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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通过自己的小说、剧本和散文，是有意识地要对当时她所观察到的社会现实有所反映〃，而她的诗却主要担负了抒写个人感情的任务；她的《哭三弟恒三十年（1941）空战阵亡》激情喷发，直至高呼〃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触及社会题材，却仍是从个人情感波澜的角度出发的。一个作者从事不同体裁的创作，是允许有题材或角度的分工的。李清照词中写极离愁别恨，只是在诗里才有〃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呼号。
除了中国古代建筑学的研究之外，她更多的兴趣在于诗，而不是小说。1934年5月，她和朋友自费创办了《学文》杂志，是纯文学性质的。刊名很有意味，如卞之琳所说，〃这个刊名，我也了解，是当时北平一些大学教师的绅士派头的自谦托词，引用'行有余力，则致以学文'的出典，表示出余性质〃。
对林徽因来说，更是如此，因为该刊的另外几位主要成员，如闻一多、叶公超，毕竟是文学专业的教授，也就是说，作为业余性质的小说作家，林徽因偶尔兴起，那么她受喜爱的作家与作品的影响，并不刻意回避，也不刻意模仿，这样我们也就看得更清楚一些林徽因作为一个文学家的特质。
梁从诫谈到林徽因诗的韵律性的时候说：〃特别是在她自己朗读的时候，常常像是一首首隐去了曲谱的动听的歌。〃遗憾的是，大概没有多少人有幸听过女诗人自己的朗读。
第一部分第9节：艺术探索作了内容的陪葬（图）
林徽因一生只留下6篇短篇小说，这当然太少，但它是京派小说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京派作家萧乾说：〃我甚至觉得她是京派的灵魂。〃凭藉如此之少的作品得以垂名于中国现代小说史，令人联想到唐代的王之涣，外国的梅里美；王之涣仅存6首小诗而耀眼于集数万首的〃全唐诗〃；梅里美创作的中短篇小说不到20部（篇），却跻身于法国文豪行列。
林徽因在文坛上更以新月派诗人著称；她为数不多的散文作品同样脍炙人口，即使那未能完篇的唯一剧本，也可达到同时期剧作上乘的水平。她几乎是擅长各类文体写作。所以，当看到题为〃一代才女林徽因〃的文章以及同名的文学传记时，总觉得才女辈出的20世纪，仅用〃一代才女〃四个字已不足表明林徽因的非凡才华，要知道，她于中国现代建筑学的杰出贡献远胜于文学方面的成就。
《窘》是她的小说试作，便出手不凡。在窗外社会矛盾趋于激烈、复杂之际，这个作品难免被视为客厅里的〃有闲〃文字，然而主人公心理的细腻描绘，整篇的意识流动，告示人们心理分析的小说技法并非新感觉派所独擅，而且它在林徽因笔下更近乎本民族的欣赏习惯。然而这一点多为研究者忽略，小说中可贵的艺术探索作了它内容的陪葬。
1934年初叶公超创始主编了这个月刊，只出了三期：林徽因在这个刊物第一期上发表了她最放异彩的短篇小说《九十九度中》，对于这篇小说，李健吾先生作出过极高的评价，他说：〃在我们过去短篇小说的制作中，尽有气质更伟大的，村实更事实的，然而却只有这样一篇（指《九十九度中》），最富有现代性；惟其这里包含着一个个别的特殊的看法，把人生看做一根合抱不来的木料，《九十九度中》正是一个人生的横切面。在这样褥暑的一个北平，作者把一天的形形色色披露在我们的眼前，没有组织，却有组织；没有条理，却有条理；没有故事，却有故事，而且那样多的故事；没有技巧，却处处透露匠心。这是个人云亦云的通常的人生，一本原来的面目，在它全幅的活动之中，呈出一个复杂的机体。用她狡猾而犀利的笔锋，作者引着我们，跟随饭庄的挑担，走进一个平凡然而熙熙攘攘的世界：有失恋的，有作爱的，有庆寿的，有成亲的，有享福的，有热死的，有索债的，有无聊的，……全那样亲切，却又那样平静我简直要说透明：在这纷繁的头绪里，作者隐隐埋伏下一个比照，而这比照，不替作者宣传，却表示出她人类的同情。一个女性的细密而蕴藉的情感，一切在这里轻轻地弹起共鸣，却又和戴嫩的水纹一样轻轻地滑开。〃
林徽因写过意识流小说，这就是《九十九度中》。它写一天之内的处于〃九十九度中〃高温天气的北平各阶层人物，通过人物的内心世界来表现他们的思想意识，各阶层人物构成鲜明的对照，这是典型的意识流小说。在卞之琳看来，比起徐志摩的小说，〃更显得有意学维吉妮亚·伍尔罕（按，即费吉尼亚·吴尔芙）而更为成功〃，确实，我们不难发现，这篇小说除了意识流的艺术特征之外；叙述结构也类似费吉尼亚·吴尔芙的长篇名作《达罗卫夫人》，只不过《达罗卫夫人》把叙述视角分别限制在以并不相关的两个主人公为焦点，交替进行，平行发展，而《九十九度中》则是分别以一系列的人物为中心，类似于〃散点透视〃，当然，还有一点更为明显的相似之处：《达罗卫夫人》的故事发生在英国的伦敦，时间长度是一天；《九十九度中》则是在中国的故都北平，时间长度也是一天。
林徽因虽然只写过6篇小说，但说来也许让人奇怪，她所受到的艺术影响，历历分明，反倒比徐志摩更容易看得清楚。其实，道理很简单，林徽因毕竟不是专门的小说家。以《模影零篇》为总题的那一组小说中，《文珍》和《绣绣》两篇，明显有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儿的那种艺术风格。
没有情节，片断化；人物的言行、瞬息即逝的情绪和普通的生活场景，都有潜在的意味。还有叙述，都是通过成人来回忆童年时代的关于别人的故事，叙述者显然有能力透视童年时发生的事情的意义，但叙述者在叙述到当年的故事时，完全又是让自己回到童年，叙述视角由成人转换到不明世事的儿童，这是典型的〃含蓄叙述〃一种类型，这些都是曼殊斐儿小说的明显艺术特征。
第一部分第10节：诗心将她的劳累诗化了（图）
曼殊斐儿的名作《幸福》；叙述视角限制在以女主人公为视角焦点，但叙述者的透视限度控制得很节制，只限于表现女主人公的感受及微妙的心理变化。最后，当女主人公发现丈夫与别的女人交换的一个眼色，马上意识到自己原来一直是被欺骗的。很显然，小说一开始所表现的女主人公对家庭、对生活的那种幸福感，从此将不复存在了，但小说也就到此结束了，点到为止，给读者回味，有一种和女主人公一样的恍然大悟式的〃顿悟〃。
那么《文珍》本该仍是灰暗的色彩，却代之以明亮。大户人家的吉公最终未能挣脱时代于他命运的左右，而出身卑贱的女佣文珍是把命运坚决攥在自己手中。作者不再满足表同情于穷困者，进而挖掘他们身上至美的精神品格。作品没有点明文珍出走之后的结局，不排斥或将更惨，可是单这灿烂的人生一搏，足够振奋人心，有文珍们在，社会才有望。
另一篇名作《园会》，写一个富裕家庭的几个孩子兴高采烈地筹办在花园中举行的聚会。恰恰此时他们家不远处的贫民区里，一个家庭的男人死了，留下妻子和几个幼小的孩子，此事给筹办聚会的孩子以很大的精神刺激，惶惑〃人生是不是〃这样一个对他们来说不可能理解的问题，感到莫名的恐惧与不安，小说没有什么情节，仿佛是几件并不相干的普通小事串连在一起，却写得意味深长，令人回味，《吉公》的篇幅仅是《九十九度中》的一半，而其内容之丰富并不亚于后者，渗透着深沉的历史感。小说借一个小人物的命运反射出时代画影，给读者诸多方面的启悟、思考，某些方面至今未必失去其现实意义。
若说《吉公》的色彩略显灰暗的话，至于《钟绿》中的钟绿，《绣绣》中的绣绣，皆是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它写美的幻灭，凄艳动人，诗意浓郁，不妨谓之小说诗，堪称中国现代小说中不可多得的精品。这后四篇以主人公名字命题的小说，冠以〃模影零篇〃的总题，是都有其生活中的原型。
林徽因小说虽仅有六篇，但已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审视题材的深刻，结构内容的周密，表现手法理智而隽永，文体上的纯正、雅致，乃至语言简洁，描写精细，均见出作者所受中国古典小说和西方现代小说的内在影响，形成一种兼有古典意味的现实主义风格，放置京派诸多名家之中，既反映京派的一般风貌，又卓然自成一家，那柔曼、温婉自是男性作家如杨振声、沈从文、萧乾、师陀所不备，即使与京派中同为女性的凌淑华亦大异其趣。论其艺术的精湛当在不少颇负盛名的女作家之上。
林徽因在《深笑》这首诗中，把笑喻为〃细香无意〃可真是传神极致了啊！她探问高塔：
〃是谁笑成这百层塔高耸，
让不知名的鸟雀盘旋？是谁
笑成这万千风铃的转动，
从每一层琉璃的檐边
摇上
云天？〃
梁从诫说：〃从她早期作品的风格和文笔中，可以看到徐志摩的某种影响，直到晚年，这种影响也还依稀有着痕迹。〃徐志摩在林徽因的诗歌创作的影响，表现得尤为明显，至于小说，问题恐怕复杂一些，从上面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林徽因的小说，与其说受到徐志摩的影响，不如说受到徐志摩推崇并介绍的曼殊斐儿的影响，还有吴尔芙夫人的影响；并且，无论是曼殊斐儿还是吴尔芙夫人的艺术风格，比徐志摩来得更为纯正一些，也更有成就。
诗心将她的劳累诗化了，所以，她不停地劳动。１９４５年在重庆，美国胸外科专家里奥·埃娄塞尔博士发现她的双肺和一侧肾已被结核菌严重侵染，测其寿命不过５年。可她并不去探问这个检查结果，似乎都明白了。便悄悄地、匆匆地汇集一批又一批建筑资料，写论文，写诗，显得分外忙碌。此时她写了《人生》这首诗，诗中说：〃人生，你是一支曲子，我是歌唱者。〃
凡林徽因的朋友，几乎不约而同地提到过她对戏剧的狂热。卞之琳说林徽因〃酷爱戏剧〃；费慰梅说〃戏剧曾强烈地吸引过她〃；梁从诫也说〃母亲始终是一个戏剧爱好者〃。林徽因热衷于戏剧，是包括传统戏曲和新剧在内的兼容并蓄式的爱好，她〃疯狂地喜欢梅兰芳〃，〃为能把传统戏曲带进20世纪节奏的前景而喜欢〃（费慰梅：《梁思成与林徽因》），但这并不妨碍她对新剧的爱好，后者在当时尚属新生，林徽因也算开风气的实验者。
第一部分第11节：年来之悲苦借此消释（图）
1925年，余上沉、闻一多、梁实秋等留美学生在美国组织〃中华戏剧改进社〃以倡导新剧，林徽因是主要成员。在留学的时候他们心比天高，满脑子都是艺术理想，林徽因也是其中一分子，他们发函邀请国内新月社成员参加，建议在北京大学开设〃戏剧传习所〃，并设想归国后由闻一多办一所大门户之见的艺术大学：〃有梁思成君建筑校舍，有骆启荣君担任雕刻，有吾兄（按：指闻一多）儒写壁画，有余上玩、赵太悻君开办剧院，又有园亭池沼花卉草木以培郭沫若兄之诗思，以逗林徽因女士之清歌，而郁达夫兄年来之悲苦得借此消释〃。
把为正统文化所排斥的戏剧视为艺术理想的一部分而心向往之，林徽因的这种心态，与家族的传统有关，林家虽为书香门第，却从不固守清高，拘于经史。从林徽因祖父林孝询起，就有务〃旁门左道〃的历史，林孝询身为光绪朝翰林，不仅自己习武好艺，研习医术，并让子侄个个学习，这在当时已属少见，到了父亲林长民，留学既早，眼界又宽，再加上从小的开明教育，见解更是远出同辈。他为林徽因的艺术天分而欣喜，平时对林徽因的艺术理想也多加鼓励甚至指导。
1924年泰戈尔访华，林长民以半百年纪登台与女儿同演泰氏名剧《奇特拉》，当时《晨报》连篇累犊介绍演出状况，称赞〃父女合演，空前美谈〃，纵是〃美谈〃付诸实施也需要勇气与眼界，以娱耳目是一回事，身体力行又是另一回事。在大庭广众下抛头露面出演爱情戏，林徽因的作为，就得不到梁启超夫人李莫仙的谅解。
所以，应该说，是林家的气氛、林家的空间鼓励了林徽因对戏剧的兴趣：1927年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士学位后，林徽因随后就转往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学习舞台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