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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发现任何情况，因此他们取消了监视——他们的人力有限，并不能对每个人进行长期地监视。我估计这可能与谋杀有关，因为他们所干的事处处都是典型的谋杀做法：街道上行动的诡秘，所有重大问题在会谈中提了出来，然后全都报到了头头那里，并且在事实上得到了解决。最后，整个决定都得到了代表各家族的委员会的认可。我认为，勒菲蒂进拉比托寓所夹带的纸袋里面装着枪支——以这种方式带枪是很普通的做法。
我不好直接问他们。作为一名联络党徒，我大概也有足够的经验，对某些事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分析出别人对我所说的话，而且正如勒菲蒂喜欢说的那样“别理它”。
尽管事事所指都与谋杀有关，但是我并没有想到有什么人失踪，也没有有关尸体的任何消息。
我们坐着听勒菲蒂说话。他谈到家族中各派之间的麻烦事儿，大骂墨拉，以及党徒中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和暴力事件。
“勒菲蒂，”罗西说，“我知道大家都想赚钱，可是当一名老练党徒究竟有什么实惠？”
“你在开玩笑？什么……多尼，难道你什么都没有同这位伙计聊过吗？托尼，当了老练党徒，你可以撒谎、可以欺骗、可以偷盗、还可以杀人——这一切统统都是合法行为。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任何人都不能说三道四。哪个不想成为老练党徒啊？”
纽约那伙人中，有几个到这边来玩一玩。罗西想用投币式公用电话，没有零钱。他问一位伙计，是纽约一个退休的侦探，问他有没有1个美元的零钱。
“就用这些，”那位前警察递给罗西4枚紫铜色金属圆片，大小和25美分硬币相同。“这东西很管用。”他说：纽约那里有几个伙计有大量的这种假货币，全是10美分一枚，多达550美元。
罗西打电话时用了1枚，后来把剩下的3枚交给了联络特工。
第二天下午，我们坐在悌维尔旅馆的游泳池旁。勒菲蒂对我们抱怨不停，说我们工作进展不快。他想在海滩那里搞个娱乐场子，显示气派。他说：“我们立即就动手，因为我老了，累了。”他对什么都埋怨。“答应要搞个赛马场，可是自己给自己下不了台，吹了；答应要搞拉斯维加斯之夜，砸了锅；答应要搞个宾戈赌场，见了鬼。”
罗西到里面去了以后，勒菲蒂抱怨说：罗西工作不带劲，我没有很好地对他督促。他又连续谈了一个小时。大约在4点的时候，他说：“我要上去休息一会儿，这样晚上出门时还有精神。”
几分钟以后，罗西回来了。“你想不到我干了些什么。我打开了空调，把开关切断了。”
“简直是胡闹，”我说，“等会儿他会一路跑一路大吵大叫到这儿来。我又不到他那上面去，因为他又要罗哩啰嗦一大堆。”
勒菲蒂不喜欢开空调。夏天里，无论是在纽约，或是坦帕，无论在汽车里还是在旅馆里，他都不许我开空调。他经受不了空调吹进的冷风。在最炎热的日子里，我们开车到处跑，只是开车窗。我们经常争执。我要把空调开着，他就要关。我身上大汗淋漓，他根本就没有汗。我说：“待在车里，你怎么就不出汗呢？”他就回答说：“啊，只把车窗开着，用不着开空调。”
住旅馆时，我们总是住在同一套房子，他总要得感冒。有时候，即使是在夏天，他也要把房间的暖气打开。他总是说：“这儿太潮湿。”我说：“勒菲蒂，你妈的真怪，这简直是要人命。我要调个房间。”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着英国奥佛香烟。如果他高兴，你可以把房间的窗户打开。
这一次，我们住在顶层公寓的一套房间里，3个人住在一起。后来，我和罗西进了房间。
“多尼，你真混蛋！这是你干的好事！”房间里很凉爽很舒服，可他跺着脚在骂。
“你说什么啦？”
“你把这鬼空调打开了，而且又关不住！”
“勒菲蒂，下午出去以后我根本就没有进房啊。”
“你他妈的偷偷溜进来，干这桩好事，就要弄得我不快活。快叫修理人员来把它关掉！”
“你干吗不关？”
“开关不知弄哪儿去了！”
罗西笑得不亦乐乎。勒菲蒂对我而不是对他大声斥责，他显然看不下去了。
勒菲蒂还在数落：“我简直一刻也不能睡，两个小时冷得我上牙咬下牙！”
“你自己怎么不叫人来修？”
“因为这是你干的事！”
“好，我去叫。”
“今晚你别跟我一起吃饭。”
“不去了，我自个儿吃。”
这时候，罗西爬在地下，从沙发椅子下面把开关拿了出来，说：“在这儿。”他把开关放还原位，关了空调。
房间里烟味太浓，勒菲蒂的盛气太浓，我无法忍受。我出了房间，罗西跟着我也出了门。我们站在大厅里。我说：“托尼，我回去，把那个混蛋一刀捅死。”
“嘿，多——”
“我实在对他忍不下去了。我要把他捅死，然后我们到游泳池那儿去，让别人发现那儿躺着个尸体。他们发现的是个党徒的尸体，谁管啦？”
“咦，多尼，不能性急。”
我有许多事心烦，平时每天还受这种窝囊气。罗西以为我真会那么干。我和勒菲蒂就这么在一起混日子。
5月5日这天早上，我和勒菲蒂通了电话，这是例行公事的电话。从他说话的口气说明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完全属于正常的闲聊。说完就再见。
到了晚上，我按惯例打了电话。露易斯说：勒菲蒂不在，她不知道他去了哪儿。
第二天早上我又打了电话。露易斯说勒菲蒂还没有回家。她仍然一无所知。
我给在纽约的案件特工杰里·罗尔打了电话，对他说：勒菲蒂不知去向。他说：他们接到两个知情人的报告说：3个布拿诺副官头天晚上被打死。3个人是：腓利·鲁克、孙尼·雷德和比格·特林。
这3个人显然是应召到布鲁克林参加“和平会谈”，以弥补分歧，地点在一家有饮食服务的商业单位。我们的情报表明：3个人正是在这儿被害。目前尚未发现尸体。
反对勒斯蒂·拉斯苔尼和孙尼·布拉克的核心人物突然一下子被干掉了。另一个主要反对派凯撒·帮万特由于受到武装指控而被关押在纽约纳塞县的监狱里。不过，有消息说：他已决定怎么也要投向孙尼那一边，而且还连同拉链分子一道投过去。
3天以后的一个下午，勒菲蒂给我打来了电话。“我刚刚到这里来了。”
“同露易斯谈过吗？”
“今天早上给她打了电话，谈了两分钟就行了。你知道我为什么来，因为她昨晚把我的衣服全都送了过来，满满一箱子。她把短裤给漏掉了。一开始她还哭。我说：‘哭什么，我已有了衣服。’”
“我给了她1，000块钱，你看，因为我不知道究竟要待到什么时候。”
他躲在拉比托的寓所里。他说：“在这儿还要待些时候，不过我先给你透点风声。”
“我在听，你说吧。”
“万事如意啊，我们胜利了。有几个小混蛋跑了，不过他们还回来。他们回来，我们给他们圣所。”
“是吗？”
“我们要你干的是：我们还打算再干一次。我和那个家伙日夜在一起，稍微耐心一点。”
“是啊，我估计有什么事要干，所以我不停地给露易斯打电话。你不知道要外出多久？”
“不知道。今天晚上我特别困。今天晚上余下的时间我要在家里待着。”
“那么，你就待在家里？”
“啊，一直待到有电话来叫我。你知道我说的话是关于哪一方面情况吗？”
“知道。”
“大家都非常高兴。他们那两个家伙外出到海滨去了——别提他们的名字。”
“好的。”那是指乔·普玛和史蒂夫·玛鲁卡。
“他们现在是我们的人了。多尼，现在你不要和我说话，想一想发生了什么事。”
“是，好的，”我想象到谋杀。
“你明白吗？”
“我明白你所讲的意思。”
“现在他们归我们了。那边天气怎么样？”
“天气很好。什么都清清爽爽的，你可以过来。”
“啊，我还要看看有什么情况。目前还不能去。我还得待在这儿。有什么事吗？”
“你知道，我正在注意某些事，说不定值得干一下，可能弄到10，000块什么的。”
“哈哈，那太好了，朋友。我们可以用一用。我正要付清那些乱七八糟的费用。”
“所以我估计一下，要送去1，000块。”
“她很感谢。”
“我看，你可能还要出去再待五六天。”
“那倒可能更长一些日子。因为明天是母亲节，大家都想回家，个个都闲着。明天早上我要去见他。”
“你还得有一次行动。”
“对。好了，再见。”
3名副官被谋杀以后过了6天，“菲力普·腓利·鲁克·加科”的妻子向纽约的苏福克县警察局作了报告，提供了她丈夫失踪的情况。
5月12日，星期二，勒菲蒂打电话对我说，孙尼要立刻见我。我对他说，我还有一两天时间清理一些业务，然后才能去见他。勒菲蒂说：“这事儿非常重要，你一安排好就尽快告诉我。”
我在佛罗里达并没有什么业务要清理。但是，尽管像现在这样的情况，我也不想给人以迫不及待的感觉。孙尼要召见我，有一两个原因。要么我去了被他们干掉，要么是同我谈谋杀的事，或许还有“另外一次行动”，仍然等着有人去负责执行。
无论是哪一种使命，对我来说作一次安排都是至关紧要的，时间不能拖得太久。
5月14日下午，我乘飞机到了拉瓜迪亚机场。一下飞机，我立刻就看到了我要找的特工比利·弗利恩。我默默地跟着他到了男卫生间，他悄悄送给了我一个装着发射机的袋子。我塞进了运动上衣的口袋里就走了出去。
我租了一辆车，开到布鲁克林的格拉汉姆大道与威瑟斯街道那里。车子就停在影院俱乐部对面威瑟斯街道上，到达的时间大约是3点30分。我没有把车停在俱乐部前面，因为我想走一段路，观察一下街区的形势。
近几个星期，我和总部的朱利斯·波拿伏龙塔保持了定期的电话联系。我和朱利斯在纽约曾一起搞过街道工作。搞隐蔽工作，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内部要有个完全可以信赖的朋友，他能对你以及你所处的形势有所理解。你不仅把他作为知己，和他谈心，而且他还有办法在政府官员中为你周旋。对我来说，朱利斯正是这样的朋友。他能处理内部的一些政策，让我得以授权并得到支持。每遇到挫折我总是给朱利斯打电话，而且在碰到某种刻板的态度时，我总要说：“真令人难以相信。”
在联邦调查局方面，他们在明白情况以后，经常能和我们的思想方法相一致。
最近，朱利斯不断地注意我的情况。“你累了吗？常回家吗？你以为很快就能撤回来吗？”
现在，对于谋杀方面的事，总部感到很紧张。他们得知我要和孙尼相见，有一两个人以为这是孙尼在对我设圈套，可能要加害于我。我说：“我是孙尼的人，他们为什么要害我？要我挺住的人当中，孙尼是其中之一。”朱利斯同意我的看法，认为孙尼并不会对我有什么企图。
不过，大家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紧张情绪。孙尼现在是反对派报复的对象。我紧跟着孙尼——因此，我也就成了一个被报复的对象。
他们不仅要派一个监视组跟踪我，这倒是合乎情理的，可是，他们还想把特种武器袭击队的队员隐藏在屋顶上。我说：“你们这是疯了吗？在那个里弄里，孙尼住的里弄，你们能把持枪的队员送到屋顶上吗？我觉得，把队员们分散到街道上倒还可行。”
技术安排的实际协调者是吉米·卡利斯特罗姆。这个安排包括监视组。我特别提出来，要求帕特·科尔根作为街道行动的督学员，负责监视组的工作。
监视组在进出行动中并不仅仅处于被动地位，一旦出现了麻烦，他们就可以主动打入。这些特工大多数不认识我，只是见到过我的照片。他们不了解我的谈话方式，也不了解孙尼的谈话方式，再加上静电和干扰使传话不确切，监视组可能对谈话引起误解，过早地采取行动，对我们进行搜查，从而破坏了整个行动计划。
对我来说，设立监视组比根本没有监视组更具有危险性。如果他们分散在那个里弄的街道上，某个队员要向某人通风报信，他首先到什么地方去呢？他首先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