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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统治者对犯罪、监狱和监视的利用，是为了更强有力地实现其统
治权力。
福柯最后分析道，近代以来，最主要的惩罚是单人牢房监禁，因为
隔离分散了犯人的集体反抗力，是管理犯人的最佳办法。在权力正常化
过程和个体权力知识活动中，监狱教化技术相当重要。我们知道，在刑
法中，监狱把惩罚程序变成了刑罚技术，并且将这种技术用于整个社会。
监狱使捉拿犯人成为可能，使惩罚权力成为自然的和合法的。它形成了
新的法律形式，将犯人置于长期监视之下，可以从惩罚犯人肉体转向改
造其心灵。它在近代是一种惩罚犯罪的新方法，意在最终达到拯救犯人
并使之重新做守纪律而又有用的人之目的。可是，监狱毕竟不可能最终
消灭犯罪。不根除犯罪的根源（即阶级），就不可能消灭犯罪。这是福
柯在本书中所忽略的。
西方的监狱是法制的象征，中国的监狱曾是人治的代表。不管怎样，
从一般意义言，法制进步，人治落后。这是读了本书后的启示。
此书中还有哪些讲得通，哪些讲不通，那就再研究吧。
评《剑桥中国史》第15 卷关于文革的描述和观点
——兼评中译本中的翻译问题
徐友渔
卷帙浩繁的多卷本历史著作《剑桥中国史》在中外学术界有相当的
影响，其中的若干卷近年来已在中国大陆相继翻译出版。最后的一卷由
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主编，于1991 年问世。1992
年，中国的三家出版社——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
社和海南出版社分别推出各自的中译本，这更加引起了学术界和读书界
的关注。
此书概括了1966—1982 年中国历史的进程，限于篇幅和囿于个人研
究范围，我在本文中只评论该书有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内容，在我看来，
这也是此书的主要内容。为了便于读者参照和全面理解，我的引文使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本（中译本译文不妥之处将作改译并注明），文
末将顺带指出此译本的若干错误。
对于记载和论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著作，中国读者出于多种理由怀
抱甚高的期望。现在40 岁以上的人，对于文革记忆犹新，不少人痛定思
痛，有不少反省和思索而没有表达、讨论的条件；中国大陆已经出版的
关于文革的两部著作——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和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以其各自的长短得失无形中为下一部著
作设定了期待标准。《剑桥中国史》以前各卷（也许第14 卷例外）的成
就和水准使人们产生了信赖感。以第10 和11 卷即晚清史为例，其写作
框架、审视形势角度的新颖，其中包含的许多在国内未见的重要材料，
曾使我在阅读时又喜又惊，慨叹外国人居然能够把中国历史写得令中国
人佩服。
有以上心理背景，我不能不指出，《剑桥中国史》第15 卷是令人失
望之作。此书结构（它反映了编者理解这段历史的理论框架）无甚新颖
之处，对文革的各方面情况不是十分熟悉，叙述、分析、立论常有失当。
此书对于文革中决非秘闻的许多重大事件未作涉及，比如1967 年遍及全
国的所谓“二月镇反”，同年夏季的“全面内战”，继保守派和造反派
对抗之后广泛而长期的造反派内部的派别斗争，一些思想先驱对于中国
社会的思考、对于文革的批判以及他们的观点在群众中的巨大影响，等
等。有关各章作者对于一些重要情况——比如红卫兵造反的自发性、红
卫兵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的发展，军队和群众组织的联系以及军队之间
的派性——不是视而不见，就是观察肤浅，对这些情况原因的分析因而
也是表面的或不得当的。读过此书，人们对于文革只能得到一些模糊和
凌乱的印象，就象在雾中观花，文革中各种事件扑朔迷离，足显得编者
和作者把握这一段异乎寻常的历史力不从心。
当然，此书也并非全无长处，比如第2 章结尾处对于文革产生的原
因、哪些人应对文革负责任等问题的分析，就比大陆至今见诸文字的见
解全面和中肯。书中还分析了文革发动的外部原因，即当时苏联对中国
的军事压力和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卷入对中国领导人的影响，以及最高层
为应付这些外部事件而产生的意见分歧和争论。这一个思考维度是中国
大陆的文革研究者未能问津的。书中的见解颇为有趣，可惜由于资讯缺
乏，我们不能对其对错作出判断。
在我看来，《剑桥中国史》第15 卷对于文革的论述之所以粗浅失当，
是由于以下原因。第一，也是最主要的，是有关材料未能开放，这就使
得一切研究者，不论中外，只能处于情况不清、线索不明的境地；第二，
西方学者对中国文革研究不够，对比西方学术界对于中国其他历史时期
的研究，尤其对比他们对于本世纪另一场浩劫——德国第三帝国的兴起
和扩张的研究，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而此书不过是，也只能是西方学
术界有关研究的概括和总结；第三，中国人自己研究不够，使得本书编
者和作者不能获得有益的启发和借鉴；第四，主编指导不力，不难看出，
全书由几大板块拼凑而成，缺乏内在逻辑性和统一的思路，每位作者在
某一领域对中国问题有深浅不等的专门研究，他们像是独立地提供自己
的研究报告，而不是共同合作撰述一部史书。
下面具体谈谈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事实陈述不确切乃至错误
《剑桥中国史》第15 卷中谈及文革事件时充满了不确切、不清晰、
乃甚错误的陈述，作者的叙述常常是含混不清、漫不经心的。这些错误
虽然不一定直接导致观点和结论的失误，但对于这样一部严肃的历史著
作而言，仍然是不能允许的。以下按书中顺序举若干例子。
林还主持空军的现代化和发展中国的核能力。。在林的指挥下。。
成功地于1962 年与印度在边界打了一仗，两年后又引爆了中国第一
颗原子弹。（第123 页，译文有改动）
林彪虽然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但研制核武器和中印边界之战的决
策和部署决非由他单独负责，至少可以说，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作用更大。
就中国人民解放军而言，中国对逐步升级的越南冲突作何反应的争
论使他们有机会清洗了总参谋长罗瑞卿。（页129）
罗瑞卿被整，原因在于林彪认为他不听话，想夺自己的权。他是否
在越南战争问题上和中国共产党高层其他人有分歧，我们至今不得而
知。但可以肯定，即使有，也不是他被整的主要原因。
（在1966 年2 月以后几个月）毛泽东周围的激进官员和军队领导人
开始在城市不满现实的人中寻求支持。。至7 月底，解放军就开始
为主要大学里出现的左派组织提供补给和后勤支援。（页129—130）
这是根本没有的事！
5 月25 日，北京大学的一些激进教授和助教在聂元梓——哲学系的
一个助教——的率领下，写了一张大字报。。（页140）
写大字报的人中没有教授，而聂元梓当时是哲学系党支部书记，不
是助教。
尽管没有怎么得到官方的支持，但愚笨莽撞的暴力和兽行却一直持
续发生且不断加剧。。（页150）
这里说的是红卫兵“破四旧”的行为，这种活动实际上得到官方的
大力支持，《人民日报》在北京红卫兵上街的第二天就发表社论《好得
很》，使打、砸、烧活动像野火一样漫延全国。在检阅红卫兵时，林彪
在天安门城楼上代表毛泽东讲话，对“破四旧”行为大加支持和赞扬。
（关于安亭事件）曹命令火车停在上海郊外某站的一条侧线上。。
起初中央文革小组支持曹的立场，但在工人拒绝返回工厂之后，北
京激进的领导人派张春桥去同他们谈判。张春桥以同意承认“工总
司”而给了曹荻秋重重的一击。。在聂元梓到了上海之后，市政府
的地位进一步被削弱，聂显然随身带来了揭露市教育局局长为修正
主义者、指责曹荻秋庇护他的指示。（页158）
1967 年1 月6 日的上海群众集会正式肯定了所发生的事实：撤销了
曹荻秋及上海市其他官员的职务。同日，中央文革小组代表张春桥
由北京返回上海，以建立一个新的市政府。。（页160）
这几段关于上海文革情况的描述既不准确，也不完整。作出“工总
司”的人不去北京这个决定的人是周恩来，劝阻的指令由国务院发出。
一开始，中央文革不支持“工总司”的行动，陈伯达还发出一个很长的
电报加以劝阻。中央文革小组派张春桥回上海说服工人，他通过艰苦的
谈判和说明工作，基本上把工人劝住了，只是过了一天才突然改变主意，
承认“工总司”，使上海市委极为尴尬。事后，毛泽东说可以先斩后奏，
批准了张春桥中途变卦的行为。本书的描述没有反映事件的曲折，给人
的印象是中央文革对“工总司”北上告状先反对，后同意，张春桥是带
着同意的方案回上海的。聂元梓专程到上海，是受江青直接指派去援助
陷于困境的张春桥。聂的批判对象是常溪萍，他不是教育局长，而是市
委委员，市委教育卫生部长。她不是泛泛地给常扣一顶修正主义者的帽
子，而是指控他曾经镇压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原来，常溪萍曾于1964
年底抽调去任北大社教工作队党委副书记，对当时的过火斗争持不赞成
态度。1967 年1 月上海造反派集会，会上发布的“通令”称不再承认曹
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市长，这种通令在文革中司空见惯，不能
算数，和正式撤销职务是两回事，后者是要中央正式发文，经毛泽东批
准才行的。另外，张春桥1 月4 日就到了上海，1 月6 日集会就是他策划
和指挥的。
杨鼓动傅崇碧派小队士兵以逮捕戚的同党为名，冲击中央文革小组
办公室，并遍翻档案，搜查他们的罪证。。因而，杨成武因支持了
第二次“二月逆流”而受到指控，像第一次一样，第二次“二月逆
流”的本意是保护保守力量。。（页187）
傅崇碧和另外几个军人进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楼，是去向江青
汇报有关鲁迅书信手稿的事。而手稿正是江青下令从鲁迅博物馆取走，
藏在中央文革小组保密室。江青被此事弄得很尴尬，再加上杨成武和傅
崇碧一直不太听她和林彪的话，就诬陷杨指使傅带两车士兵冲击钓鱼
台，她的行径得到了林彪的支持。傅崇碧去钓鱼台，杨成武并不知道。
在文革中，从没有“第二次二月逆流”一说，作者的误解，可能出自据
传的康生随口对杨成武的攻击：“这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
1965 年初。。毛让自己在党内的可疑对手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负
责推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此来检验他们的忠诚；让国防部长林
彪负责军队中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负责编印毛主义语录——“红
宝书”，并帮助组建红卫兵。。（页225）
刘、邓、彭等负责指导社教运动，是因为他们在党内的负责地位，
不存在毛用此事考验他们的情况，1965 年军内社教运动也是没有的事，
编《毛主席语录》是解放军总政治部于1963 年底决定并组织人完成的，
至于红卫兵，是北京的一群中学生于1966 年5 月自行成立的。
毫无疑问，吴晗是在“借古讽今”，因为他早年的作品已表明他自
己是清楚这种手法的。吴晗笔下的海瑞是清官，他站在百姓一边，
要退田与民、为民伸冤。因此，姚文元说吴晗实际上是煽动解散人
民公社。他这一理解并不十分牵强附会。（页624）
吴晗最初写关于海瑞的文章，是因为毛泽东在1959 年提倡海瑞精
神，胡乔木找到他，转达了毛的意思，请他写这方面文章。他写《海瑞
罢官》的戏本，是应京戏表演艺术家马连良的再三请求。此剧本写于1959
年，姚文元说剧本影射1961 年单干、退社风，是不合逻辑的。
二、对中国政治陌生
文化大革命中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可以说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中
国共产党党内的斗争以及这种斗争向社会的漫延，其力度和幅度都达到
了最高峰。这种斗争，既继承了俄国布尔什维克路线斗争和斯大林大清
洗的传统，又可见到法国大革命中政治煽动家和暴民造反相结合的踪
迹；既遵循中国古代道家“借力打力”的思想作为指导，又有《东周列
国志》中描述的宫廷阴谋的色彩，以及《红楼梦》中的那种家政不分的
无谓磨损。《剑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