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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就是我以前想要的——唉，也是我仍然想要的。当黑女人唱歌时，我是多么快活。如果我自己的生活成为旋律，又有什么高峰我达不到呢？
思想一直在那里，无以名之。它静静地等待。现在它似乎在说：
“是吗？你想要的就是这个？可这正是你从未得到过的（你想想，你一直用字词欺骗自己，将华而不实的旅行、女人的情爱、殴斗、玻璃首饰，称为奇遇），而且将来也永远得不到——任何人也得不到。”
但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不可能一劳永逸地离开一切
星期六，中午十二时
自学者没有看见我走进阅览室。他坐在最里边那张桌子尽头。他面前放着一本书，但他不在看书，而是微笑地看着右邻，那是常来图书馆的一位很脏的中学生。那青年最初任凭他看，后来突然伸舌头扮了一个可怕的鬼脸。自学者脸红了，赶紧将脸藏在书里，埋头看书。
我改变了昨天的想法。昨天我太生硬了，觉得有没有奇遇都无所谓，只想弄清楚是否可能有奇遇。
现在我是这样想的：要使一件平庸无奇的事成为奇遇，必须也只需讲述它。人们会上当的。一个人永远是讲故事者，他生活在自己的故事和别人的故事之中，他通过故事来看他所遭遇的一切，而且他努力像他讲的那样去生活。
然而必须做出选择：或是生活或是讲述。例如我在汉堡与埃尔娜相处的日子，我不信任她，她也害怕我，我过着一种古怪的生活，但是既然我在生活里面，我就不去想它。后来有一天晚上，在圣保利的一家咖啡馆里，埃尔娜离我去盥洗室。我独自待着，留声机里放出音乐Blue Sky英文：蓝天。。我开始向自己讲述来汉堡以后发生的事。我对自己说：“第三天晚上，我走进一家叫蓝洞的舞厅，注意到一位半醉的高大女人。那女人就是此刻我一面听Blue Sky一面等待的女人，她即将回来坐在我右边，用双臂搂住我。”于是我强烈感到这是奇遇。埃尔娜回来了，在我身边坐下，用手臂搂着我，但我却莫名其妙地憎恶她。我现在明白：当你必须重新开始生活时，奇遇的印象便消失了。
当你生活时，什么事也不会发生。环境在变化，人们进进出出，如此而已。从来不会有开始。日子一天接着一天，无缘无故地。这是一种没有止境的、单调乏味的加法。时不时地你会作部分小结，你说：我已经旅行三年了。我在布维尔已经住了三年了。但是也不会有结尾，你不可能一劳永逸地离开一个女人、一位朋友、一座城市。再说，一切都很相似。两星期以后，上海、莫斯科、阿尔及尔，都是一回事。有时——这种时候罕见——你检查自己的位置，发现你和一个女人粘上了，你被卷入一件不光彩的事，但这个念头转瞬即逝。一长串的日子又开始了，你又开始做加法：小时、天。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四月、五月、六月，一九二四、一九二五、一九二六。
这，这就是生活。可是当你讲述生活时，一切都变了，只不过这种变化不为人们所注意罢了。证据便是你说你讲的是真实的故事，仿佛世上确有真实的故事。事件朝某个方向产生，而我们从反方向来讲述。你似乎从头说起：“那是一九二二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在马罗姆当公证人的书记。”实际上，你是从结尾开始的。结尾在那里，它无形，但确实在场，是它使这几句话具有开端的夸张和价值。“我一面散步，一面想我的拮据，不知不觉地出了村。”这句话就它的本意而言，表明说话人心事重重、闷闷不乐，与奇遇相隔万里，即使有事件从身边掠过，他也视而不见。然而结尾在那里，它改变了一切。在我们眼中，说话人已经是故事的主人公。他的烦闷、他的拮据比我们的烦闷和拮据要珍贵得多，它们被未来热情的强光照成金黄色。叙述是逆向进行的。瞬间不再是随意地相互堆砌，而是被故事结尾啄住，每一个瞬间又引来前一个瞬间：“天很黑，路上没有人。”这句话被漫不经心地抛出，仿佛是多余的，但我们可别上当，我们将它放在一边。这是信息，到后来我们才明白它的价值。主人公所体验的这个夜晚的一切细节，都仿佛是预示，仿佛是诺言，甚至可以说，他只体验那些诺言性的细节，而那些不预示奇遇的事情则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们忘记了未来还没有来到，那人在毫无预兆的黑夜里散步，黑夜向他提供杂乱而单调的财宝，他并不作选择。
我希望我生活的瞬间像回忆中的生活瞬间一样前后连贯，井然有序。这等于试图从尾巴上抓住时间。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星期天的公园
星期日
今早我忘记这是星期日了。我像往常一样出门上街。我带着《欧也妮·葛朗台》。当我推开公园的铁栅门时，我突然感到有什么东西在和我打招呼。公园里空无一人，光秃秃的。可是……怎么说呢？公园的模样与往常不同，它向我微笑，我靠在铁栅门上待了一会儿，猛然间我明白今天是星期日，它在树上，在草坪上，仿佛是淡淡的微笑。这是无法形容的，只能简单地说：“这是公园，冬天里一个星期日早晨。”
我放开铁门，返身朝房屋和市民们的街道走去，低声说：“今天是星期日。”
今天是星期日。在沿海的码头后面，在货车车站附近，在城市周围，都有一些空荡荡的库房和一动不动地停在暗处的机器。在所有的房屋里，男人们都在窗子后面刮胡子，他们扬起头，时而瞧瞧镜子，时而瞧瞧寒冷的天空，看看天气如何。妓院也开始接待头一批客人：乡下人和士兵。在教堂里，在烛光下，一个男人面对一群跪着的女人喝葡萄酒。在所有的郊区，在长得没有尽头的工厂围墙之间，黑色的长队伍开始移动，慢慢向市中心行进。街道以骚乱时期的姿态来迎接他们：除了绕绳街以外，所有的商店都放下了铁挡板。再过一会儿，黑色人流将静静地侵入这些佯死的街道，首先是图尔维尔的铁路工人以及他们在圣森福兰肥皂厂工作的妻子，接着是儒克斯特布维尔的小市民，接着是皮诺纺织厂的工人，接着是圣马克藏斯区所有的修理工，最后是蒂埃拉什的人，他们乘十一点钟的有轨电车来。很快，在关门上锁的商店和房屋之间将出现星期日的人潮。
一座挂钟敲了十点半，我出发了。在星期日的这个钟点，可以在布维尔见到一种难见的景象，但不能去得太晚，必须赶在大弥撒结束以前。
若泽凡—苏拉里小街是条死街，有股地窖的气味，但是和每个星期日一样，它也充满了喧闹，充满了潮汐声。我转进夏马尔议长街，沿街是三层楼房，配上白色的长百叶窗。这条公证人的街也像每个星期日一样，闹哄哄的。我来到吉耶小巷，嘈声更大，我听出来了，这是人声。接着，在左边，突然迸发出了光与声。我到了，这就是绕绳街，我只要走进同类们的队伍，就会看到体面的先生们相互脱帽致意。
六十年前，谁会想到绕绳街会有如此奇妙的变化呢，它今天被布维尔的居民称作小普拉多大道普拉多大道，马赛市一条长达三公里的大街。。我见过一张一八四七年的地图，上面根本没有这条街。那时它大概是一条又黑又臭的小巷，排水沟里流着砖片、鱼头和鱼内脏。但是，一八七三年年底，国民议会宣布，为了公益事业，在蒙马特尔山丘建立一座教堂指一八七三年决定修建的圣心大教堂，意在为巴黎公社“赎罪”。。此外不久，布维尔市长夫人见到了显圣，她的主保圣人圣塞西尔对她进行指责。让精英贵人们每星期日踩一脚泥去圣勒内教堂或圣克洛迪安教堂和小店主们一同做弥撒，是可忍孰不可忍？国民议会不是已经做出榜样了吗？靠上天保佑，布维尔的经济状况属于上乘，难道不该修建一座教堂向上帝谢恩吗？
这些幻象被接受了。市议会召开了一次历史性会议，主教同意募捐。剩下的是选址问题。商人和船主的古老家族主张将教堂盖在他们居住的绿丘，“让圣塞西尔俯视布维尔，就像耶稣圣心教堂俯视巴黎一样”。然而，人数不多却腰缠万贯的海滨大街的新贵们却不以为然。他们不在乎出多少钱，但教堂必须建在马里尼昂广场。他们出钱盖教堂是为了使用。他们很高兴能向称他们为暴发户的傲慢的市民们施展一下威风。主教想出了一个折中办法，于是教堂被建在绿丘和海滨大街的中途点。这座庞大的教堂于一八八七年建成，耗资一千四百万法郎以上。
绕绳街虽然很宽，但十分肮脏，名声不好，不得不全部重新翻修，居民们一律被迫迁到圣塞西尔广场后面，于是小普拉多大道就成了——特别是星期日上午——名人雅士的聚集处。他们所到之处，豪华商店一个接着一个开张，就连复活节星期一、圣诞节通宵、星期日上午也开门营业。于连熟肉店的热肉糜远近闻名，旁边的福隆糕点店陈列着它的名产，精致的圆锥形黄油小点心呈淡紫色，上面插着一朵糖做的蝴蝶花。迪帕蒂书店的橱窗里有普隆出版社的新书，几本技术书籍，例如船舶的理论、船帆的论著，还有一大本带插图的布维尔历史，以及陈设得十分雅致的精装本：蓝皮面的《柯尔希斯马克》《柯尔希斯马克》，法国作家伯努瓦（1886—1962）的小说。，淡黄皮面上烫有大红花的《我儿子们的书》，它是保尔·杜梅尔保尔·杜梅尔（1857—1932），法国政治家，一九三一年当选总统，一九三二年遭暗杀。的作品。在“高级时装、巴黎款式”的吉斯兰商店两旁，有皮埃儒瓦花店和帕甘古董店。在一座崭新的黄色大楼的二楼是雇有四位指甲修剪师的居斯塔夫美发店。
两年前，在双磨坊巷和绕绳街的交接处曾经有过一家不知趣的小店，它贴出的广告是“滴必灵”牌杀虫药。这家店是在圣塞西尔广场上还有人叫卖鳕鱼的时代发迹的，已经有一百多年了。小店的橱窗很少被擦洗，你得费劲地透过灰尘和水汽往里瞧，才能看见一大群穿着火红紧身上衣的小蜡人，代表形形色色的老鼠。它们拄着拐杖，从一条多层甲板的大船上下来，刚登陆就被一位农妇挡住。这位穿着花哨，但面色发青、浑身污垢的农妇朝他们喷洒“滴必灵”药，将它们赶跑。我很喜欢这家小店，它有一种玩世不恭、顽冥不化的神气。它离那座法国最昂贵的教堂不过两步远，它在那里傲慢地提醒人们蚤虱和污垢的权利。
这位老草药商去年死了，她的侄子盘卖了小店。几堵墙一拆，便有了现在的小会议厅——“雅厅”。亨利·波尔多亨利·波尔多（1870—1963），法国作家，惯以大山为题材。去年还来这里做过一次有关登山运动的谈话。
走在绕绳街上，不能匆忙，因为一家一家的人都在缓缓而行。有时，一家人走进福隆糕点店或皮埃儒瓦花店，于是你便可以向前挪一个位置。可是，有时两家人相遇，一家人属于正向的人流，一家人属于逆向的人流，他们相互紧紧握手，你只好站住，原地踏步。我小步前行。我比正反方向的人流高出整整一头，我看见许多帽子，帽子的海洋。大多数帽子都是黑色的硬帽。有时一顶帽子被一只手臂举起，微微发亮的脑勺露了出来，然后，几秒钟后，帽子又沉沉地落下来。绕绳街十六号是于尔班帽店，它专做军帽，门前挂着一个硕大无比的总主教红帽做招牌，金色的流苏从离地两米的高处垂下。
我站住了，因为在流苏的正下方聚集了一群人。我旁边的那人晃着胳膊，心安理得地等着。这是一个小老头，像瓷人一样苍白易碎，我估计他是商会会长科菲埃。据说他令人生畏，因为他总不说话。他住在绿丘顶上一座大砖房里，窗户总是敞开着。好了，那群人散开，我们向前走了。另一群人又聚在一起，好在不占许多地方；他们刚一聚拢，就朝吉斯兰商店靠过去。人流甚至没有停下，只是稍稍向外弯一弯。我们从六个人面前走过，他们相互握着手说：“您好，先生”；“您好，亲爱的先生，您好吗？快戴上帽子，先生，您会着凉的”；“谢谢，夫人，今天可不暖和”；“亲爱的，我给你介绍勒弗朗索瓦大夫”；“大夫，很高兴认识您，我丈夫常常讲起给他治好病的勒弗朗索瓦大夫，不过您快戴上帽子，大夫，您会得病的，不过大夫好得快”；“唉，夫人，大夫是最缺人护理的”；“大夫是出色的音乐家”；“哎呀，大夫，这我可不知道，您拉小提琴？大夫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