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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鲁和我每天都在搜寻食物。由于我一度是个山区里的穷姑娘，我知道该到哪儿去找。我们在树干下蝉蛰伏的地方戳来戳去；在夜间我们坐在厨房里，等着昆虫和老鼠跑出来寻食那些我们无法看到的食物碎屑；我们爬到山上去采摘野茶和竹笋；有时我们还会逮到一只因为太老了或者太笨拙了以至飞得不够快的乌。在春天，我们抓取在田野里孵化的蝗虫和蚂蚱；我们寻找青蛙、蛴螬和蝙蝠。蝙蝠你必须把它追逐到一个小地方，让它们不停地飞直到它们由于筋疲力尽而坠落下来。我们把抓来的东西放在油里炸，那油是我从曾那儿搞来的。现在他和我有比开裂的坛子和蛋更多的事可谈论了——有趣的事情，像我第一次给班纳小姐吃一种新的食物。
“这是什么？”她问道，把鼻子凑近碗闻闻，看看后再闻闻。是那样的疑心忡忡。“是老鼠。”我说。她闭上了眼睛，站起身，离开了房间。当其他的外国人想要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时，一半用他们的语言作了解释。他们全都摇着他们的头，接着胃口很好地吃起来。我后来问一半他告诉他们的是什么。“兔子。”他说，“我说班纳小姐曾经养过一个兔子宠物。”打那以后，不管什么时候那些外国人间起老鲁和我烹饪的是什么，我都让一半告诉他们。“另一种兔子。”他们知道不要去问我们说的究竟是不是真话。
我不是在说我们有大量的东西可吃，你需要许多兔子才够一天两次或三次地去喂养八个人，即使阿门夫人长得瘦小也罢。曾说战斗越来越糟糕了。我们一直希望一方能够打赢，另一方则失败，这样我们就能够回到较好的生活中去了。只有阿门牧师是快乐的，就像个婴儿似地滔滔不绝地说话。
有一天，老鲁和我俩都肯定一切已变得越来越糟糕，到了现在则是糟糕透顶。我们都同意目前是吃鸭蛋的最好时机。我们就给每个人多少蛋而争论了一会儿，这事得看老鲁和我认为最坏的时间会持续多久以及我们拿多少蛋可以使情况好转而定。我们还不得不决定究竟是在早晨还是晚上把蛋给人们。老鲁说早晨给最好，因为我们可以梦到吃蛋并使之成为现实。他说，如果我们醒过来而且发现我们仍然活着，这会使我们感到高兴。于是每天早晨，我们给每个人一个蛋。班纳小姐，哦，她爱上了这些绿皮的蛋——咸味儿，奶油般的，比兔子好多了，她说。
帮我算一下，利比—阿。八个蛋，每一天都给，几乎给了一个月，那是多少？——两百四十个鸭蛋。哇！我做了那么多！如果我今天在旧金山出售这些蛋，啊，多大一笔财富呵！实际上，我做的数量比那还要多。到了仲夏——我生命的尽头——我至少还有两坛子留下在那儿。我们死的那天，班纳小姐和我又哭又笑，说我们本可以吃掉更多的蛋。
但是，一个人怎么可能知道她什么时候死亡呢？而且即使你知道，你又能够改变什么呢？你能敲开更多的蛋以避免后悔吗？或许你会伴着胃痛而死的。
总之，利比—阿，既然我想到了这些，我就没有了后悔。我倒是高兴我没有吃掉所有的蛋，现在我就有某些东西可以给你看了。不久我们就能够把它们掘出来，你和我可以尝尝那些留下来的蛋。
第十三章 少女的心愿
到中国的第一天早晨，我在桂林宾馆那黑暗的房间中醒来，隐约看到一个黑影斜靠在我的床边，以杀手般的专注凝视着我。在几乎惊叫出声的一刹那，邝用中文发话了：“睡到你自己那边，一这就是你睡相不好的原因，从现在起，你必须平躺着睡觉，还要持锻炼。”
她揿亮电灯，双手按在屁股上，一边像个六十多岁的体操教练一样扭动着腰肢，一边继续着她的说教。我真不知道她在我的床边呆了多久，在等待我醒来，她好奉献这些最新的建议，她的床早就整理好了。
我看了看手表，一腔不快地说：“邝，现在才早晨五点。”
“这是在中国，别人早起床了，只有你还在睡。”
“你别再说了。”
我们到中国还不足八小时，而她已经在控制我们的生活了，这是她的地盘，我们必须依她的规则行事，说她的母语，她现在是在中国的天堂。
她笑着抓起我的毯子：“利比—阿，快起来，我要去我的村于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我要看看大妈惊愕得张着大嘴说不出的样子：‘我想我把你赶走了，怎么又回来了？’”
我们住在桂林的喜来登饭店，紧挨着漓江，邝打开窗户，外面依然黑蒙蒙的，“眼眶”的声音传来，像是置身一家喧闹的理发店我走向窗边，看到下面的小商贩们蹬着三轮车，一边按铃，一边彼此招呼。车上的篮子里装满了送到市场去的谷物、瓜果和蔬菜，大街上穿梭着自行车和汽车。工人和学生——好像整个世界都在喊喊喳喳，嘈嘈杂杂，让人感觉已经到了中午时分。一辆自行车的把手上挂着四个巨大的猪头，绳索从鼻孔穿过，白色的嘴巴上残留着僵死的笑意。
“你看”，邝用手指了指街边一个用低矮的灌木隔开的小摊，“我们可以在那儿吃早饭，又便宜又好，比花九美元在饭店里可好多了，这有什么，炸面包圈，橘汁，成肉，谁要吃这些？”
我想起旅游指南上的忠告，街头小吃的食品通常不够卫生：“九美元，也不能算贵。”
“什么？你可不能这样想。现在我们是在中国，九美元不是小数目，这可是一星期的工资啊！”
“是的，可便宜的食物也许会不干净。”
邝向窗外一指，说：“你看看，这么多人在这儿，他们食物中毒了吗？如果你想拍到中国美食的照片，你必须尝尝真正的中国美食，只有让美味浸入你的舌头，融进你的胃中，你才能发自内心地感觉到那份享受，当你拍照片时，这种感觉就会从你内心喷薄而出，而人们只要从你的照片上就会尝到那美妙的滋味。”
邝是对的，谁会抱怨我带回家中了几只寄生虫呢？我匆匆穿上衣服，冲向走廊，敲响了西蒙的房门。没想到他立刻就打开了房门，而且已经衣冠楚楚，“我睡不着，’他说。
五分钟后，我们三人来到大街上，穿梭在一个个食摊中，这些食摊有的装置了便携的煤气灶，有的摆着临时的烧烤架。食摊前，食客们蹲成一个半圆圈，吃着面条和汤团。我的身体因疲劳和兴奋而极度紧张。邝指了指一个小贩——他正在一个圆形的油锅里拨弄着薄煎饼，“给我来三张。”她用中文说道。那小贩用黑黢黢的手递上了三张烙好的煎饼，我和西蒙接过这灼烫的煎饼，忍不住一面尖叫，一面像魔术师一样把煎饼在手上颠上倒下。
“多少钱？”邝拿出了她的钱包。
“六元。”小贩说。
我算了一下，还不到一美元，真是便宜透顶，可在邝看来，这简直相当于敲诈。“哇！”她指了一下旁边的食客，“你卖给他只要五毛钱一张。”
“那当然！他是本地人，你们三个是游客。”
“你说什么，我也是本地人。”
“你？”小贩嘟囔着又瞟了她一眼，“你是哪里人？”
“长鸣人。”
小贩吃惊地扬起了眉毛，“真的，那你在那儿都认识什么人？’
邝报出了一串名字。
小贩几乎跳了起来：“吴泽民？你认识吴泽民？”
“那当然，小时候我们在一条街上作邻居，他现在怎么样？我们三十年没见面了。”
“他女儿是我儿媳妇。”
“你别胡说。”
小贩笑了：“这是真的，两年前结的婚，我老婆和我娘都反对这门婚事，就因为这姑娘是长鸣人。这是他们乡下人的老脑筋，认为长鸣人不吉利。我可不这样，我早不信这套了。现在他们已经有孩子了，去年春天生的，一个女孩，可我不在乎。”
“真不敢相信，吴泽民已经当祖父了，他现在怎么样？”
“和老婆离婚了，大概二十年前吧，因为反革命思想他被送了牛棚。他们把他整得够呛，可他没有屈服。后来他又娶了个女人，叫杨玲芳。”
“这不可能！他老婆是我中学同学的妹妹，我真不敢相信，在心目中，她是个温柔的小姑娘。”
“早就不温柔了，她得了皮肤角化病，粗糙得像牛皮一样，吃不少苦头，让我慢慢告诉你。”
邝和小贩继续着他们的交谈，而我和西蒙则吃起了晨曦中热气蒸腾的薄煎饼，煎饼的味道介于炸面包圈和煎蛋饼之间。到我们吃完的时候，邝和小贩已经俨然一对老朋友了，她答应代小贩问候家人和亲朋，小贩则向她建议租车时如何还个好价钱。
“好了，老哥，”邝说，“我要付多少钱？”
“六元。”
“啊！还要六元？太贵了，太贵了，我只付二元，不能再多了。”
“那就付三元吧。”
邝嘟囔了几句，付了钱。走开几步后我悄悄向西蒙耳语道：“这个人说长鸣是个不祥之地。”
邝听到了我的话：“唉，这不过是个故事，老掉牙了，只有傻瓜才会认为长鸣是个不祥之地。”
我把话译给西蒙，转问道：“什么方面不吉利？”
“你别问。”
我还想坚持让邝告诉我，西蒙却在这时发现了我拍照的绝好机会——这是一个露天的农贸市场，清一色的柳条筐里放满了厚皮沙田抽、干豆、桂花茶、辣椒等。我连忙拿出尼康相机拍了起来，西蒙则在一旁作着笔记。
“辛辣早餐蒸腾出的缕缕白汽与晨雾交织在一起，”西蒙大声说着，“嘿，奥利维亚，你该以这个角度取景，拍下那些乌龟，这些乌龟可真够大的。”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感到我的肺叶里充满了祖先的鼓励，似乎他们仍然活在世上。由于我们是在昨天晚上到的，还没能来得及观赏桂林的风景：那些拔地而起的喀斯特山峰，神奇的溶洞，以及许多旅游指南上列出的景点。中国人以此把桂林称作“世界上最美的地方”，我对广告一向颇多怀疑，倒是想把我的镜头更多地对准中国人生活中平凡和单调的方面。
不管我们走到哪里，到处都挤满了衣着光鲜的当地人和穿得鼓鼓囊囊的西方人，就像旧金山的橄榄球队在超级碗体育场刚刚获胜后的情形一样。环绕着我们的是自由市场叫卖的喧嚣声，市场上的东西无所不包：各种小工艺品，福利彩票，股票认购证，T恤衫，手表，印着非法商标的箱包等。这里还有各种为旅游者准备的纪念品，毛泽东像章、胡桃木雕刻的十八罗汉，塑料制成的胖瘦两种样子的如来佛等。似乎中国在推销自己的文化与遗产时也受到了资本主义的污染，诈骗，假冒商品，混乱的市场上人们在购买世界上人人都有却并不需要的东西。
西蒙悄悄走到我旁边：“这里既让人感到兴奋，同时也让人厌恶，”接着他又说，“不过我还是很高兴来这里。”我不知道他是否也在指和我在一起。
举目眺望，可以看到那些奇绝的山峰，如同史前鲨鱼的牙齿，它们是各种各样的中国挂历或卷轴中陈旧的主题，但镶嵌在这些远古的石峰中的却是高层建筑的灯光，建筑的外墙由于工业污染而污渍斑斑，楼上的广告牌闪烁着艳俗的金色或红色字符。在高楼之间是许多低矮的建筑，年代稍显久远，墙体涂着一种廉价的绿色涂料，不时可以看到一些战争前遗留的旧房子以及临时搭起的垃圾场。桂林给人的整个印象，就像是一张俊俏的脸庞配上了媚俗的口红，豁裂的牙齿，且因周期性的病痛而显得积重难返。
“噢，我的天，”西蒙悄声说，“如果桂林就是中国最美丽的城市，我可不愿去那个叫长鸣的狗屁村子。”
我们追上了邝。“大不一样了，一切都变了，”她的声音中充了怀旧之情，她一定是对桂林在过去三十年的巨变感到伤感不已，谁知她接下去却满怀骄傲地大声说：“进步可真快，比过去真是好多了。”
前面有两座高地，我们登上了这块城中的高地，发现了一个绝佳的拍摄场景：鸟禽市场。大树的枝权上悬挂着上百只装饰讲究的鸟笼，里面有善于鸣唱的金翅雀，从国外引进的羽翼斑斓的鸟、火翼鸟、扇尾鸟。摆在地上的笼子里则是些大禽，也许是鹰或鹞之类，漂亮而优雅，有着令人生畏的爪和喙。这里也有普通的家禽——鸡和鸭——事先已由稻草捆住。把它们放在那些美丽而舒服的鸟禽的背景下拍出的照片，应该会为杂志上的文章平添光彩的。
在拍了大约一卷半胶片时，我发现有个男人在冲我打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