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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菲蒂，你到这儿来不好么？或许我们在一起还能搞出点名堂。如果这一带还没有我们的成员集中的场所，我们或许还可以有点作为打进某一处。再说，这儿环境优美，气候宜人，还有大洋。”
“我从来没到过圣地亚哥。那儿像不像迈阿密？”
我在谢拉顿饭店给他订了一间房间，正好面临海面。我到机场去接他，为他提包——对他的照护如同一个组织里任何人对上级的照护一样。我对他说，我最近分得一些红利，把他的一份给了他。
白天我们游玩圣地亚哥，就我们两个人，因为我们在这儿都不认识人。勒菲蒂对这儿很有印象，他说：“漂亮的海洋，漂亮的城市，与纽约不一样。这儿的人打扮也不一样。”
我带他到了圣地亚哥动物园。“这个动物园真了不起，”他说。“想想布鲁克斯那个动物园是什么样子。这里的真的管理得好。多尼，圣地亚哥真是个好地方，你在这儿可以到处溜达，用不着担心遭到抢劫。”
他每见到什么，总要与纽约相比，总要说到在这儿可以搞到多少钱。每遇到某个店铺或是买卖或是住处，他总要说：“这和纽约一样吗？我们要捞一把。”什么都想干，都想骗。
晚上，我们常常到调查局注意的那些活动场所。我注意勒菲蒂的行动。
他总要同经理或店老板谈些无伤大雅的话。这是个好地方。你们这儿开业有多久？怎么样有可靠的供给？看样子你们一切都料理得井井有条。市里面，单位里或别的什么人对这样好的地方还能找什么麻烦吗？
他对这个地方在掂量，连细小的事都密切关注。每看到什么他总要对我说一番。可能有个家伙在溜达；那个现金出纳机停止了运转；谁跟他说话；有没有人坐在餐桌旁，桌上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就那么一直坐着，像是在等着和谁说话；有人不一会儿走了过来，坐下和他聊几句又走了；注意别人是怎么看待他；女招待怎么接待人；等等。一个普通老百姓也会看到这些，但看过就没有了。而一个党徒观察事物就有党徒的特色：一个人的举止、行为、谈话方式、对他是否敬重等等都要注意。
我们确认了：调查局的怀疑有道理。在有一处地方，勒菲蒂认识几个有牵连的人。他说，他们个个看样子要么就是干抢劫活动，要么与抢劫歹徒有联系。
“多尼，这些地方他妈的我们不能介入，”勒菲蒂说，“因为他们已经一窝蜂地乱糟糟。”
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为了使自己能发挥作用，我在这些事里面寻找线索。我正在调整我的行动方式，调整我看问题的方法。这样我就能提出恰当的问题，正确地看待事物。我不仅在学习如何以党徒的身份行事，而且以党徒的思想方法来考虑问题。每当我和勒菲带到各个地方，我就注意他对待相同事情的处理方法。如同许多党徒一样，我渐渐懂得了不要轻易说：我不了解情况。要保持缄默，尽快观察周围的动态。关键是你要装得你了解情况。等到他们发现你不知道情况时，你才承认。
勒菲蒂是党徒的典型，一天24小时都在密划党徒的勾当。在外面，和党徒在一起时，他显得聪明、敏锐，而且很坚强，正因为如此，他赢得了党徒们的尊敬。但是，一旦出了他那个圈子，你就会发现，在某些方面他还是小家子味道，对于人事间其他一些事并不精明。
一天下午，我们待在一家饭店的餐厅里，房间那边有个相貌极其美好的女人老是在盯着我。
“那个女人老是看着你，多尼，”勒菲蒂说。“干吗不请她到我们餐桌这边来？”
我在笑，她也在笑。“勒菲蒂，她可能是个妓女。”
“不，多尼，你真是胡说。她太漂亮了，一身漂亮的衣服。妓女不是那种装束。”
“勒菲蒂，这是加利弗尼亚。人们衣着不一样啊。”
“不是妓女。她可是个有正常工作的女人。快点，快，多尼，她认为你长得帅，想和你结识结识。邀她过来吧。”
勒菲蒂要想干什么事，如果你想制止他，唯一的办法就是照他说的去做。因此，我叫女招待把那个女人邀到我们桌边来。她过来坐下了。勒菲蒂不想在这种调情的场合下碍事，马上就说：“啊，我想上去休息一会儿。”他走了。
我和那个女人谈话还不到5分钟，就发现她是个妓女。我上了楼进了房间，对勒菲蒂说了真相。他说：“我就不信。她一点也没有涂脂抹粉，也没穿短裙或别的什么。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他哈哈大笑。“嘿，多尼，你待在这个地方可得当心自己啊，你会把在纽约的那种精明劲儿丢光了。”
他虽然经常外出干党徒的买卖，可是出门的飞机票总要依赖别人订购。他要到什么地方找我，总要我给他订飞机票。我发觉，为什么有一次他要自己订购飞机票。“多尼，在飞机场上，他们想知道我什么时候回去。”
“我们不知道。就对他们说，回去的时候公开。”
“怎么叫回去公开？”
“就是说，回去的机票已经买好了，就在你手里。但是飞机票的日期不要定。等你要启程的时候，就直接对航空公司说，你在哪一天登机。”
“这事你能办吗？”
勒菲蒂第一次来这儿待了一个星期，然后就要我和他一道回纽约。我对他说，我不能回去，因为我可能有一桩大的行动，我得要过问。他也就不坚持了，因为那意味着他能捞到钱。
我的真实意图是要到密尔沃克市去。联邦调查局在那里有个行动计划，想对密尔沃克黑手党家族下手。但是，这一行动起步很慢。他们和我取得了联系，问我有没有什么办法。
办这个案子的隐蔽特工其化名是托尼·坎特。托尼是我的一个朋友，是富有开拓精神的特工。密尔沃克家族的老板是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他受命于芝加哥而不是纽约的匪徒。我们了解到，巴里斯特艾里控制了全城的投币式自动售货机的业务。联邦调查局想要表明：这是通过黑店主和匪徒势力所从事的非法经营。他们的意见是要坎特建立自己的自动售货机业务，设法把他的售货机推销到各个商店、酒吧和俱乐部。如果巴里斯特艾里企图把他从这个业务里排挤出去，那么我们就可以立为敲诈勒索案。
坎特已经伪造好了个人的经历，在密尔沃克办了一个小办事处，向市里申请了销售自动售货机的营业执照，买了几台机器。他向俱乐部和酒吧四处兜售，恳请买主买他的机器。可是，他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问题是，巴里斯特艾里把全城的销售业务控制得很严，谁也不肯接受坎特的机器。坎待每到一处，店主都拒绝接受，这是因为这些店主已经买了属于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的机器，谁也不肯把巴里斯特艾里的机器移走而换上坎特的。
大约一个月以后，坎特仍然不能推销机器，也没有人来告诫他，要他放弃这个营业。在这种情况下，他和我联系，问我有没有可能在纽约找些有关系的人介入此事。如果我能在纽约找到对坎特自动售货机感兴趣的人，那末他们就可能设法与巴里斯特艾里建立伙伴关系。
我赶到了密尔沃克，在旅店住了下来，与坎特通了电话。他和办此案的特工迈克·鲍特肯杰克一起来到我这儿。人们看到我和坎特在一起并不要紧，因为他反正是在干隐蔽工作，那里的人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只有在密尔沃克办案的特工知道我是什么人。他们正是在坎特目前所处的情况下让我参与这一行动的。
我认为这个办法似乎行得通。我说，我要把这个意见向勒菲蒂说一下，看看效果如何。
我回到了纽约。先前我已经退掉了我的寓所，现在来往要么住在80号公路上的荷里得旅馆，要么在第七大道的谢拉顿饭店。荷里得旅馆位于乔治·华盛顿桥靠新泽西一边。只是住一间房子，能睡觉就行了。大部分时间我都和勒菲蒂在一起。他老要我回纽约住下来，不愿意我待在加利弗尼亚。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不肯和我分开，另一方面也因为他的确认为：加利弗尼亚是个海滨度假的地方，是个纵情欢乐的地方，把人的思想弄得乱糟糟。他一直要我在他居住的尼克鲍克村庄里找一个寓所住下来。事实上，他最终还是把我一切都安顿好，为我找了一个寓所，完全是为了我来的时候居住。
我每次回来，他总要说：“回家时想吃点什么？”因为他要为我和他的妻子露易斯做饭。他总要出去，到最好的店铺里买些牛排；要么也可能他自己做卤汁面条。或者我们就到外面吃，等露易斯下班回来，然后去一家中国餐馆。他喜欢和我谈他的孩子、孙子，以及与迈克·沙贝拉或其他任何人之间的问题。
我这次来，为密尔沃克方面的事布下了种子。
我处理任何问题，与勒菲蒂一起干任何事；我先是打个基础，以漫不经心的谈话方式把事情对他作个介绍，然后就搁下来。过一段时间再提一下，又搁下来。到最后再提出来就敲定了。关于密尔沃克方面我有个朋友，想干自动售货机买卖遇到麻烦的事我不想对他和盘托出，因为我打算逐步培养他的兴趣，让他慢慢地参与这一买卖当中。我不想让他埋怨：“咦，你怎么搞的，老是这儿那儿有个遇到麻烦的朋友？”
我们在一起漫步，迎面吹拂着加利弗尼亚刮来的习习微风。我说：“你知道吗，勒菲蒂，我遇到个伙计，那是我10年前在巴尔的摩认识的。当时我们在一起干了不少事。他对我说，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半明半暗地生活。现在他想搞一点营业。我估计他是要搞投币式自动售货机方面的营业。”
“啊，是吗？过硬的行当。”他就说了这些。
我连地址都没有告诉他，只是让他记住我提出的事，让他消化。坎特准备搬到密尔沃克，我开始鼓动勒菲蒂。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我一点一点地反复提这件事。现在我们所需要的是恰当的时机。我回到了加利弗尼亚。
联邦调查局提出了另外几个地方，想对那里搞搜查工作。我打电话给勒菲蒂说：“你知道，勒菲蒂，我真的喜欢加利弗尼亚。你该在这儿试一试。你老是说你要在什么地方开一爿自己的酒吧。我在这儿为你物色了几个地方。你干吗不出来度度假呢，我们一起把这几个地方看一看。”
就这样，勒菲蒂在5月份又到圣地亚哥。我带他痛痛快快玩了一阵子。我们去了几次舞厅，看了几家酒吧和旅馆。
接着，在密尔沃克找到了突破口。
勒菲蒂接到女儿的电话，说他的儿子汤米，由于在曼哈顿武装抢劫而遭到了逮捕。他显然是在市中心的珠宝商业区试图持枪抢劫携带大量钻石首饰的人。警察追捕他，他开了几枪。
汤米持枪抢劫、向警察开枪而被逮捕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被逮捕、蹲一段时间的牢房本来就是这个行当的组成部分。党徒与老百姓不一样，对自己的孩子坐班房并不那么担心。真正出问题的是：经了解，那个被抢劫的家伙是另一个家族的联络党徒。
勒菲蒂感到坐立不安了。“真是没想到的事，”他对我说，“汤米这个不中用的小子。那家伙是个有来头的。这事儿会有一场麻烦，多尼。我只想尽点力，别让汤米为这件事遭到不测。多尼，我眼下急需1，000块钱。这1，000块钱到哪儿弄到呢？”
他想敲我l，000美元，用这钱作贿赂，好做些疏通工作。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钱。这又是一个例证，说明党徒只要有点可能都不想用自己的钱，即使在亲生儿子生命处于危险的情况下。他知道我也没有钱，也知道我也像他一样不肯拿出自己的钱来。
但是，对我说来这是一个缺口。关键的问题还是钱。对于这伙党徒来说，钱就是整个生命。他们骗人，白白地花别人的钱，决不肯到银行借贷。
我说：“嘿，我们说不定可以找那个伙计——我曾对你说过，我有个老朋友，就是我在巴尔的摩认识的那个朋友，你还记得吗？既然他有钱开办自动售货机的营业，我们不妨找他想想办法。这倒值得试一试。”
“对，试试看，”勒菲蒂说。
我回到房间，与在密尔沃克的托尼·坎特通了电话。“托尼，我看我们找到了一个缺口，可能我们要给勒菲蒂一个甜头。”我把情况向他作了解释。对于勒菲蒂提出的要求，我从来不如数给他。“或许拿500块钱就可以打发他。”
“这没什么大不了，”托尼说，“我们就干。”
每次我们花费政府的钱，数字相对来说还不小，我们总要思考花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