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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做个啥，我这店就是看着热闹，你看看这价格，这分量，赚啥钱哟，毛多肉少，也就是找点稀饭钱，那有你们的生意好做。”
“我们那个也难做得很，税高得很，我们都是给税务局打工。真要说赚钱，还是那些做炮手的，你看看刚才走的那几个，就是做那个的，一个个多抖得起”
在西河的绵西等地，在赌场等地放高利贷的俗称“放高炮”，而“放高炮者”被人称为“炮手”。
绵西赌博盛行，就是政府机关的人打麻将，最起码都是二十块起步，西河流行的不是倒倒胡，而是讲番数，一把牌输个几百上千，一个牌局数几千很正常。而正儿八经的赌博，输赢只会比这个大。
“那些赌博的人，其实就是给别人赚钱，没听说那个赌博发家致富了的。”
“赌博害人，那赚的钱都是昧良心的，你们是看到他们赚钱快，没看到好多人都倾家荡产，就说这街对面那家安福酒楼，原来生意多好，可老板天天打牌不但把生意败了，连酒楼都抵给了那些放高炮的了。”
管诗章看陆政东听得饶有兴致，看了看陆政东，迟疑了一下说道：“陆市长，绵西放高炮的情况很普遍不过，有些情况不知当不当说。”
陆政东知道管诗章头脑很聪明，不可能只是说说赌博的事情，于是鼓励道：“说说无妨。”
管诗章理了理思路，然后说道：
“那些炮手不仅仅在赌场放高炮，还帮着一些老板收账，还组织那些有钱人去赌博，就像天福酒楼的老板那样，还有他们也瞄准那些部喜欢赌博，但缺少资金的老板，他们的线人会率先发现那些缺少资金的老板，之后会想办法借款给你。
起初的态度很好，讲什么晚几个月还也可以，但是真要借了之后，很快就会突然间就会翻脸，要你偿还，没钱还的话，那就拿你的企业来做抵押，不同意的话，他的手下就出面了。报警没人受理，打官司，根本就赢不了”
陆政东心里暗道，管诗章还真是用了心的，知道他关心经济层面的事情，没多讲这些人其他的那些勾当，而是直接讲到了经济层面。
陆政东听到管诗章如此讲，心里一下就重视了起来，这些人进入经济领域，其破坏性就不言而喻，沉吟了一下问道：“这样的情况很普遍？”
“不算太多，不过也不少，天福酒楼还算是小的，像光海、金永来这些在市里还有点名气的企业的老板因为还不起债都被迫把企业抵债了。”
金永来公司？陆政东心里一动，不过脸上却没有任何的表露，继续问道：“这么说起来，这些人是并不仅仅是为了收取利息？”
“恩，这些企业都是因为手里有好的项目，却缺乏必要的资金，为了临时周转一下，才敢借这样的高利贷，比如光海是准备包一段公路，金永来是代理了省粮万鹏地产竞标金童好旺的那一块地，那些人是看上了这些项目”
原来如此啊！
陆政东听到管诗章介绍的情况，结合张林忠所讲的情况，也就大体摸清了金童好旺的那块土地拍卖的一些情况了。
张林忠被迫退出，肯定是这些放高利贷的人威胁所致，而放高利贷的人威胁这些竞标人，实际上是为了得到代理万鹏竞标土地事宜的佣金。
接手这些公司，接受这些项目，不但其放出的高利贷本金利息能够得到保证，而且还能利用这些项目大赚一笔，也完成从黑到白的转变。
这只是表象的东西，其实让陆政东感到更为担心的是这些表象背后的东西。
“报警没人受理，打官司，根本就赢不了”，这说明绵西的这些黑色灰色不但再往经济领域渗透，而且已经渗透进了政治领域，已经有其保护伞了。
这一点，其实是在社会急剧变革和转型中的产物，在转轨过程中，不少地方政府依然在一定程度上行使着本应由市场行使的职能：对土地、能源等物资的支配权，对项目、执照的审批权，优惠政策的倾斜实施权等等，这些使得权力寻租大量存在并异常活跃。
往往权力插足的地方就可以给地方经济带来活力，这就成为各种利益团体想方设法接近政府权力、渗透政府权力的极大动力，从而推动了钱权勾结、官黑勾结局面的产生。
权力寻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职务权力寻租，一是职业权力寻租，有职务的干部伺机利用所掌握的本该用来增进社会福利的公共权力进行谋私，没有职务的普通公务人员或者干部则利用职业权力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最典型的就是没有职务权力却有职业权力的政法系统人员。
市场经济部分功能的丧失还表现在没有能力管理调控市场，无力进行产权的保护、合同的执行、债务的追讨等，而在资源的配置上，政府对国有企业比较偏爱，而对私有企业则是相当不足，最明显的是在贷款的问题上，私营中小企业很难从国有银行中争取到贷款，而除此之外，其他融资渠道很少。在经济层面的各种缺位也让一些人有了生存的空间和土壤。
而绵西在这方面的问题就显得更突出，自古以来，地方治理的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地方主官和地方势力的博弈。
这些年实行了干部回避制度，主官基本都是从外地交流、上面派下来的。地方非主管官员的流动，强调不够。因此，形成了大批地方“土官”。
一个市里，市长书记、县长县委书记（甚至包括县长书记）以下，主要负责官员，包括警察这样的强力部门，都是本土人士，或者在当地生活多年的人。
这些人深耕多年，甚至几代人经营。几十年下来，他们相互结亲，纠葛成一团，盘根错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些年搞市场经济，先富起来的人，有相当多就是这些人中的一员，或者为沾亲带故之辈，有钱的和有权的，高度结合。在当地人脉广，势力大。如果这些势力大体还能遵守法度，大家还可以相安无事。可是，如果地方势力不听招呼，把持一方，而且为害一方。或者双方因为某些事情谈不拢，一个东，一个西。那么，双方势必会有冲突。
这些地方实力派甚至和这些上不得台面的家伙结合，尤其是得到强力部门的庇护，那危害就更大。
这样不但必然会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和人民正常生活是造成扰害，人们无法按照正常的市场规则经营，无法按正常的秩序生活。就是主官也没办法把自己的意志贯彻下去。
显然，在绵西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金忠彪在他上任第一天的轻慢，还有公安局长王继山，那也是个人物，绵西赌博成风，社会治安问题严重，恐怕也会此人有关，而就是金童好旺的土地拍卖，明明存在问题，但中院党组却汇报拍卖没有问题，这说明什么不言而喻。
这些人互相勾结，编织起了一张大网，牵动这张大网的一根线，这张大网就会罩过来。
有关清官的文艺作品中，那里面清官上任，微服私访，惩治称霸一方的地头蛇。而且这种地头蛇，往往有朝里的高官做后台，但清官不畏强暴，惩恶扬善，为民除害，最后大获全胜。
但这只是文艺作品，在现实生活中，情况远远复杂得多，真要做到治理好一方，最重要的一点是先要治官，治不住这些官，其他的都是空话。
可真要做到这一点，真刀真枪地把官治了，这绝对是一个高难度的动作，上面派来的地方官，在跟地方势力的争斗中，就算师出有名，行为正当，也未必都能成功。
怀着这样心思的领导干部不少，但最后的结果是，铩羽而归者有之，退避三舍者有之，被人拉下水，同流合污者亦有之，真正靠一己之力取得成功的甚少。
这也就是吴金泉的前任陈振龙为什么始终不愿真正碰触这一块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陈振龙绕了过去，但对于吴金泉和他来说，想要回避这一块却是很难了，一来是原来的发展按照原来的方式已经没有后劲了，不改变就很难保证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其二是绵西各种矛盾的累积已经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地步，已经糜烂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即使不主动去揭开这个盖子，肯定也会因为一些突发事件而揭开。到那时候，吴金泉和他就相当被动了。
但陆政东还是希望再拖拖，起码拖到自己在人代会上去掉市长前面的代字之后，甚至更久一点，以让自己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充分的准备。
他要利用这段时间做几件事，一是要下去调研是了解情况，为将来解决绵西存在的问题和实现绵西科学发展打基础，二是要搞好和陈振龙一系干部的关系，将他们争取过来，掌握在自己手里，三是尽量争取和吴金泉在这些事情上结成统一战线。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争取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为自己在绵西真正动作起来做好准备，后面这一点显得特别重要，如果不得到省里强有力的，就算出发点是好的，就算最后赢得表面的胜利，却输掉了最关键的东西——会给领导留下有出风头、好大喜功的嫌疑。
谋定而后动，才是最佳选择。
当然这段时间他还必须要做一些事情，管诗章所讲到的有些私营企业主因为业务的需要借高利贷连公司都丢掉了，这方面也引起了陆政东的高度重视，这说明绵西的私营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相当困难。
绵西的国企不多，经济要发展，就必须得要大力扶持私营经济的发展，而在这方面首先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中小企业融资难，中小私营企业融资就更难，在陆政东看来，绵西已处于迫在眉睫的关键时刻，绵西也有几家上规模的企业，但是无论是质地上还是数量上，都无法与发达地区相提并论，就是和省里发达的地方相比也显得薄弱。
而在私营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上，内地更是无法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国有银行瞧不上他们，农村合作基金和也因为整顿，基本关闭了对他们敞开的大门或者提高了门槛，除此之外他们能有的渠道就少得可怜，没有办法的时候也就只有借高利贷祈望度过暂时的难关，而这往往又是饮鸩止渴。
中小企业强，则绵西市强，则西河省强，非有公制经济发展快，则绵西发展快，则西河发展快，这一点，陆政东认识得很深刻。
有些东西需要缓一缓，有些事情必须得要抓紧，无论是从商，从军，还是从政，最怕的是什么？
不是失败，不是跌倒，而是心中没有了那种让人为之振奋的激情。绵西越是糜烂，那就越是要有所作为。
绵西市，西河省，乃至整个充满了发展生机的国家，一副波澜壮阔的万里江山图，栩栩如生地浮现在他的眼前。
指点江山，得从脚踏实地开始。
陆政东的想法是筹建融资资信担保企业。
信用担保，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出现，已逐渐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展壮大了起来，他们的经验他们的教训，正显而易见地摆在面前，如果不加以借鉴，实在是一种资源上地浪费要知道，任何的成功都是建立在前人的肩膀上的。
这方面现在有三种模式，一是以京城为代表的京城模式，由市政府带头，无论是业务授信，还是与银行间的联系，都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二是南方模式，与京城截然相反，它是一家完完全全的民营企业，但这注定了其一路行来的坎坷历程，每一步每一个脚印，都充满了艰辛与无奈。
若说京城那家资信担保企业的建立有一定政治层面的因素，那南方的那些资信担保企业，则完完全全是由市场因素催生出来的。
但这两样模式。陆政东认为都不适合眼下的绵西，京城的国有担保公司，起步较快，优点在于业务稳定、发展稳定，但缺点是很有可能和银行一样，只会对国有中小企业感兴趣，还有让陆政东更为担忧的是绵西这样的环境，搞不好这样的担保公司就变质了；而南方的那些担保公司，起步实在太低，基本上注册资本金都只有区区数百万，而这样的注册资本金实在是太渺小了。
担保的作用在于提供信用支持，从而让银行给被担保的企业提供贷款，而注册资本与信用额放大倍数则是衡量担保公司是否具备担保能力的两个基准，这直接决定了担保行为的风险级别同时也是监管机构必须监管地重要内容。试想，一家注册资本仅为数百万元，甚至不到百万元的担保企业为其他公司、企业提供担保，那它的信用又由谁来担保？！它又如何来提高自身的信用等级？！没有实力，银行凭什么会相信？
所以在后来，担保也逐渐成熟之后，担保企业的起步资金在不少省市规定至少在五千万以上。
在那个金融风险控制得并不严格的年代，或许有其成功运营壮大的土壤，但在现在正在规范金融行业的背景下要完全复制这个模式，几乎没有成功地可能。
陆政东想来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