（页39—40、163—
164），这对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也不能不说是一种新的启示。
《政治与市场》完成于七十年代中期，按照林德布洛姆的话来说，
这只是一种将比较政治学和比较经济学结合起来的尝试。因此，其中的
一些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林德布洛姆对市场导向的政治经济体
制与权威型政治经济体制的比较尚不够明确，或者说缺少一个统一的比
较范式。这大概与他对市场和权威的定义都过于宽泛有关。权威、交换
和说服作为社会控制的不同形式或要素，彼此间的关系到底是由什么决
定的？它们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如何？在林德布洛姆的书中
都没有给予明晰的回答。其次，与第一个问题相关，他对资本主义和社
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比较也是不够完全的。资本主义以自由市场
经济为其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尽管也不排斥市场，但却是以中央计划为
基础的（至少在80 年代之前是这样的）。在这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政治
经济制度中，权威（政府）与交换（市场）的关系是截然不同的。抛开
对不同制度优劣的评判，着眼于研究和探寻两者间共同的关系要素，这
是林德布洛姆该书的意义所在。但是，在具体分析中又带有一定的模式
化倾向。第三，林德布洛姆对市场导向的政治经济体制所作的比较分析
是相当精彩的。与之相对照，他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比较却显得
不尽人意。当然，在七十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尚未完全摆脱苏联模式的
影响，除了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以外，还没有更多可供研究和比较的改革
实践。对此我们是不能苛求于他的。
注释
＇1＇Arend Lijphart ：。。 Co mparative Politics and the parative Method ，。。 The
American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 65，September 1971，No。3，p。 682。
＇2＇ Ibid， pp。 682—683。
原始法研究与世界社会秩序
周勇
《初民的法律》一书的原作者E。A。霍贝尔教授是美国当代最杰出的
原始法研究的权威学者。这前任美国民族学学会和人类学协会的主席，
因为对法人类学发展作出了“真正的贡献”，在其同行的著作论及这一
学科范畴的研究时，曾作为唯一的现世作家与孟德斯鸠等先驱学者相并
列＇1＇。然而，1993 年7 月26 日《纽约时报》的讣告，宣告了这一状况
的结束。此时，译者尚正为该书中译本的封面制版问题而奔忙。随之而
来的扼腕抱憾就译者而言，不仅是再也无从回报霍贝尔教授慨允移译的
美意，还在于中国学界对其著述的品评，永远失去了这位前辈学者的回
应。
时至今日，尽管我们可以从许多方面来检讨这部本世纪中期出版的
论著，但译者以为它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对于中国的学术界具有启发意
义：一是它所展示的直至本世纪中期以前的法人类学家在原始法研究上
所取得的具有代表性的实证成果，其无疑有助于我们反省长期以来探究
这一领域所惯用的史学考证和依据奉为教条的一些经典论述进行逻辑推
演的方法，深入研究中国各民族所创造的纷繁多样的原始法诸形式；二
是它所提出的法的跨文化比较的目的性。霍贝尔教授指出：当今社会正
处于法律史上最伟大的变革——即世界法体系建立的时代，他对人类命
运的关注和对世界秩序的呼唤，于向来具有理性的致用精神和“为天地
立心，为生民立命”使命感的中国学者，其所感受到的触动，肯定尤为
深刻而持久。
一、原始法：无（前）文字社会的法律
法律通常被视为文明国家社会的产物，是“高级”文化中才有的东
西。因此，非但“原始法”一词至今未见容于我国法学界，即便在本世
纪二十年代的西方学术界，它也是一则充满争议的新鲜话题。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