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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干部子女出于本能要保自己的父母，也出于以往政治运动经验主动
积极地打击传统的“阶级敌人”，但他们不知道这次运动目标和以前不
同，毛泽东要打倒的正是他们父母这样的老革命；最早的造反派是这样
的人，他们政治嗅觉灵敏，善于揣测毛泽东的意图，能从社论中筛选出
与平常情况不同的信息。作者提到，在搞“教育革命”时，保守派强调
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而造反派倾向于批干部
子女享受的特权教育（页588），这显示了两派组织成份差别引起的对立，
情况确实如此，但这是以后的事，它不能说明派别划分的原因。
第四，不知道两派分野的焦点。作者说，“在很大程度上，学生之
间的分歧围绕着60 年代初的教育政策所导致的错误方针”（页150—
151）。如刚才所说，这是不确切的。应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应该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在运动初期和整个运动中都是所有学生的共
识。分歧在于是不是要完全听工作组的话，反工作组算不算反党。几乎
没有什么例外，反工作组的学生都被视为造反派，不管在此之前是否反
对学校党委，也不管以后立场有什么变化。反对工作组意味着和派遣工
作组的上级——省委或市委发生冲突，因此和那一段时间主持中央工作
的刘少奇相对立，这正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所期待的。
第五，对派别和后台的关系不清楚。作者说：“对于产生的分歧，
文革小组一般站在激进派一边，解放军站在保守派一边。周恩来表面上
站在双方之间斡旋，实际上则倾向于保守派。”（页583）这不确切，只
是对文革小组说对了。军队并非一律站在保守派一边，尤其是当保守派
已经不存在时，军队只能在剩下的造反派的不同派别中作选择。说周恩
来实际上倾向于保守派可能不错，但他的公开表态从来没有和文革小组
不一致。比如在保守派和造反派斗争最激烈的两广，周恩来于1967 年4
月中旬在广州宣布为在“二月逆流”中被镇压的造反派平反，于8 月下
旬支持广西造反派“四·二二”。
四、对经济损失认识不足
作者断言：“经济上，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阶段中国遭受的损失惊
人地小。”（页211）“混乱基本上限于1967、1968 和1969 年3 年，工
业和运输业的破坏最厉害，但只是在1967 和1968 年。”（页501，译文
有改动）“工人的罢工、工人与红卫兵的冲突，用铁路运输将红卫兵带
往全国各地串联的做法，只使中国产量下降了两年，仅仅如此而已，至
少在短期内是这样。”（页503—504）
作者的说法令人震惊，它与每一个经历了文革的中国人的直接观察
不合。人们记得，在1966 年后4 个月到1967 年初，1300 万以上的学生
可以在全国旅行。1967 年春季、夏季全国处于“全面内战”状态（不少
地方武斗延至1968 年年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多数生产单位处于全
停产或半停产状态，每一个单位对干部、群众的揪斗和批判以及批判“经
济主义”对于人们生产积极性造成巨大打击，这一切造成的经济损失怎
么可能“惊人地小”？
作者列举了一些工业和农业数字产量以支持自己的判断（这些数据
的准确性令我怀疑，但现在无法详细讨论数据统计问题），但作者似乎
忘记了，这些数据既不全面，也不直接说明问题。以下最能反映文革中
经济损失的数字不难知道（比如柳随年、吴敢群主编的《“文化大革命”
时期的国民经济》，出版于1986 年），但作者却未引用：1967 年财政收
入比前一年减少25％，1968 年在此基础上又减少13。9％，两年工农业总产
值损失达1100 亿元；1966 年至1976 年国民收入共损失5000 亿元，这相
当于以前30 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30 年全国固定资产总和。
中国领导人断言，文革使中国的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这一说法得
到了中国经济专家和广大人民的认同。说文革，而且是其中破坏最甚的
两年中国经济遭受的损失惊人地小，不仅使人费解，而且要令人气愤！
作者认为文革对经济的不利影响“基本上是短暂的”（页507），只
限于1967 至1969 年3 年，这也不对，10 年间经济的起伏挫折发生多次。
比如，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主持全面工作，经济形势日见好转，但毛
和中央文革马上来了个“批林批孔”，使一大批刚回到领导岗位的干部
无法工作，派性斗争复燃，局势动荡不宁。1974 年国民经济指标大部分
未完成，主要产品产量低于上一年。1975 年在邓小平主持下，在各条战
线搞整顿，经济开始恢复和发展。但紧接着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使刚开始恢复的经济秩序又陷于混乱，使得1976 年全国国营企业亏损总
额达177 亿元，国家财政收入比上一年下降。
作者的谬误不仅在于断言文革对经济的影响程度低、时间短，更在
于认为这种影响“是大多数国家都不时经过的”（页507），这意味着是
正常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作者认为：“文化大革命最具破坏性的后
果，并不是红卫兵年代无秩序造成的，而是长期奉行独特的发展战略和
伴随此战略的计划和管理的质量所致。”（页507）作者看到中国经济长
期、一般的问题固然不错，但忽视文革这场浩劫的异乎寻常的破坏性就
不对了。1000 多万人在大半年占用国家的水陆运力去搞大串连，大部分
地方用机枪、大炮、甚至坦克、船舰战斗，大学连续6 年停止招生，研
究生连续12 年不招生，这还不算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吗？下面仅用一个例
子反驳作者的观点。
作者说，文化大革命对经济的影响，是使得计划官员软弱无力，失
去主动性，他们明哲保身的办法是：以前怎么做，现在就如法炮制（页
508、509）。实际情况比这严重得多，他们被迫执行各种“革命”政策，
放弃以前行之有效（至少是相对合理）的方针，比如搞高积累、与国力
不相称的外援（以“消灭帝修反”）、为备战而把工厂迁到边远的山区、
放弃生产指标、成本核算、质量检查、考勤奖惩，等等。
作者说：“文化大革命基本上没有波及中国农村。。理查德·鲍姆
在对中国农村文化大革命详细研究时发现，中国报纸报道了在1966 年7
月至12 月有231 个地方发生了农村骚动。在这些骚动事件中，42％发生
在郊区县，尤其是北京、上海和广州周围；另外22％发生在距大中城市
50 公里的地方。相比之下，不到15％的骚乱事件发生距城市100 公里以
上的地方。”（页211，译文有改动）这段话充分证明西方研究者受消息
来源限制而得到的错误印象。如果作者知道四川泸州地区武斗双方参与
者均上万人，知道湖南道县参与杀人和被杀者均逾万人，广西宾阳县在
11 天中就死人3 千多，他就不会说上面的话了。
五、中文译本的问题
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文译本，问题实在太多。看得出来，中译
者第一不熟悉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比如对许多文革中流行的语言，如“大
串连”、“复课闹革命”、“放手发动群众”、“斗、批、改”等等，
书中多处不能从英译倒成适当的中文；第二则是不熟悉西方学者对于文
革研究的状况和成果；最为严重的是第三点，即英语水平差到常人不能
正确理解英语单词和词组的含义，不懂英语语法的地步。该译本中不确
切、不通顺的地方俯拾皆是，下面仅举一些错误严重、令读者曲解原意
的例子，并略加评说。
在第15 卷里，我们力图追溯只为大多数中国人尚不完全理解的一连
串事情。。。我们紧紧把握住相互对立的观点：当时人们赞颂文化
大革命的说法和以后回顾时通常直接反对此说法的理由。（编者序
页3）
原文：InVolume15，We attempt to traceacourse o fevents still only
partially understood by most Chinese。。We grapple with the
conflict of evidence between what wassaid favor…ably abou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time and the oftendiametrically opposed retrospective accounts。（PⅩⅪ）。。
应为：我们力图追溯各种事件的进程，对这些事件，大多数中国人至今
仍只有一知半解。。。我们因为证据的对立而费尽心机：有当时
对于文革的溢美之词，也有事后的往往是针锋相对的说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按照中国人的算法，从1966 年起直到大约10
年后毛泽东去世时为止，是本世纪最突出的事件之一。（页115）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which by offi…cial
Chinese reckoning lasted from tne beginning of 1966 tothe death
of Mao Tse…tung some ten years later，was oneof the most
extraordinary events of this century。（P 107）。。
这段译文，小错是漏译了“the beginning”即1966 年的“年初”，
大错是漏译了official 一词，正确译文应为“按照中国官方的算法”。
这个遗漏是非同小可的，因为西方研究者大多把文革的时间视为从1966
到1969 年3 年，比如有一本书名就是《中国学校中的文革，1966 年5
月至1969 年4 月》。＇2＇陈佩华更是专门撰文“消除对于红卫兵运动的错
误看法：重新考察文革派性和分期的必要性”，认为把文革定为3 年还
是10 年，关系到文革的性质是什么，是一场社会冲突，还是一场权力斗
争的大事。＇3＇
毛明显反对这个提纲，因为其中对激进份子措词严厉而对吴晗却未
提出明确的批判。（页135）
Mao apparently objected to the harsh treatment of theradicals
in the outline report and its failure to issue a de… cisive
criticism of Wu Han。（pp129…130）
毛显然反对提纲中对于激进份子的严厉态度，以及它未能对吴
晗提出明确的批判。
上述文句紧接着是“虽然如此，彭回到北京后还是声称毛已认可‘二
月提纲’，2 月12 日，中央委员会批准文件下发。”由于误译，读者会
认为按作者的描述，彭真背着毛搞鬼，成功地欺骗了中央。
而在那些已经发动起来的省份，其结果如毛所期望的那样，不是省
地方官员挨整，而几乎是省级权力机关的彻底垮台。（页157）
But where mobilization did occur，the consequence wasnot the
rectification of local officia ls，as Mao hadhoped，but rather
the nearly plete collapse of provincial authority。（p152）。。
而在运动已经发动起来的省份，其结果不是如毛所期望的那样是对
地方官员整风，而是省级权力机构几乎彻底垮台。
由于译文错误，对于毛的意图，读者得到完全相反的概念！
在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作出了许多决定，他首先是使自己脱离
“工人总司令部”，然后命令它解散。人们都知道该司令部是激进
组织的联盟，它们一直在从事危害社会秩序及经济稳定的破坏性活
动。（页180—181）
In the Wuhan Military Region，this involved decisionsby the
mander，Ch’en Tsai…tao，first to dissociatehimself from，。。
and then to order the disbanding of，acoalition of radical
organizations known as the Worker’s General Headquarters on
the grounds that they werepersistently engaging in disruptive
activities that endan…gered both social order and economic
stability。（p180）。。
在武汉军区，这表现为陈再道司令员作出的许多决定，对于以“工
总司”著称的激进派组织的联合体，首先是与之断绝关系，然后令
其解散，其理由是这些组织一直在从事危害社会秩序和经济稳定的
破坏活动。
由于译文错误，一个理由或借口成了一件众所周知的事实！
这就引起了江青不满。她指责陈再道是在利用他的成功搞小动作，
同时试图怂恿她废除这一协议。（页182）
thus leading Chiang Ch’ing to charge that Ch’en wastaking
undue advantage of his success，and emboldeningher to try to
undo the agreement。（181）。。
这种情况使得江青指责陈再道得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