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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庭长见识过许多案件，听完我的故事后会说：
“多么真实，亲爱的先生，多么有人情味。我刚工作时也见过类似的案件，那是一九○二年，我在利摩日当代理推事……”
但是，我年轻时就讨厌这些事。我不是出自职业经验论者的家庭，不过业余经验论者也是有的：秘书、职员、商人、在咖啡馆听别人讲述的人。将近四十岁时，他们感到全身被经验塞得满满的，无法排泄，幸好他们有孩子，便强迫孩子就地将经验消化掉。他们想让我们相信他们的往昔并未丧失，他们的回忆浓缩了，柔顺地变成了智慧。驯服的往昔！可藏在衣袋里的往昔——充满漂亮格言的金色小书。“请相信我，我这是经验之谈，我知道一切都来自生活。”难道生活也替代他们去思想吗？他们用旧的来解释新的，用更旧的来解释旧的，就像那些历史学家说列宁是俄国的罗伯斯庇尔，说罗伯斯庇尔是法国的克伦威尔一样，实际上，他们从来什么也不懂……在他们的傲慢后面，可以隐隐看出一种郁闷和懒惰。他们看着一些现象从面前驰过，却连连打哈欠，认为普天之下没有什么新鲜事。“一个老神经病”，于是罗杰医生便泛泛想到另一些老神经病，但却记不起任何一位了。现在，阿希尔先生不论做什么，都不会令我们吃惊，因为他是个老神经病！
他不是老神经病，他是害怕。怕什么呢？当你想理解一个事物时，你站到它面前，孤立无援。世界的全部过去都将毫无用处。后来事物消失，你的理解也随它消失。
人们喜欢笼统的概念，再说，职业家，甚至业余爱好者最后总是有理的。他们的智慧劝诫你尽量不出声，尽量少生活，让你自己被人遗忘。他们讲的最好的故事就是冒失鬼和怪人如何受到惩罚。对，事情就是这样，谁也不会说相反的话。阿希尔先生也许良心不安，也许在想如果当初听了父亲和姐姐的话，就不至于到今天这个地步。医生有发言权。他没有错过自己的生活，他使自己成为有益的人。他平静而威严地矗立在这个穷途潦倒者的上方，像一块岩石。
罗杰医生喝了他的苹果烧酒。他那高大的身躯下沉，眼皮也重重地下垂。我第一次看见他那没有眼睛的面孔，真像一个硬纸面具，就是今天商店里卖的那种。他的两颊有一种可怕的粉红色……突然间，真理向我显现：这个人很快就要死了。他肯定知道这一点，只要照照镜子就知道了。他一天比一天更像他将成为的尸体。这便是他们的经验，这便是为什么我常想他们的经验散发一股死亡的气息，这是他们的最后一道防线。罗杰医生相信经验，他想掩饰无法容忍的现实：他是孤独的，一无所获，没有过去，智力日渐衰退，身体日渐蜕化。于是他努力制造、安排、铺垫一个小小的谵想作为补偿：对自己说他在进步。他的思维有空洞吗，脑子里有时出现空白吗？那是因为他的判断力已不如青年时代敏捷。他看不懂书里的话吗？那是因为他现在远离书籍。他再不能做爱了吗？可是他曾经做过爱。而做过爱比仍在做爱要强得多，因为有了时间距离，我们就可以进行判断、比较和思考。这张可怕的死尸面孔无法忍受镜中的影像，于是便极力相信自己被刻上了经验的智慧。
医生稍稍转过头来，半睁开眼皮，用微红的、发困的眼睛看着我。我对他微笑。我想用这个微笑来揭示他试图掩饰的一切。如果他想：“这人知道我快死了！”那么他就会醒过来。但是他的眼皮又垂下，他睡着了。我走开了，让阿希尔先生守护着他的睡眠。
雨停了，空气温和，美丽的黑色形象在天空里缓缓滚动，对完美时刻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环境了。安妮会使我们心中产生暗暗的、小小的潮汐，以配合这些形象。但是我不会利用时机。在这片未加利用的天空下，我茫然走着，平静而空虚。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幸福时刻
星期四
写了四页纸。然后是一个长长的幸福时刻。不要对历史价值思考过多，那样会感到厌烦的。不要忘记罗尔邦先生目前是我生存的惟一理由。
再过一星期，我将去看安妮。
棱堡大街上浓雾迷漫，我只好小心翼翼地沿着兵营的墙根走。在我右边，汽车车灯将湿漉漉的灯光抛向前面。我根本看不清人行道的边沿。我周围有人，我听见他们的脚步声，偶尔还听见说话的嗡嗡声，但我看不见人。有一次，一张女人面孔出现在我肩头，但立即被浓雾吞没。另一次，有一个人喘着大气掠过我。我不知道我去哪里，一心只想谨慎前行，用脚尖探地，甚至向前伸出双臂。对这种练习我毫无兴趣，但我不想回家，我已经上了钩。半小时后，我总算远远望见一团发蓝的烟雾。我朝它走去，很快就来到一片明亮地的边沿，我认出中央那个灯光穿透浓雾的地方就是马布利咖啡馆。
马布利咖啡馆里有十二盏灯，只有两盏灯亮着，一盏是在付款台的上方，一盏是在天花板上。惟一的侍者一把把我推到一个暗角里。
“别坐这儿，先生，我在打扫。”
他穿着上装和白底紫条纹衬衫，没穿坎肩，没戴假领。他打着哈欠，不高兴地瞧着我，一面用手指拢头发。
“黑咖啡和羊角面包。”
他没有回答，揉揉眼睛走开了。我眼前都是阴影，可恶的、冷冰冰的阴影。暖气肯定没有开。
我不是独自一人。我对面坐着一个脸色蜡黄的女人，她的手一直在动，时而摸摸衬衣，时而整整黑帽。和她在一起的是一位高个子的金发男人，他在埋头吃奶油面包。寂静使我感到压抑，我想点烟斗，但是划火柴的声音会引起他们注意，我不愿意这样。
电话铃声。她的手停住了，贴在衬衣上。侍者不慌不忙、慢条斯理地扫完地后才去摘下话筒。“喂！乔治先生吗？您好，乔治先生……是的，乔治先生……老板不在……是的，他应该下来了……啊，这种大雾天……他通常在八点钟下楼……是的，乔治先生，我会告诉他的。再见，乔治先生。”
浓雾像灰色的厚绒窗帘一样压在玻璃窗上。有一张脸贴在玻璃窗上，不一刻又消失了。
女人埋怨地说：
“你给我系鞋带。”
“鞋带没有散。”男人头也不抬地说。女人激动起来，两只手像大蜘蛛一样上下摸着衬衣和颈部。
“散了，散了，你给我系鞋带。”
他厌烦地弯下腰，轻轻碰碰她在桌子下面的脚。
“系好了。”
她满意地微笑。男人唤来侍者：
“多少钱？”
“几个奶油面包？”侍者问。
我低下眼睛，不愿显出盯住他们的神气。几分钟后，我听见嘎吱声，看到出现了裙子的边角和两只沾着干泥的高帮皮鞋，接着是男人的尖头漆皮鞋，它们朝我走来，停住，向后转。他正在穿大衣。这时，一只手臂直挺挺地垂着，那只手沿着裙子往下伸，犹豫片刻后，在裙子上抓抓搔搔。
“准备好了吗？”男人问。
那只手张开了，摸到右鞋上一大块成星状的泥，接着手便消失了。
“总算好了。”男人说。
他提起衣架旁边的皮箱。他们走了出去，我看着他们没入浓雾中。
“他们是艺术家，”侍者端来咖啡时说，“在电影大饭店里演幕间节目的，就是他们。他们今天走，今天是星期五，要更换节目。”
他走到艺术家刚离开的桌子旁边去取那盘羊角面包。
“用不着了。”我说。
我根本不想吃这些面包。
“我得关灯了。早上九点钟了，还为一位客人开两盏灯，老板会说我的。”
昏暗笼罩了店堂。从高高的玻璃窗透进紫棕色的微光。
“我想见法斯盖尔先生。”
我没有看见这位老妇人进来。一股寒气使我打了个寒战。
“法斯盖尔先生还没有下来。”
“是弗洛朗夫人叫我来的，”她又说，“她不太好，今天来不了了。”
弗洛朗夫人就是那位一头棕发的收款员。
“这种天气对她的肠胃不好。”老妇人说。
侍者摆出煞有介事的神气说：
“这是由于大雾，和法斯盖尔先生一样。真奇怪，他还没有下来。有人来电话找他。往常他总是八点钟下楼的。”
老妇人机械地瞧瞧天花板：
“他在上面？”
“是的，在他的卧室里。”
老妇人有气无力地，仿佛在自言自语：
“也许死了……”
“什么！”侍者脸上露出强烈的愤慨，“什么话！真多谢您了。”
也许死了……这个想法也掠过我。这种雾天里难免有这种想法。
老妇人走了。我也该效仿她，这里又黑又冷。雾气从门底下钻进来，它将慢慢上升，淹没一切。我本可以去市立图书馆的，那里既明亮又暖和。
一张面孔再次紧贴在玻璃窗上，还扮着鬼脸。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他被人发现死在床上
“你等着瞧。”侍者气急败坏地跑到外面去了。
面孔消失了，我独自一人。我狠狠地埋怨自己不该出门。浓雾多半已经侵入了我的房间，我害怕回去。
在收款台后面的阴暗处，什么东西咯啦响了一下。声音来自私人楼梯，老板终于下楼了？不，没有人出现，楼梯是自动地咯啦响。法斯盖尔先生还在睡，要不他就是在我头上死了。一个雾天的清晨，他被人发现死在床上。小标题：在一家咖啡馆里，顾客们吃喝着，哪知……
但是他仍然在床上吗？他没有拽着被单翻倒在床下，脑袋碰着地板？
我很熟悉法斯盖尔先生，他有时向我询问我的健康状况。他是一个蓄着整整齐齐的大胡子的、快活的胖子。如果他死了，准是由于中风，他的脸会呈酱紫色，舌头伸在外面，胡子翘起，卷曲起伏的须毛下，脖子呈紫色。
私人楼梯隐没在黑暗中。我勉强能看见栏杆顶头的球形装饰。必须穿过这层黑暗。楼梯会响。在楼上我能找到房间的门……
尸体在那里，在我头上。我会扭动开关，摸摸那温暖的皮肤，瞧一瞧。我坐不住了，站起身来。如果侍者突然发现我上楼梯，我就告诉他我听见了声音。
侍者突然回来了，气喘吁吁。
“来了，先生！”他叫道。
傻瓜！他朝我走来。
“两法郎。”
“我听见上面有声音。”我说。
“也该有声音了。”
“是的，但我看情况不妙，好像有人在喘气，还有一个低沉的声音。”
厅堂阴暗，窗外是雾，在这种氛围下，这些话显得十分自然。侍者露出古怪的眼神，我永远难忘。
“你该上去看看。”我狡诈地说。
“啊，不！”他说，“我怕他骂我。现在几点钟了？”
“十点钟。”
“他要是到了十点半钟还不下来，我就上去。”
我朝门口走了一步。
“您走了？不再待一会儿？”
“不了。”
“真是有喘气声？”
“我不知道，”我一边往外走一边说，“也许是我的想像吧。”
雾气稍稍散开。我急急忙忙去绕绳街，因为我需要亮光，但我大失所望。的确，绕绳街上有亮光，商店橱窗里有亮光，但不是欢快的，而是蒙着雾气的白生生的亮光，像淋浴水一样落到你肩上。
这里有许多人，主要是女人：女仆、做零工的女佣、老板娘，总之那些认为“我亲自采购比较可靠”的女人。她们在商店橱窗前闻一闻，最后才走了进去。
我在于连熟肉店门口停了下来。玻璃窗内有只手指点着块菰猪脚和小香肠，接着出现了一位胖胖的金发姑娘，她向前弯下身子露出了胸部，用手指拿起了那块死肉。在离这里五分钟路的地方，法斯盖尔先生死了。
我在四周寻找可靠的支持，以抵御我自己的思想，但没有找到。雾逐渐破碎，然而街上仍然有某种令人不安的东西，也许它不是真正的威胁，因为它是隐蔽的、透明的。不过也许正是这一点使我害怕。我的前额靠在橱窗上，注意到俄式蛋黄调味汁上有一个暗红点，那是血。黄色上的这个红点使我想呕吐。
突然我看到幻象：一个人朝前摔倒了，血流进菜里，鸡蛋滚落在血中，上面的西红柿圆片平平地落下，红色落在红色上，调味汁有点变稀，成为一摊黄黄的奶油，将血分为两个支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