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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滋味-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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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三木右腿翘得很有些匪气。脚尖顾自美美地抖个不停。他猛然一惊,呔!自己竟然这样猖獗了十几秒钟,亏在没人见到。这种举动是不严肃的,有点不三不四。眼前的一切已不属于杨家埠乡的养鱼场了,现在,他正置身于庄严的市委大楼,坐在庄严的市委机关里。
  黄三木昨天一大早就觉得情况有些异常。迈出养鱼场院门,一眼就捉到了一个脚踏蓝车、白鲤般款款游来的小娘们,模样是一等一流的正点。小娘们晃到跟前,很有用意地媚笑两下,歪斜斜就去了。黄三木晕了十来秒钟,发现脚边躺着一张大团结,也很有用意地勾引着他。黄三木俗子凡夫,最经不起勾引,他捡起那张上面立着一排男男女女的纸片,闻到一股麻辣麻辣的香味,麻辣着他青春的肉体。黄三木省略掉在马路上散步的习惯,移步来到江边。
  太阳还没起床,水面已铺起一层淡红的光芒。捧两把水洗了脸,看了看清纯澄澈的青云江,转身走了五步路,耳畔响起一股激越的水声,一尾大鲤鱼狠狠地击落在他脚后跟。他吃惊地去抓那鱼,鱼从掌上滑脱,在地上一步步退却,他没有再去抓它,他已经不再相信自己的运气了。他准备目送鲤鱼回家,不料鲤鱼碰到一块石头,扑楞一个跟头翻到他脚背,再一个跟斗就翻落在他那双半伸展着的手上。
  黄三木捧着一尾大鲤鱼走进厨房,正在洗脸,刷牙,散步,聊天的同学们都停止了举动,用一种春天般崭新的目光盯着他。瘦巴巴的老姆在给懒鬼们淘米,厨房的第一缕蓝烟正倦恹恹腾起。
  吃完半锅稀饭,两碟咸菜,一尾大鲤鱼,十一个懒鬼把十一副碗筷交付给了六十二岁的老姆,讨论着谁谁打乒乓,谁谁下围棋,谁谁谁谁劈红五,这时,市委石部长的桑塔纳就驶进了养鱼场的院子里。
  桌面黄澄澄,印着鱼鳞般的美丽花纹。银灰色的电话机,数码揿揿,同学们的声音就出现了。养鱼场那部电话很破旧,黑秋秋地,得用手摇,提着嗓子嘶喊。这和市委机关是不能比的。现在一切都不同了,他说话的声音是一名市委干部的声音,他的眼光是一名市委干部的眼光,他脚下的地面,就是市委,是管辖着五十七万百姓的最高权力机关。他刚去养鱼场那会儿,村里有人乐了:大学生?大学生顶个屁用?去养鱼,还不如在家种地。一个月百把块钱,山上田里,随便掳掳!
  黄三木读的是本处,基本工资七十六元,加上各种补贴和每天七毛钱的额外下乡补贴,总共是一百四十七块钱。现在到了市委机关,七毛钱扣去,只有一百二十六了。钱很少,地位总归不同,母亲来说了:村里村外人见面,都讲我有福气,儿子在市里当干部,吃一世的苦,老来享福,出头了出头了!村里干部讲,那个地方权大,官统归这里管,到处有人巴结的,今后做官也容易。
  母亲高兴了,那张忧郁了几十年的苦瓜脸,稍稍有了舒展。她说:做娘的欢喜儿子有出息,欢喜你在外面做大,做大来,我走出去也体面的。以后做事要尽力点,对领导要巴结点,不要像在家里那样懒。
  黄三木知道自己应该奋斗。当初一听到市委,心里就肃然,就有一种臣服感。市委,是高高在上的,特别是在他被贬至养鱼场后,他觉得市委是多么庄严神圣的字眼啊!没想到今天就已端坐在这字眼里头了。他要抓住时机,好好干,干好了,将来也混个人样出来。不说那目光飘移心高气傲的市委书记和市长们,就拿那些说话粗声粗气,和市长见面一聊就一二十分钟的局长作比,这个衔头,这个目标,非得咬咬牙,把所有的智慧和青春拚进去,试它一试不可。 初来那天,办公室主任陈火明就喊他去细细谈了。陈主任四十出头,圆圆的脸,短短的头发,斯文里透着干练,两只眼睛乌珠不紧不慢地盯着他,边谈边考虑着什么似地味道。这陈主任手握一只半个水壶大的茶杯,咂了一口浓黄的茶水,顺手从头上抓下一块头皮,话就这样谈了。
  他说:部务会开过了,认为你在这批学生中,比较起来是好的,是比较能干的,就让你进来了。我们部是个清水衙门,在这里,享受是没有的,苦有得吃,要吃得起苦。至于工作呢,安排你坐办公室,你要有思想准备,不要因为是个大学生,当过团干部,觉得坐办公室委屈了你。办公室工作很烦琐,接电话,收发文件,接待客人,工作一件件都要做好。另外,要搞好办公室、会议室、三个部长的办公室卫生,开水供应,都要每天负起责任。
  黄三木开始重新做人。在学校和养鱼场,只知饭来张口,打牌下棋,衣裤成堆发臭,不知扫它一回地,提它一壶水。现在不同了,每天一早,他就提着四只水壶,到机关后面的食堂去提水。黄三木懒得多年来疏忽了锻炼,手臂麻杆似地,没丁点气力。四壶水是沉了,从食堂到市委五楼的路也觉着远了,拎着拎着,到后来手臂发酸发麻,渐渐没了知觉。
  这工作太辛苦,从没有过的苦,他要吃,他逼自己吃苦,想想自己的前途,未来,什么苦也不觉着了。部长们的办公室门开了,他把冷壶拿出来,换上新打来的热水壶。接下来,就给部长们拖地板。黄三木身体太虚,两个办公室拖下来,腰酸背疼,浑身出臭汗。弯着腰拖地,用手指搓洗着肮脏的拖把,他觉得自己干的不是人活,简直是奴隶。可是,市里的哪个领导不是这样过来的呢?不吃得苦中苦,怎做得人上人?不做够了奴隶,怎么做得奴隶主?这一切,都不是平白无辜的,都有一个道理,有一种秩序,在死死地规范着上进的青年。
  黄三木认真卖力地拖地,一拖把,一拖把,在拖着他通往仕途的道路。
  接电话是办公室的一项主要工作,有会议通知的,听了要记录。有找人的,要站到走廊上撕心裂肺地喊,还喊不动,就跑过去了,一直把人找来为止。省里的报纸和晚报早上就到了,要给各处室分好。
  下午的报纸和信件就多了,这是全体干部关心的大事情,不能出错。文件的来源共四种:有亲自送来的,多为重要的会议通知,耽搁不得,须立马呈送给领导;信封寄来的,多为省和各区乡镇的文件,拆开后就有一道道的折印。更多的文件,是每天下午从市府办文件收发室取来的,收发室是全市各机关部门的文件交汇中心,七八十个部委办局在五只大柜子里各自占据一个格子,格子左右贴了部委办局的名称,各单位的收发员就每天来这里取出自己的文件,或者把本单位印发的文件按照报送范围一一分发。特殊的一种来源呢,就是市邮电局机要组专程送来的机要文件了。机要文件通常是省寄发的,名为机要,实际上多为大路货文件,机要程度仅为秘密,是最低的一档,这秘密两字,是文件头上印好的,用机要寄,不但保险,邮费也便宜。
  四种来源的文件全部到齐,除了会议通知立马处理外,其他文件通常要到一定数量再登记。现在的文件也多,一不留神,抽屉里的文件就积了三四十乃到七八十份了。文件分简报和正规文件两类。简报单独归类,不需要登记,杂七杂八夹进文件夹里。正规文件就罗嗦了,要按发文的是党委系统还是政府系统,登记到两本子上。每份文件的右上角要敲个收文印章,在印章里填上收文日期和编号,在文件下端用钉书机钉一份文件传阅单在上面。
  收文登记是辛苦的,要细细地填上发文单位、文件标题、收文编号和文件份数。办妥了,再把文件夹交给陈主任,除了特殊处理的文件,陈主任通常都在传阅单上草书传阅二字,黄三木就捧回文件夹,交给正副部长和各处轮流传阅。传阅单上的名字签得差不多齐了,黄三木再把它们全部取下,按照收文登记,在每个标题后划一个勾勾,枪毙了去,再就存进档案了。
  除去一种光荣感,庄严感,神秘感,真正的快乐是无处可寻,并不存在的。黄三木从早到晚压抑着自己,他害怕自己做错事,说错话,做事小心翼翼,说话找不着路子,干脆就少说,不说。打水,拖地,擦桌子,收发文件,楼上楼下跑腿,下班的铃就清脆地响了。大学里自由散慢惯了,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从没一声铃响。这种时间性和规律性极强的铃声,抽掠着他的神经,老让他回到中学生活的记忆里。中学里有晚自修,机关里晚上也安排有两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上下班也要叮铃铃地响好一阵。只是那些住处远的,晚上有事的,事业上缺了冲劲的,不想来也就不来了。
  回到房间里,时间才是自己的,三木才是自己的三木。
  他住的房间是邮电局的招待所,有卫生间,电风扇,一台十四英寸黑白电视机。石部长找他谈话的第二天,江洪水师傅就开着他那辆桑塔纳,把他收拾好的生活用品,一统扔进车后斗,连人带物运到了这里。这地方不能小看,一个月两百块钱的住宿费,相当于他一个月零十七天的工资。工资不能多发给你一分,住宿费再多还是可以报销的,这是规矩和道理了,是一名机关干部的荣誉。
  见习的学生快分配了,时间得赶在今年毕业的学生分配之前,大约总在七月底和八月初。黄三木是幸运的,他在同批见习的学生中,第一个落实了单位,让养鱼场的那帮小子们羡慕去吧,眼红去吧。 黄三木不相信自己会走运。一年前,他那只细细的手腕还在和命运无力地较量。他输了,输得痛苦,无奈。一双锋芒毕露的眼睛,狠狠地瞪着这个无情的世界,残酷的世界,两只眼珠子都快瞪落了地,他还是进了养鱼场。第02章曾经,南州就是他的命,他爱南州,这个地方令他着迷。四年大学,他轻轻易易地拿了两次一等、一次两等奖学金,第四个学年没得拿,是因大家都毕了业。按这个成绩,考个研究生是没问题的,他偏又脑子出了鬼,讨厌极了读书,觉得自己再读它几年,不小心再赚个博士来读,一熬就三十岁了,半辈子耗在书本上,人活在世上究竟图个什么呢?况他的英文又是弱项,现在的研究生考试其实是在比英文,要耗一股劲去对付那蚯蚓般的洋鬼子文字,想想更没劲了。他只是不想离开南州这地方。
  黄三木做书生的年代缺少了点做官福份,早先只做过两年学习委员和几年课代表,入了大学,瞎撞撞竟捡了个团支书当起来,到了大三,高年级的元老们一走,他竟做起系里的团委书记,这官做得也委实不小了。
  中国的官论的是为人民服务,服务好了自己也大有好处。像系里、班里的干部,毕业分配时少不了是优先考虑留在南州的。
  那时的黄三木雄心勃勃,心里常念叨的是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之类的句子,这些句子洋溢着伟人少年时代的自命不凡,以及后来的确不凡的历史事实。在黄三木之前的历任团委书记,现无一遗漏地留在南州的党政机关工作,最走运的已经做起了文化厅的厅长,处级就有好几个了。
  那文化厅的厅长荣易胜,是政治系的第二任团委书记,这第二任自然是指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二任,文革期间的大学生现在是作不得数的。那天荣易胜到政治系里来风光,一辆乌亮亮的轿车停在系大楼下边,与系里的老师和学生干部座谈了一回。黄三木细细地看了,那荣易胜个头矮矮的,一张脸是最普通不过的脸,头发也没能油光光地往后梳,仍自然原始地遮挡着脑门,只是一副眼镜看上去值好几个钱,文化厅长不时用手指顶一下镜框,一笑就能笑出个春天来,就真像是有文化了。
  黄三木觉得做厅长的确很风光,他是必须做厅长的,然每次想起荣厅长,觉得他委实没有稀奇处,渐渐就把厅长看小了。那天荣厅长和大家谈了回中国文化,把大腹便便(pian)讲成了大腹便便(bian),听去像在讲拉大便样别扭。他和一位爱好文学的学生干部讲什么托尔斯泰的成名作《战争与和平》,又犯了小小的错误,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时已经三十六、七岁了,而他在二十六、七岁时就已在俄罗斯文坛名声大震了。黄三木觉得自己去当这个文化厅长会更好些,至少能把大腹便便和托尔斯泰等问题讲得更准确些。
  人无完人,话也得说回来。荣易胜在文化界是有声望的,一是他的政治地位,二是他在中国现代革命史方面的研究。要谈起嘉兴南湖,红军长征,八年打鬼子,四年打老蒋,个个毛孔都能讲清楚明白。他做这个文化厅长比那些脑满肠肥的人是称职得多了。黄三木对中国现代革命史也是行家,单就延安整风一节,他就在复旦大学学报上发了两篇论文,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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