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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思想家萨特与社会活动家萨特风雨同舟沈志明让—保尔·萨特生于一九○五年，卒于一九八○年。新旧世纪交替的二○○○年正逢他逝世二十周年，法国掀起一场不大不小的萨特热，仅评论萨特的专著和专刊专集就有十几种，依然褒贬不一，依然左派褒者多贬者少，右派贬者多褒者少。其中影响较大的左翼代表，贝尔纳—昂里·莱维，八九十年代走红的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目前人气最旺的学者之一，于二○○○年一月发表厚厚的论著，题为《萨特世纪》，认为法国的二十世纪是萨特世纪，法国思想界由萨特主宰。而著名的资深记者、政论家让—弗朗索瓦·雷韦尔，一九二四年出生的法兰西学院院士，则出版薄薄的专著《大表演》，其中认为作为法共同路人的萨特，比法共左得更厉害，排斥一切异议者，投靠斯大林主义，下场虽说悲壮，对二十世纪法国的负面影响却太大了，是不可宽恕的。这两位名人的高论，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如果说莱维年富力强，到处演讲，对遭到蛋糕扑身的倒彩并不介意，那么八旬老人的宏论，姑妄听之，也不必太认真。无非说明萨特仍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一谈起他，必有脸红脖子粗的争论。明年，二○○五年是萨特诞辰一百周年，会有相当规模的庆祝活动。我们借此机会，评说萨特的功过，也算凑个热闹吧。
一大器晚成的作家哲学家，姗姗来迟的社会活动萨特自幼心气儿极高，学问令人佩服，但直到一九三七年被让·波朗视为法国的卡夫卡后才在《新法兰西评论》杂志得以发表《墙》。这个短篇小说立即引起文坛泰斗纪德的重视，他对一位编委说，马尔罗的作品虽然非常有意思，但缺少文学语感。言下之意，遐迩闻名的马尔罗在文学语言价值上不如萨特，由此对萨特寄予厚望。波朗喜见试发成功，仅隔数月，即一九三八年四月，出版单行本《恶心》。萨特时年三十三岁。虽然比高师同窗学友们出道较晚，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不，要比原创性，即富有突出个人灵性的艺术独创性，萨特独领风骚。因为《恶心》终于把萨特存在哲学的核心成分，通过挥洒自如的文学语言，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个性伸展自如，生命力自由洋溢，确实是文学独创。著名文学评论家莫里斯·布朗肖当时发表了最有代表性的评论，指出《恶心》概括了当代文学的好几种倾向，是这部哲理小说石破天惊的尝试，就是说，不去揭示事物，而是去揭示事物本质的存在。所以可以说，萨特已步入卡夫卡、乔伊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塞利纳、普鲁斯特、尼采的行列。
萨特看到，经过八年不懈努力和失败历练，自己的文学地位终于确立，便迫不及待要抛头露面出人头地了。在波朗的怂恿下，他对准两个目标出击。首先发表《一个企业主的童年》。当时极右的法西斯思潮通过《法兰西行动报》在右翼高中生和大学生中风靡一时。萨特作为高中哲学教师深为反感和痛心，但因缺乏抗争手段而焦急、无奈，于是通过这个短篇，婉转地指出法西斯思想的危害，权作一种间接表态吧。第二个出击目标是瞄准以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为代表的正统观念文学，其手段是先于一九三八年八月把多斯·帕索斯奉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作家”，接着在《新法兰西评论》一九三九年二月号上抛出《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先生和自由》，猛烈攻击这位信奉天主教的著名作家根本不懂小说艺术，武断下结论：“上帝不是艺术家，莫里亚克先生也不是。”批评虽然偏激，却振聋发聩，使巴黎文学界对这位新秀刮目相看，但很快遭到反击。
为首的是《法兰西行动报》文学栏作家罗伯尔·布拉泽耶克，他受到《一个企业主的童年》的刺激，对号入座，恼羞成怒地在自己的专栏大骂萨特“讨嫌”、“文笔极差”、“相当肮脏的色情文学”、“成天混在污浊下流肮脏的环境里炮制某些充满仇恨的思想”。而在支持者中打头阵的则是同窗挚友尼赞。此时的尼赞已是知名作家和记者，法共领导人之一，从一九三七年三月开始就与阿拉贡和布洛克共同主持《今晚报》。他撰文誉称萨特是“法国的卡夫卡”、“一流的哲理小说家”。萨特立即投桃报李，在一九三八年十一号《新法兰西评论》上推荐尼赞的新作《阴谋》，称赞尼赞的“战斗风格”，认为不仅是一般的好小说，更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武器。
然而，萨特与尼赞的联系仅此而已，并没有参与尼赞的任何政治活动。他成天沉醉于写作，沉溺于有众多情人生活的小圈子里。甚至得知尼赞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的第二天登报声明辞去《今晚报》主编的职务，并宣布脱离法共以示抗议，萨特仍旧给一个小情人写信安慰道，希特勒发动战争是不可能的，虚张声势罢了。不料，就在第二天，他被动员入伍，不得不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抛弃一切，匆忙从军。可见，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两年，萨特因异军突起、头角峥嵘、心神专注于庞大的写作计划，又逢手头宽裕、情场得意，从而陶醉于虚假和平的生活而未察觉危机四伏大难即将临头，恰恰被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最后两年的和平烟幕所迷惑。
萨特入伍当了气象兵，工作轻松，有大量空余时间。他争分夺秒，一天平均读书写作十二小时。从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三日至一九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密密麻麻的小字写满十五册笔记本。但直到他去世三年后才出版，题为《奇怪战争的手记》。他在书中反思自己小半辈子孤军奋战、孤芳自赏，着力进行彻底的自我批判，努力克服面对尼赞等激进左派而产生的自卑感，坚决解放自己，准备放开手脚大干一场。同时他心急如焚想完成长篇小说《自由之路》，可惜第一部《不惑之年》虽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完成初稿，但因战争爆发直到一九四一年春才定稿。
一九四○年五六月，法军大崩溃，法国停战投降标志着萨特一生的分水岭。宣布停战后几小时他就被俘虏了。他和战友们一起被押往一所宪兵营房。在那里，萨特一下子看清什么是历史的真相：“我领悟到自己作为一分子生活在民众中面临各种危险，就是说我这个分子亦面临诸多危险，所以押在那里的人们互相团结了起来。”《与让—保尔·萨特长谈——一九七四年八至九月》，西蒙娜·德·波伏瓦笔录，见《离别仪式》第四九○至四九一页，加利马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他第一次有了属于群体的感觉。可以说，这位无政府主义作家第一次真正与社会与历史相遇，也是第一次真正与过去决裂：“我先前那些年所学所写的一切在我看来不再有价值了，甚至不再言之有物了。”《与让—保尔·萨特长谈——一九七四年八至九月》，西蒙娜·德·波伏瓦笔录，见《离别仪式》第四九○至四九一页，加利马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值得一提的是，萨特在神甫朋友们的协助下，在志同道合的难友们的参与下，自编自导了《巴里奥纳，雷之子》，主题是为了自由必须抗争。巴里奥纳经历了一场思想和行为的转变过程：从绝望到期望，从怀疑三王宣告救世主基督诞生到采取更有建设性、更具活力的新举措。战俘难友们全神贯注地看戏，企图从中捕捉他们期待的信息。他非常感动，顿时觉得自己与观众心连心了。这种集体认同感使他对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增强他此后文学创作介入社会现实的决心。
第一部分：序获释后回到文学领域孤军奋战
一九四一年三月萨特凭一张假的医疗证明获释回家，理由是“右眼部分失明导致方向感偏差”。他甚至索回被一个德国军官没收的手稿。四月返回法国首都，巴黎的局势完全变了。法国作家们早已作鸟兽散，各从其志，各行其是。纪德颇为悲观，深居简出；德里欧·拉罗什尔倒向伪政权；圣爱克絮佩里面临贝当和戴高乐两难抉择，举棋不定；马尔罗赋闲在家，享受天伦之乐；布雷东去约纽躲避战乱；阿拉贡表面上只发表些即景即兴诗，惟有部分法共和亲共作家转入地下组织。况且，德国人下了书检禁令，连加利马（新法兰西评论）出版社也得违心服从。
面对这种形势，萨特仍不改初衷，决心抗德。他首先动员与自己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西蒙娜·德·波伏瓦以及他们的小圈子成员，然后说服亲朋好友和熟人，很快在萨特和梅洛—蓬蒂周围团结了五十多人，准备成立“社会主义与自由”组织，由他们两人各自起草一份宣言。暑假来临，萨特和德·波伏瓦骑着自行车南下寻访名流和法共地下抵抗组织。经过千辛万苦总算找到纪德，但八旬老人对法国前途却不看好，甚至认为受点德国人的奴役没有坏处，萨特说服不了老人便走了。然后去拜访马尔罗，虽然受到很有礼貌的接待，却让他大失所望，因为马尔罗认为眼下任何行动都是无效的，不如期待俄国的坦克和美国的飞机来赢得战争。后来才知道，马尔罗在等待伦敦的召唤，直到一九四四年初才出山积极参加抵抗。至于接触法共地下抵抗运动负责人，根本没门儿，因为法共根本不信任萨特。原因有三：一、尽管“社会主义与自由”领导人之一梅洛—蓬蒂是马克思主义者，但萨特当时还是蒲鲁东主义者和反对共产主义的，而其他成员多为托洛茨基分子，或是无政府主义者，鱼龙混杂，极不可靠；二、萨特是尼赞的同窗挚友，而尼赞已被法共党魁多列士亲自定性为“叛徒”、“烂狗”、“警察卧底”，按法共当时的逻辑，“叛徒”的挚友自然不是好东西；三、有人诬陷，说德国人故意释放萨特，让他回法国充当德国特务，弄不好他已是法奸了。此说在南部地区法共内部流传甚广。所以南方之旅是乘兴而去，扫兴而归。谁都不接纳他。更糟的是，团体内部意见不合、众说纷纭，十分怀疑两巨头提出的方向，即逐渐把联合抵抗的团体转变为新型独特的左派政党，前提是尊重成员个体自由。然而很快有两个同志被捕。这样，脆弱的“社会主义与自由”组织一九四一年岁末就瓦解了，为时不足半年，萨特第一次组建团体政党的尝试失败了。
受挫被诬之后，萨特决心忍辱负重，回到文学创作和哲学立说这个得心应手的领域，孤军奋战。可是时不时传来消息，一些因苏德缔约而受到孤立的地下共产党激进派采取个人恐怖行动，谋杀德国军官，引起占领军和伪政权的疯狂反扑，开戒滥杀无辜。首当其冲当然是犹太人和共产党人，暗杀一个德国人，就有几个甚至几十个无辜的人惨遭集体处决，以儆效尤，以杀去杀。为摆脱这种绝境，正忙于写《存在与虚无》的萨特应著名导演聘请，采用古典悲剧的骨架和人物创作了《苍蝇》，隐喻德国占领国土所引起的社会悲剧，即恐怖分子的悲剧。他想通过《苍蝇》的寓意发出以下信息：自由人虽然想拯救人民，却不管不问老百姓愿不愿意摆脱奴役，就杀害占领者，以为这样就能使人民摆脱水深火热的处境。不料老百姓根本不领情，因为这给百姓带来更大的灭难。
《苍蝇》一九四三年六月初上演时，对剧本的寓意，伪政权略懂一二，为此很快进行阻挠，并组织伪媒体恶评，而观众却没有看懂，更谈不上领会作者的初衷。倒是以共产党人为主体的地下刊物《法兰西文学报》登载了著名作家米歇尔·莱里斯（笔名）一篇赞扬文章，指出：“俄瑞斯忒斯拒绝登基执政，义无反顾地离开故乡，带走侵扰危害故土的苍蝇。他犯了谋杀罪而不悔恨，反而充实受用，因为在他，这既不是报复也不是个人野心，而是自由完成的行为。他打破了命中注定的循环，开辟了由必然王国通向自由王国的道路。”《法兰西文学报》第十二期，一九四三年。而代表右倾势力的莫里亚克竭力贬低和打压他，引起波朗反感，觉得莫里亚克很不公平，认为“那座悔恨者的城市无非就是维希”。在德军占领统治最黑暗的时期，一个文学作品脱颖而出，引起强烈关注，左褒右贬，左赞右厌，恰恰说明，这一投石问路宛如往死水潭里扔进一小块石头，激起一层层涟漪，波纹虽细，却把作者逐渐推向法兰西文坛的中心。
同期，即一九四三年夏天，加利马推出萨特存在哲学的代表作《存在与虚无》，这是萨特存在思想最基本的著作，从哲学角度高度概括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以后几十年的所作所为，回过头来都可以在这部著作中找到源头。这部本体论的轴心是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