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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在我看来，没有任何东西比书更为重要。我把书房看做教堂。作为教士的子孙，我生活在世界屋脊之上，所谓世界屋脊，就是七层楼上吧。我栖在主干——树干——的最高处，即电梯井的顶部。我在阳台上走来走去，向行人投以居高临下的目光，越过栅栏门，向跟我同岁的女邻居吕塞特·莫罗致意；然后回到Cella拉丁文：神殿。，或者说圣殿。我金发鬈鬈，长得像个小姑娘，从不亲自下楼，每当——也就是说每天——我由母亲领着去卢森堡公园，只是把我不值钱的外表借给低处罢了，而我享天福的圣身并没有离开高处。我想现在它还在高处，凡是人都有他的自然地位，这个自然地位的高度不是自尊和才华所能确定的，而是儿童时代确立的。我的自然地位就是巴黎七层楼，能看见千家万户的屋顶。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山谷使我感到窒息，平原使我气闷，好像在火星上步履艰难地爬行，犹如肩负重荷，被压得透不过气来。但只要爬上乡间低矮的小屋顶上，我便乐不可支，好似回到我的七层高楼上，我在那里再一次呼吸到纯文学稀薄的空气，天地万物层层铺展在我的脚下。万物个个谦恭地恳求有个名字。给每个事物命名，意味着既创造这个事物，又占有这个事物。这是我最大的幻觉。但要是没有这个幻觉，我大概决不会写作了。
今天，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我在一幢新楼房的第十一层上修改这部手稿。凭敞开的窗户眺望，我看见一座公墓，看见巴黎，看见圣克卢蓝湛湛的山丘，足见旧习之顽固。不过现在一切都变了。儿时，我确实想配得上这样的高度。如此喜欢高楼顶部的小房间，总怀着一点野心吧，总有点虚荣心吧，总想对我矮小的个子有个补偿吧，不，不见得，因为我不需要往我的圣树上攀：我就出生在上面，只是拒绝下来罢了；亦并非要把自己高高置于人类之上，而是想在太空中遨游，生活在事物空灵的幻影中间。但后来我根本没有死抓住热气球不放，而是千方百计要往下沉，恨不得给自己穿上铅底鞋。幸运得很，有时我接触到海底细沙上的珍奇，由我这个发现者给它们命名。但有时毫无办法，我的轻薄不可抗拒地使我浮在水面上。到头来，我的高度计出了毛病。时而我是浮沉子，时而我是潜水员，有时则两者皆是。不过，这对于干我们这一行倒挺合适：出于习惯，我住在空中，同时到下面去探索，但不抱太大的希望了。
总得给我讲讲作家吧。外祖父给我讲得很有分寸，而且不带感情。他教我念这些杰出人物的姓名，我自个儿待着的时候，把这个名单统统背了下来，从赫西奥德赫西奥德，公元前八世纪末至前七世纪初的古希腊诗人。长诗《工作与时日》是他的代表作，谴责贵族的骄横，歌颂农业劳动，介绍了不少农事知识。到雨果，一个不漏，他们是圣人和先知哟。据夏尔·施韦泽自己讲，他对他们顶礼膜拜。但他们把他带坏了。他们老缠着他，使他不能把人类的杰作直接归功于圣灵。所以他暗中更喜欢无名氏，更喜欢那些谦虚的隐姓埋名的大教堂建造者，更喜欢无数的民歌作者。他不讨厌莎士比亚，因为莎氏其人到底是谁至今还未确定。出于同样的理由，他对荷马荷马（约公元前九至前八世纪），古希腊行吟诗人。关于荷马是否确有其人，其生存年代、出生地点以及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形成，争论很多，构成欧洲文学史上的所谓“荷马问题”。也不反感。他还喜欢几个不能完全肯定是否存在过的作家。至于那些不愿意或不善于销声匿迹、隐姓埋名的作家，他尽量原谅他们，但有一个条件：他们必须是已故的。对于他同代的作家，他则一概否定，只有阿那托尔·法郎士阿那托尔·法朗士（1844—1924），法国小说家，以文笔俏皮含蓄著称。和库特林纳库特林纳（1858—1929），法国作家、戏剧家，善于塑造滑稽可笑的人物。除外，后者能逗他发笑。夏尔·施韦泽颇为自豪地享受着人们对他的敬意：敬重他的高龄，敬重他的修养，敬重他的俊美，敬重他的德行，这位路德教教徒情不自禁地认为他家福星高照，他想的和《圣经》上说的完全一致。在饭桌上，他有时静心默想，回顾一生时自鸣得意，感慨万端地悟出：“我的孩子们，一生清白而毋庸自责是多么好啊！”他热情奔放，道貌岸然，高傲自尊，追求高尚。其实这一切掩盖着一种畏缩不前的个性。这种个性的形成和他的宗教信仰有关，和他生活的时代有关，和教育界，即他的社会环境有关。正因为如此，他暗暗厌恶他那些藏书的作者们，这些著书立说的大名人全是无恶不作的坏蛋，他内心认为他们的书简直不像话。而我却搞错了，把这种表面上热情推荐而实际上持保留态度看做是鉴赏家的严峻；他神圣的职业使他凌驾于这些大名人之上。不管怎么说，这位祭司向我提示，天才无非是一种借贷：要想称得上天才，必须吃得苦中苦，必须谦虚地、坚定地经受千锤百炼。这样下去，你就会听到有神圣的声音为你启示，而你只需挥笔直书。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农民守旧心理的起因
从俄国第一次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年间，在马拉梅马拉梅（1842—1898），法国诗人。初期属于巴那斯派，后来成为象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死了十五年之后，正当达尼埃尔·德·丰塔南发现《地粮》《地粮》是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1869—1951）的早期代表作。此处指纪德出名的年代。的时候，一个十九世纪的人向他的外孙灌输路易—菲力普时代流行的思想。有人这样解释农民守旧心理的起因：父亲下地干活，把儿子交给祖父祖母照管。这样，我起步时就比别人的思想落后八十年。我该抱怨吗？不知道，反正在我们社会的演变中有时后退意味着前进。不管怎么说，外祖父把这根硬骨头扔给我啃，我居然啃得那么干净，以致能从骨头缝里看人生。原先外祖父暗暗地想通过这些作品来使我讨厌其作者。但他得到了相反的结果：我把才华和功德混为一谈。这些正直的作者很像我：当我挺乖的时候，当我勇敢地忍着疼不哭的时候，我有权得到赞扬，得到奖赏，这就是所谓的童心。夏尔·施韦泽给我看这些人写的书，他们像我一样受到监视，经受考验，得到奖赏，但他们善于一辈子保持我这个年龄的童心。由于我没有兄弟姐妹，又没有伙伴，便把他们当做我最早的朋友。他们深深地爱过，吃过大苦，好似他们小说中的主人公；尤其是他们的结局都很好。我想起他们的苦恼时总怀着一种兴奋的同情：每当他们感到苦恼时，很快就会为苦尽甘来而高兴的；他们心想：“好运气！美丽的诗篇马上要诞生了！”
在我看来，作者们并没有死，反正没有完全死，他们变成了书罢了。高乃依，他是一个红脸大块头，粗里粗气，硬皮封面散发出糨糊味儿。这位言语难懂、臃肿而严肃的人物身上长着角，我搬动他的时候，他的角把我的大腿刺伤了。但他刚被打开，就向我奉献他的版画，色彩暗淡，线条柔和，好似在给我讲知心话。福楼拜，他是裱在布上的小个儿，无香无臭，但布满了雀斑。维克多·雨果，一人数身，书柜的各个阁板上都有他。以上说的是躯体。至于灵魂嘛，灵魂经常出没于著作之中：书页好比窗户，窗外有一张脸贴在玻璃上，有人在窥伺我，但我假装没看见，在已故夏多布里昂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国作家，浪漫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在书中的照片多为头发蓬乱，目光直视，炯炯有神，严肃而带几分凶相。的凝视下，继续读我的书，双眼盯着书中的文字。不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时间并不长，一般我很喜欢跟我玩的这些伙伴。我把他们置于凌驾一切的地位。听说查理五世替提香捡画笔时查理五世（1500—1558），先后为德国皇帝（1519—1556），荷兰亲王（1516—1555），西班牙国王和西西里岛亲王（1516—1556）。提香（1490—1576），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威尼斯派画家。他为查理五世画过像。一五三三年查理五世封他为皇室画师。，我毫不惊讶，这并不怎么困难嘛！一个君王干这种事儿挺合适。不过，我对他们并不肃然起敬：为什么要颂扬他们的伟大呢？他们只是尽职而已。但我指责所有其他的人渺小。总之，我对一切的理解都是颠倒的，我把例外当做规律：人类是一个很有限的小聚会，周围生活着多情的动物。
我不可能非常看重作家，因为外祖父待他们太坏了。自从维克多·雨果死了之后，他停止看书；后来实在无事可做，他又读起书来。不过，他的职务是翻译。这位《德语课本》的编者内心真实的意图是把世界文学当做他的教材。他一张口，就按价值排列作家，这种表面上的等级编排掩盖不住功利主义的偏爱：莫泊桑的作品给德国学生作法译德的练习最合适；歌德的身价要比戈特弗里德·凯勒戈特弗里德·凯勒（1819—1890），瑞士作家，用德语写作。高出一大截，他的作品用来作德译法的练习无与伦比。外祖父，作为人文学者，对小说不太重视；但作为教师，对小说赏识备至，因为小说的词汇丰富，到头来他觉得只有作品片断选最可接受。几年之后我看到他津津有味地欣赏《包法利夫人》的一个片断，这是他从米罗诺选编的《读本》中摘取的，而福楼拜全集已经待在那里二十年等着他赏脸。我感到他用死去的作家来谋生，这使我跟他们的关系复杂化：在崇拜他们的幌子下，他把他们穿在他的锁链里，少不了把他们切成一片一片的，这样从一种语言转到另一种语言比较方便。我发现作家们既荣耀也悲惨。最惨的要算梅里美，他只被用来当做中级班的教材，因此他身居两地：在书柜的第五层上，《高龙巴》《高龙巴》是梅里美的小说，法语高龙巴（Colombe）是鸽子的意思。像一只纯洁的鸽子，张着一百个翅膀，被冷落，扔在一旁，一直无人问津，人家连瞧也不瞧一眼。但在书柜下面的阁板上，这位纯洁的少女被囚禁在一本很脏的小书里。小书黑不溜秋，臭味难闻，故事和语言没有变化，只是加上德语注释和一份词汇表。另外，我还得知，这本书是柏林出版的，这可是自阿尔萨斯—洛林被强占之后最大的丑闻。这本书，外祖父一周往他的皮包里放两次。他用多了，书上布满了脏渍，划满了红杠，处处是香烟烧的洞。我很讨厌这本书：梅里美受到了侮辱。我只要打开它，就厌烦死了：但见每个音节拉得开开的教科书中的字印得较大，字母之间的空隙也较大。，就像外祖父在上课时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念出来的样子。这些字母符号是在德国印刷的，为的是给德国人阅读。那么这些众所周知、但看上去不舒服的符号，除了是法国文字的拙劣仿制之外，还会是什么东西呢？这又是一起间谍案：只要抹去被打扮过的高卢文字，就只剩下虎视眈眈的日耳曼文字了。末了，我思忖是否存在两个“高龙巴”，一个是不合群的，真的；另一个是教学用的，假的，就像存在过两个伊瑟典出叙事诗《特里斯丹和伊瑟》：国王马克派侄儿特里斯丹替他去爱尔兰向伊瑟求婚。伊瑟的母亲交给伊瑟一瓶春药，祝她跟国王马克永远相爱。但在横渡海峡时，伊瑟和特里斯丹误饮了这瓶魔水，以致相爱不舍。马克和伊瑟的婚礼举行完毕，夜已来临，但在新婚的床上却躺着一个假伊瑟——忠实的女仆白兰仙做了替身。伊瑟和特里斯丹继续相爱，最后以自杀告终。一样。
我的这些小伙伴们苦难重重，使我确信我是他们的同辈。虽说我没有他们的才华和价值，虽说我还没有打算写作，但我是教士的子孙，我生来就比他们强。毫无疑问，我是赋有天命的，但不是像他们那样命定要受尽折磨，因为这种使命总有点令人生厌，而是肩负某种圣职。我将像夏尔·施韦泽那样成为文化的哨兵。再说，我是活人，生龙活虎。当时我还不会把死人们剁成一段一段，但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折腾他们：把他们抱在怀里，背着他们，把他们搁在地板上，把他们打开，又关上；把他们从虚无中抽出来，又重新塞到虚无中去。他们这些方方正正的人是我的玩偶，我很同情他们可怜的瘫痪相，而人们却把他们这种死后的继续存在称为不朽。外祖父热心鼓励我的放肆：所有的孩子都是有灵感的。孩子根本用不着羡慕诗人，因为诗人们都是十足的天真孩子。我对库特林纳入了迷，像他剧本中的人物那样追赶厨娘，一直追到厨房，然后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