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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三木右腿翘得很有些匪气。脚尖顾自美美地抖个不停。他猛然一惊，呔！自己竟然这样猖獗了十几秒钟，亏在没人见到。这种举动是不严肃的，有点不三不四。眼前的一切已不属于杨家埠乡的养鱼场了，现在，他正置身于庄严的市委大楼，坐在庄严的市委机关里。
黄三木昨天一大早就觉得情况有些异常。迈出养鱼场院门，一眼就捉到了一个脚踏蓝车、白鲤般款款游来的小娘们，模样是一等一流的正点。小娘们晃到跟前，很有用意地媚笑两下，歪斜斜就去了。黄三木晕了十来秒钟，发现脚边躺着一张大团结，也很有用意地勾引着他。黄三木俗子凡夫，最经不起勾引，他捡起那张上面立着一排男男女女的纸片，闻到一股麻辣麻辣的香味，麻辣着他青春的肉体。黄三木省略掉在马路上散步的习惯，移步来到江边。
太阳还没起床，水面已铺起一层淡红的光芒。捧两把水洗了脸，看了看清纯澄澈的青云江，转身走了五步路，耳畔响起一股激越的水声，一尾大鲤鱼狠狠地击落在他脚后跟。他吃惊地去抓那鱼，鱼从掌上滑脱，在地上一步步退却，他没有再去抓它，他已经不再相信自己的运气了。他准备目送鲤鱼回家，不料鲤鱼碰到一块石头，扑楞一个跟头翻到他脚背，再一个跟斗就翻落在他那双半伸展着的手上。
黄三木捧着一尾大鲤鱼走进厨房，正在洗脸，刷牙，散步，聊天的同学们都停止了举动，用一种春天般崭新的目光盯着他。瘦巴巴的老姆在给懒鬼们淘米，厨房的第一缕蓝烟正倦恹恹腾起。
吃完半锅稀饭，两碟咸菜，一尾大鲤鱼，十一个懒鬼把十一副碗筷交付给了六十二岁的老姆，讨论着谁谁打乒乓，谁谁下围棋，谁谁谁谁劈红五，这时，市委石部长的桑塔纳就驶进了养鱼场的院子里。
桌面黄澄澄，印着鱼鳞般的美丽花纹。银灰色的电话机，数码揿揿，同学们的声音就出现了。养鱼场那部电话很破旧，黑秋秋地，得用手摇，提着嗓子嘶喊。这和市委机关是不能比的。现在一切都不同了，他说话的声音是一名市委干部的声音，他的眼光是一名市委干部的眼光，他脚下的地面，就是市委，是管辖着五十七万百姓的最高权力机关。他刚去养鱼场那会儿，村里有人乐了：大学生？大学生顶个屁用？去养鱼，还不如在家种地。一个月百把块钱，山上田里，随便掳掳！
黄三木读的是本处，基本工资七十六元，加上各种补贴和每天七毛钱的额外下乡补贴，总共是一百四十七块钱。现在到了市委机关，七毛钱扣去，只有一百二十六了。钱很少，地位总归不同，母亲来说了：村里村外人见面，都讲我有福气，儿子在市里当干部，吃一世的苦，老来享福，出头了出头了！村里干部讲，那个地方权大，官统归这里管，到处有人巴结的，今后做官也容易。
母亲高兴了，那张忧郁了几十年的苦瓜脸，稍稍有了舒展。她说：做娘的欢喜儿子有出息，欢喜你在外面做大，做大来，我走出去也体面的。以后做事要尽力点，对领导要巴结点，不要像在家里那样懒。
黄三木知道自己应该奋斗。当初一听到市委，心里就肃然，就有一种臣服感。市委，是高高在上的，特别是在他被贬至养鱼场后，他觉得市委是多么庄严神圣的字眼啊！没想到今天就已端坐在这字眼里头了。他要抓住时机，好好干，干好了，将来也混个人样出来。不说那目光飘移心高气傲的市委书记和市长们，就拿那些说话粗声粗气，和市长见面一聊就一二十分钟的局长作比，这个衔头，这个目标，非得咬咬牙，把所有的智慧和青春拚进去，试它一试不可。 初来那天，办公室主任陈火明就喊他去细细谈了。陈主任四十出头，圆圆的脸，短短的头发，斯文里透着干练，两只眼睛乌珠不紧不慢地盯着他，边谈边考虑着什么似地味道。这陈主任手握一只半个水壶大的茶杯，咂了一口浓黄的茶水，顺手从头上抓下一块头皮，话就这样谈了。
他说：部务会开过了，认为你在这批学生中，比较起来是好的，是比较能干的，就让你进来了。我们部是个清水衙门，在这里，享受是没有的，苦有得吃，要吃得起苦。至于工作呢，安排你坐办公室，你要有思想准备，不要因为是个大学生，当过团干部，觉得坐办公室委屈了你。办公室工作很烦琐，接电话，收发文件，接待客人，工作一件件都要做好。另外，要搞好办公室、会议室、三个部长的办公室卫生，开水供应，都要每天负起责任。
黄三木开始重新做人。在学校和养鱼场，只知饭来张口，打牌下棋，衣裤成堆发臭，不知扫它一回地，提它一壶水。现在不同了，每天一早，他就提着四只水壶，到机关后面的食堂去提水。黄三木懒得多年来疏忽了锻炼，手臂麻杆似地，没丁点气力。四壶水是沉了，从食堂到市委五楼的路也觉着远了，拎着拎着，到后来手臂发酸发麻，渐渐没了知觉。
这工作太辛苦，从没有过的苦，他要吃，他逼自己吃苦，想想自己的前途，未来，什么苦也不觉着了。部长们的办公室门开了，他把冷壶拿出来，换上新打来的热水壶。接下来，就给部长们拖地板。黄三木身体太虚，两个办公室拖下来，腰酸背疼，浑身出臭汗。弯着腰拖地，用手指搓洗着肮脏的拖把，他觉得自己干的不是人活，简直是奴隶。可是，市里的哪个领导不是这样过来的呢？不吃得苦中苦，怎做得人上人？不做够了奴隶，怎么做得奴隶主？这一切，都不是平白无辜的，都有一个道理，有一种秩序，在死死地规范着上进的青年。
黄三木认真卖力地拖地，一拖把，一拖把，在拖着他通往仕途的道路。
接电话是办公室的一项主要工作，有会议通知的，听了要记录。有找人的，要站到走廊上撕心裂肺地喊，还喊不动，就跑过去了，一直把人找来为止。省里的报纸和晚报早上就到了，要给各处室分好。
下午的报纸和信件就多了，这是全体干部关心的大事情，不能出错。文件的来源共四种：有亲自送来的，多为重要的会议通知，耽搁不得，须立马呈送给领导；信封寄来的，多为省和各区乡镇的文件，拆开后就有一道道的折印。更多的文件，是每天下午从市府办文件收发室取来的，收发室是全市各机关部门的文件交汇中心，七八十个部委办局在五只大柜子里各自占据一个格子，格子左右贴了部委办局的名称，各单位的收发员就每天来这里取出自己的文件，或者把本单位印发的文件按照报送范围一一分发。特殊的一种来源呢，就是市邮电局机要组专程送来的机要文件了。机要文件通常是省寄发的，名为机要，实际上多为大路货文件，机要程度仅为秘密，是最低的一档，这秘密两字，是文件头上印好的，用机要寄，不但保险，邮费也便宜。
四种来源的文件全部到齐，除了会议通知立马处理外，其他文件通常要到一定数量再登记。现在的文件也多，一不留神，抽屉里的文件就积了三四十乃到七八十份了。文件分简报和正规文件两类。简报单独归类，不需要登记，杂七杂八夹进文件夹里。正规文件就罗嗦了，要按发文的是党委系统还是政府系统，登记到两本子上。每份文件的右上角要敲个收文印章，在印章里填上收文日期和编号，在文件下端用钉书机钉一份文件传阅单在上面。
收文登记是辛苦的，要细细地填上发文单位、文件标题、收文编号和文件份数。办妥了，再把文件夹交给陈主任，除了特殊处理的文件，陈主任通常都在传阅单上草书传阅二字，黄三木就捧回文件夹，交给正副部长和各处轮流传阅。传阅单上的名字签得差不多齐了，黄三木再把它们全部取下，按照收文登记，在每个标题后划一个勾勾，枪毙了去，再就存进档案了。
除去一种光荣感，庄严感，神秘感，真正的快乐是无处可寻，并不存在的。黄三木从早到晚压抑着自己，他害怕自己做错事，说错话，做事小心翼翼，说话找不着路子，干脆就少说，不说。打水，拖地，擦桌子，收发文件，楼上楼下跑腿，下班的铃就清脆地响了。大学里自由散慢惯了，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从没一声铃响。这种时间性和规律性极强的铃声，抽掠着他的神经，老让他回到中学生活的记忆里。中学里有晚自修，机关里晚上也安排有两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上下班也要叮铃铃地响好一阵。只是那些住处远的，晚上有事的，事业上缺了冲劲的，不想来也就不来了。
回到房间里，时间才是自己的，三木才是自己的三木。
他住的房间是邮电局的招待所，有卫生间，电风扇，一台十四英寸黑白电视机。石部长找他谈话的第二天，江洪水师傅就开着他那辆桑塔纳，把他收拾好的生活用品，一统扔进车后斗，连人带物运到了这里。这地方不能小看，一个月两百块钱的住宿费，相当于他一个月零十七天的工资。工资不能多发给你一分，住宿费再多还是可以报销的，这是规矩和道理了，是一名机关干部的荣誉。
见习的学生快分配了，时间得赶在今年毕业的学生分配之前，大约总在七月底和八月初。黄三木是幸运的，他在同批见习的学生中，第一个落实了单位，让养鱼场的那帮小子们羡慕去吧，眼红去吧。 黄三木不相信自己会走运。一年前，他那只细细的手腕还在和命运无力地较量。他输了，输得痛苦，无奈。一双锋芒毕露的眼睛，狠狠地瞪着这个无情的世界，残酷的世界，两只眼珠子都快瞪落了地，他还是进了养鱼场。第02章曾经，南州就是他的命，他爱南州，这个地方令他着迷。四年大学，他轻轻易易地拿了两次一等、一次两等奖学金，第四个学年没得拿，是因大家都毕了业。按这个成绩，考个研究生是没问题的，他偏又脑子出了鬼，讨厌极了读书，觉得自己再读它几年，不小心再赚个博士来读，一熬就三十岁了，半辈子耗在书本上，人活在世上究竟图个什么呢？况他的英文又是弱项，现在的研究生考试其实是在比英文，要耗一股劲去对付那蚯蚓般的洋鬼子文字，想想更没劲了。他只是不想离开南州这地方。
黄三木做书生的年代缺少了点做官福份，早先只做过两年学习委员和几年课代表，入了大学，瞎撞撞竟捡了个团支书当起来，到了大三，高年级的元老们一走，他竟做起系里的团委书记，这官做得也委实不小了。
中国的官论的是为人民服务，服务好了自己也大有好处。像系里、班里的干部，毕业分配时少不了是优先考虑留在南州的。
那时的黄三木雄心勃勃，心里常念叨的是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之类的句子，这些句子洋溢着伟人少年时代的自命不凡，以及后来的确不凡的历史事实。在黄三木之前的历任团委书记，现无一遗漏地留在南州的党政机关工作，最走运的已经做起了文化厅的厅长，处级就有好几个了。
那文化厅的厅长荣易胜，是政治系的第二任团委书记，这第二任自然是指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二任，文革期间的大学生现在是作不得数的。那天荣易胜到政治系里来风光，一辆乌亮亮的轿车停在系大楼下边，与系里的老师和学生干部座谈了一回。黄三木细细地看了，那荣易胜个头矮矮的，一张脸是最普通不过的脸，头发也没能油光光地往后梳，仍自然原始地遮挡着脑门，只是一副眼镜看上去值好几个钱，文化厅长不时用手指顶一下镜框，一笑就能笑出个春天来，就真像是有文化了。
黄三木觉得做厅长的确很风光，他是必须做厅长的，然每次想起荣厅长，觉得他委实没有稀奇处，渐渐就把厅长看小了。那天荣厅长和大家谈了回中国文化，把大腹便便（pian）讲成了大腹便便（bian），听去像在讲拉大便样别扭。他和一位爱好文学的学生干部讲什么托尔斯泰的成名作《战争与和平》，又犯了小小的错误，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时已经三十六、七岁了，而他在二十六、七岁时就已在俄罗斯文坛名声大震了。黄三木觉得自己去当这个文化厅长会更好些，至少能把大腹便便和托尔斯泰等问题讲得更准确些。
人无完人，话也得说回来。荣易胜在文化界是有声望的，一是他的政治地位，二是他在中国现代革命史方面的研究。要谈起嘉兴南湖，红军长征，八年打鬼子，四年打老蒋，个个毛孔都能讲清楚明白。他做这个文化厅长比那些脑满肠肥的人是称职得多了。黄三木对中国现代革命史也是行家，单就延安整风一节，他就在复旦大学学报上发了两篇论文，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