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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扮出来或许也并不输芊芊呢，至少也是各有千秋吧。
女为悦己者容。我承认，是凌逆改变了我的慵懒和消极，爱情使女人变得美丽。
我穿了一套米白色的薄呢外套和同质地的修身长裤，白色高跟鞋。站在电台的门口，自己也感觉有些亭亭玉立的。
沈浩过来了，依然穿着那套灰色的休闲夹克，跑得气喘吁吁的，显然又是坐公共汽车过来的。我注意到他两手空空，不由打趣地说：“哟，空手啊？还以为要捧着一束玫瑰花呢。”
“玫瑰花？”他有些诧异，然后讷讷地解释说：“我也想过，可是，那多贵呀，不划算的。其实花的成本很低，都让花贩子赚去了……”
“好了好了，”我不耐地打断了他，问道，“准备去哪儿吃饭？”
“去哪儿？当然是回家呀。”
“什……么？回家？今天是咱们的结婚纪念日，你让我回家？”我气坏了。哪有如此不解风情的人。
“是啊，今天是结婚纪念日，我特地去菜场买了好多你喜欢吃的菜，有酥炸带鱼，有红烧烤麸，有肉塞面筋，还有鸡汤……”
“够了！我一年365天天天吃你做的饭，今天是结婚纪念日，可不可以去餐厅吃点别的？”满腔热情降至零点，我不由火冒三丈。
“出去吃？那多贵呀！你想想，一盘蔬菜成本最多几毛钱，可餐厅要卖到七八块，一盘鸡二三十元，最多只有1/4，不上算的。我自己在家给你做，多经济实惠呀，又卫生……”沈浩絮絮叨叨地算起账来。
我已经没有了要和他出去吃饭“浪漫”的奢望和兴趣，泄气地对他说：“行了，回家吧！”
到家后，沈浩安排我坐在沙发上，端上水果和瓜子，说：“你先看看电视，我随后就好。”然后便系上围裙，一头扎进了厨房。
如果是别的女人，可能会憧憬这样一幅“温馨”的生活画面，可是，我天天都在如此“享受”，实在是没有任何新意了。
我闷闷地翻着书，心里莫名烦躁。早知如此，还不如和凌逆出去呢。唉，凌逆，凌逆，想到那张生动易感的脸，那略带嘲弄的若有所思的嘴角，便不禁悠然神往。如果今天换成是凌逆，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
沈浩将饭端上了桌，五彩缤纷摆了一大桌，还有一瓶长城干红。他兴致勃勃地关了灯，点燃了两根蜡烛，然后把酒斟进杯子，递给我，碰了一下，却不知要说什么，只顾傻傻地笑。
我心中不禁有些感动。沈浩，他还是动了一番心思的。
第一次共进这样“浪漫”的烛光晚餐，加上又是“结婚纪念日”，我故意放任自己多喝了几杯。我想，无论如何今晚自己应该尽一尽做妻子的义务。
晚餐结束了，借着几分酒意，我拉着沈浩娇嗔地说：“我头晕了，你扶我上床好不好？”
“好好好，”沈浩老老实实地扶我在床上躺下，然后说，“你休息一会儿，我去收拾碗筷啊。”
“哎……”我还来不及说什么，沈浩已经像一只勤劳的小蜜蜂，又一头扎进了厨房。
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我心里恨得痒痒的。不知是酒精的缘故还是什么，身体里有股欲火在燃烧，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过这种激情了。我在床上辗转反侧，听着他在屋外收碗筷，擦桌子，擦地……所有的活都忙得差不多了，我寻摸着他怎么也该进来了，然后，我听见他打开了电视机，开始津津有味地嗑起了瓜子。
我躺在黑暗里，听着他在外面看一个八卦的电视剧，不时发出“嘿嘿”地傻笑。他嗑瓜子的声音尖锐而刺耳，像是铁钉划过玻璃的尖厉声，嗑嗑嗑。
我忍无可忍地跳起来，冲到客厅，对着沈浩嚷嚷道：“你什么意思？你！又是看电视又是嗑瓜子，有完没完？”
沈浩一头雾水，傻傻地说：“我看电视怎么了？嗑瓜子怎么了？我劳累了一天了，轻松一下还不行吗？”
“可是，谁叫你那么累的？你非要在家里做，又是买又是做又是收拾，那么多时间都浪费过去了，就不可以出去吃一顿吗？有什么意思？”
“出去吃多贵呀。”沈浩又算起了经济账，“今天咱们这一桌，又有鸡又有虾还有酒，少说也得三五百，我自己做才一百多块钱。而且吃不完的明天还可以继续吃，我辛苦点儿，可节约了多少钱啊……”
“够了！不要再提钱钱钱了！知道吗，我最讨厌的就是你上海小男人这种婆婆妈妈的市侩气和俗气！什么时候你可以不在钱上这么一分一厘地斤斤计较？什么时候你可以懂得两个人聊聊天说说话比你做一顿晚餐有价值得多？”
沈浩沉默了。半晌，才委屈地说：“家里的经济状况你是知道的，我每月就那么七八百元工资。你妈下岗了，裴望也没有工作，全靠你爸一个月几百块钱的退休金，你爸身体又不好，不能不给他们补贴点儿。而且，裴望越来越不成器，经常找我要钱。我只有省点儿，再省点儿，哪里敢随便糟蹋。”
我窒息了一下。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曾经风光一时的国营大型企业红旗厂效益每况愈下，有几个分厂已经宣告倒闭，沈浩所在的分厂虽还在勉力支撑，可也是强弩之末，每每有即将被兼并收购的消息传来。在凤凰城风起云涌的市场经济大潮中，红旗厂人变成守旧封闭的“落伍分子”，风光不再。一些“有办法”的人纷纷将户口迁回上海，回故乡寻求发展，亦有一部分人将目光从厂区的小天地里移开，投向凤凰城的“大世界”，而沈浩还在坚持做他的“良民”，每月勤勤恳恳地挣着几百元菲薄的工资，从不敢有非分之想。
我知道沈浩对自己的节省已经达到苛刻的地步。他几年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服，不抽烟不喝酒不打车不外出应酬，连早餐也只肯吃1块钱一碗的素粉而不舍得买一碗3块钱的荤粉。他用于自己身上的钱真的很少很少，少得几乎已经成为这个消费时代的“恐龙”。
顾美瑜
秋雨过后，天渐渐凉了。
芊芊的孩子总算抢救了过来，虽然带得极其艰难，芊芊依然很欣慰。
我最近的社会活动日渐多了起来。谈心热线每天不断，电台那边也屡屡做嘉宾。而且，全国残疾人文艺调演，我作为凤凰城的代表参与了录音与录像，目前带子已送到贵阳去参加初评，如选上还将送到北京参评。
在电台做完了关于“幸福”的那期话题，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一个男人打来的。他说在电台听到了我做的节目，非常感动，去电台要了我的号码，想和我聊聊。
从声音里听起来，他文质彬彬，修养颇好，显见素质不错。我告诉了他我的热线号码，打这个电话聊天，也算公私兼顾吧。
当天晚上，我便接到了他的电话。他叫许雷，在一家公司工作，他称之为“白领中的白领”，显见对自己的职业颇为自得。但他嗓音深沉，情绪低落，似乎总有些郁郁寡欢的意味。他坦言自己确实经常感觉很累，不胜负荷，力不从心。我说了一些笑话给他听，他哈哈大笑，似乎开心了许多。
是啊，我这天天处于黑暗中的残疾人尚能够苟存几分幽默感，他一个“白领中的白领”，还有什么可如此长吁短叹，落寞憔悴的呢？
电话一连聊了两个小时，随着话题的深入，他显然放开了许多。直到我提醒他已是深夜12点了，他才恋恋不舍地放下了电话。
第二天，电话又准时响起，他又恢复了那种郁郁寡欢的语气，唠叨地叙述着自己工作的压力与烦恼。我耐心地倾听。其实，这类电话并不真正需要主持人说什么，重要的是要有一双善于倾听的耳朵。说白了，就是充当一个情感的“垃圾桶”，别人有什么烦恼、琐事都往里倒，也算是情感宣泄的一个渠道。
“美瑜，我的工作别人看起来很风光，其实你知道吗，我并不喜欢这种朝九晚五，严肃刻板的工作，也应付不来公司里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人际关系。我真的向往一种闲云野鹤般逍遥自得的生活，无拘无束，天马行空，多好！”
“可是，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啊。要不就当艺术家。”我打趣他。
“其实，我年轻的时候真的想当一名艺术家。你知道吗，我发表过小说，还是市作协会员呢。”
“是吗？那太好了，什么时候把你的大作给我拜读拜读。我最好的朋友杨芊芊也喜欢写东西，她可以读给我听。”
“杨芊芊？是电视台的主持人吗？”许雷有些诧异。
“是啊，你们是文友，还可以交流沟通一下嘛。不过，幸好没当专业作家，否则就惨了。”
“为何？”
“要知当今作家只有‘大贫和小贫’之分，实在是寒酸之极，哪天像杜甫那样唱一曲‘茅屋被秋风所破歌’，可就有辱斯文了。”
哈哈，许雷大笑起来。末了，轻轻说道：“美瑜，我真的很喜欢和你聊天。”
一连两个月，我们都这样在电话里交流沟通。我得知他曾是工厂里的一名工人，因为岳父的关系调到机关，走上仕途，如今在这家公司做到了副总的职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谓威风八面，可他却并不快乐。他总感觉公司里的人都知道他从麻雀变凤凰的背景，表面恭谨，背地里都对他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尤其是一把手老李，总是变着法儿的欺压他，整治他，让他不得自由，苦不堪言。至于他的妻子，据他说长相还算不错，也还贤淑勤快，可以算得上贤妻良母，但她过于严肃刻板，而且思维简单，言语无味，很难有心灵和思想的交流和沟通。
总之，这个在外人看来一帆风顺的幸运儿，位居高职的成功人士，却活得窝囊（他自己感觉）而疲惫。他总觉得自己戴着厚重的面具，无论是面对他公司的同仁，还是岳父和妻子，他都得做出一副姿态，“扮演”着一个不属于他本性的角色。他戴着假面，无法卸除，所以很累。他没有也不敢有知心朋友，他认为“最好的朋友即是最大的敌人”，那些朋友反目，落井下石的鲜活事例让他不寒而栗。而文字更不敢再涉及，古来此起彼伏的“文字狱”证明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是极其愚蠢和危险的，白纸黑字，证据确凿，尤其是走仕途，这是大忌。他把自己的心扉紧紧关闭，灵魂找不到倾诉的出口。他紧张，心悸，彻夜地失眠，像一只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
但他对我却敞开心扉，无所不谈，我能够理解他。
这是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原本宁静平稳的生活格局被打乱，人人都在盼望着“成功”。而成功的定义又前所未有地有了一个统一的标尺，那就是——钱。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子，穿什么牌子的衣服……每一个细节都在明明白白昭示着你的能力，你的本事。
为了所谓的“成功”，太多的人用青春、用健康，甚至用生命做赌注，去换取那充满诱惑的一切，好能证明自己是一个“成功人士”。这种代价是惨重的，比如，数年后令国人惋惜不已的英年早逝的大画家陈逸飞。而像许雷这样的所谓“白领精英”，由于身处风口浪尖，激烈的社会竞争令他们精神高度紧张，压力过于繁重，从而导致了各种生理尤其是心理的疾病。
20世纪90年代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抑郁症”这个词。大家都穷得活泼健硕，生机盎然，你穷、我穷、大家穷，心安理得。而如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另外的一大部分人也再安坐不住了。大家都是一样的人，谁也没有含着金钥匙来到世上，凭什么你吃鱼翅我咽菜？你香车美女我形只影单？你挥金如土我盘算分厘？既然看不惯，就全铆足了劲儿拼命吧，追吧！我拿青春赌明天，你用血汗换此生。如今腰包是鼓起来了，遍街都跑的是“成功人士”，他们一个个财大气粗，踌躇满志，可“抑郁症”这个“时髦”的名词也悄悄找上了他们。他们着名牌，开名车，却压抑苦闷，焦虑彷徨。住在豪华的公寓里，却成天服着抗抑郁的药，整夜整夜地睡不着，动不动就想死。
或许，这也是经济腾飞，物质繁荣带来的副产品。
我的热线电话大抵便是为这些精神压抑的“抑郁症患者”或“准抑郁症患者”服务的。虽然近年来“抑郁症”引起社会的重视，医院的“心理门诊”亦应运而生，可有勇气前去就诊的患者却少之又少。在固有的观念中，“抑郁症”似乎等同于“精神病”，这是那些“精英们”所不能接受的。而一个盲人的世界，在外人看来像一个巨大的黑洞，仿佛是与世隔绝的。向一个盲人倾诉自己的隐私，他们感觉安全。
给我打电话成为许雷每天的必修课。因为热线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