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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本来可以给我打下几个永不磨灭的烙印，可以把他的性格变成我的道德准则，把他的无知变成我的知识，把他的积怨变成我的自尊，把他的癖好变成我的法律，使我一辈子带着他的影响。这位可敬的过客本应该给我灌输自尊，有了自尊，我便可以确立生活的权利。生我者本可以决定我的未来：如果我一生下来就决定让我将来进综合理工学院，那么我便一世有保障，无忧无虑。即使让—巴蒂斯特·萨特知道我的归宿，他也已经把这个秘密带到西天去了。我母亲只记得他说过：“我的儿子将来不要进海军。”由于没有更明确的指示，从我开始，没有人知道我来到世上干什么。如果我父亲给我留下了财产，我的童年就会大变样，我就不写作了，会变成另一种人。地产和房产给年轻的继承人照出他自己稳定的形象。他走在他的砾石路上，触到他的阳台的菱形窗玻璃，仿佛实实在在地接触到他自己，他把财产的稳定不动变成他灵魂的长存不朽。几天前，在一家饭馆里，老板的儿子、七岁的小男孩，对女出纳嚷嚷：“我父亲不在的时候，我就是主人。”好一个大丈夫！在他这个年龄，我不是任何人的主人，没有任何属于我的东西。我稍微胡闹一下，母亲便轻声在我耳边说：“当心点！我们可不在自己家啊！”我们从来都不在自己家，住在勒戈夫街的时候是这样，后来我母亲改嫁后依然是这样。我并不感到痛苦，因为人家把一切的一切都借给了我，使我始终悬在空中。这个世界的财富反映着所有者的本质，而我什么也没有，所以我什么也不是：我既不稳定又不持久。我不是父业未来的继承人，钢铁生产不需要我。总而言之，我没有灵魂。
倘若我跟我的躯体相处融洽，那就十全十美了。然而，躯体与我，我们结成了奇特的一对。穷苦人家的孩子不问自己是谁，他的身体受到贫困和疾病的折磨，得不到合理解释的境遇反倒证明他的存在是有理由的，因为饥饿和随时可能死亡的危险确立了他生存的权利：他为不死而活着。而我，我既不富也不穷，既不能自认为是天生的幸运儿，也不能把我的种种欲望看成是生活的需求。我只是尽消耗食物的义务而已。上苍有时（难得）恩赐我好胃口（不厌食）。我没精打采地呼吸着，懒懒散散地消化着，随随便便地排泄着。我生活着，因为我已经开始生活了。我的躯体，这个好吃懒做的伙伴，从来没有粗暴和野蛮的表现，只有过一连串轻微的不舒适，是一种娇气。但这正是成年人所希望的。那个时代，一个高贵的家庭至少必须有一个娇滴滴的孩子，我正好是这样的孩子，因为我生下来就想着要死。人们观察我，给我摸脉，给我量体温，强迫我伸出舌头。“你不觉得他脸色不太好吗？”“这是灯光照的缘故。”“我向你肯定他瘦了！”“不，爸爸，我们昨天还给他称过体重呐。”在他们讯问的眼光下，我感到我变成了一件东西，一盆花。末了，他们把我塞到被窝里，里面热得使我呼吸都感到困难。我把躯体和身上不舒服混为一谈，两者之间，我不知道哪一个叫人讨厌。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西蒙诺先生
西蒙诺先生是我外祖父的合作者，每星期四跟我们一起吃中午饭。我很羡慕这个四十来岁的人。他有姑娘般的面颊，小胡子油亮油亮的，头发染得很漂亮。为了不使谈话冷场，安娜—玛丽问他是否喜欢巴赫，是否喜欢海和山，是否觉得故乡难忘，他总是不慌不忙地先思考一下，在内心的情趣花坛里寻找一番。等找到所要求的答案之后，就用很客观的声调向我母亲叙述，一边向她点头致意。多么幸运的人啊！我想，每天早晨他醒来的时候，准是满心喜悦，犹如站在高山之巅清点着属于他的山峰、山脊和山谷，然后舒坦地伸伸懒腰说道：“这正是我，完完全全的西蒙诺先生。”当然，别人问我时，我也很能高谈阔论一番我的爱好，甚至讲得有声有色，使人确信无疑。但我孤独一人的时候，就束手无策了，根本认不准我到底爱好什么。我的爱好需要确定，需要推动，需要注入生气。我甚至没有把握到底喜欢烤牛里脊还是喜欢烤小牛肉。要是我也有突出的面貌，有悬崖峭壁般的率直品行，我愿意奉献一切。皮卡尔夫人非常得体地用时髦的词汇谈起我的外祖父，她说：“夏尔是个出类拔萃的人。”或者说：“他是不可多得的。”听到此话，我感到自己毫无希望了。卢森堡公园的小石子，西蒙诺先生，栗子树，卡尔妈咪，都是有生命的存在，我却不是。我既无惯性，又无深度，更无不可捉摸性。我是白纸一张，永远是透明的。自从我听说西蒙诺先生，这个硬如铁板的塑像式人物，居然还是世界上不可缺少的一位时，我妒火中烧，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这天是节日，实用语言学院里人很多，在奥埃尔煤气灯晃动的火光下，我母亲演奏肖邦的乐曲，人们不时鼓掌。大家奉我外祖父的命令，一律讲法语，他们讲法语时调子慢腾腾，喉音很重，夹着过时的优雅词句，带着清唱剧夸张的口气。人们搂抱我，我从一个人的手里飞到另一个人的手里，脚不着地。这时外祖父坐在最高荣誉的席位上庄严宣布：“今天这里缺少一个人物，他就是西蒙诺。”我心里受到极大的震动，紧紧贴在一个德国女小说家的怀里，又从她的怀里脱身出来，躲到一个角落里。顿时仿佛客人们消失了。我看到在一片嘈杂声中屹立着一根擎天柱：西蒙诺先生，无血无肉的西蒙诺先生。他的缺席奇迹般地美化了他。全院师生远未到齐。有些学生病了，有的人借故不来，但这些人不来无关紧要，不足挂齿。惟独西蒙诺先生不在要大书特书。只要提到他的名字，这间坐满了人的屋子犹如挨了一刀，出现了一个空缺。我惊叹至极，一个人居然有既定的地位，他的地位。大家的等待形成了一个无形的东西，一个看不见的肚子，突然之间，他好像能从这个肚子里再生出来。不过，要是他真的在一片欢呼声中从地底下钻了出来，甚至夫人们纷纷拜倒在他面前，吻他的手，我也许会从醉醺醺中清醒过来：肉体的出现总是多余的。作为童男，其本身必定是纯而又纯的，保持着一尘不染的透明性。既然命中注定我每时每刻处在某些人中间，在地球的某个地方，并且知道自己是多余的，我多么想使所有其他地方的人都想念我，如同水、面包、空气那样使他们感到不可缺少。
这个愿望每天都挂在我的嘴上。夏尔·施韦泽认定世间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必要的，以便掩饰内心的焦虑。他活着的时候我觉察不到他有这种形而上学的焦虑，只是现在才有所感受。他的同行们个个顶天立地。在这些顶住天的阿特拉斯巨神阿特拉斯，希腊神话中的提坦巨人之一，曾反抗主神宙斯，攻打奥林匹斯山，失败后被罚在世界极西处用头、手顶住天。中，有语法学家，语史学家，语言学家，例如里昂—冈先生和《教育学杂志》的主编。外祖父谈起他们时总用教训人的口吻使我们明白他们的重要性：“里昂—冈很称职，法兰西学院应有他的一席地位。”或者，“舒雷尔老了，但希望不要傻头傻脑地让他退休，否则学院的损失将不可估量。”这些老人都是无法替代的。他们要是死亡，欧洲将服丧，甚至可能回到野蛮时代，而我周围都是这些老人。我心想，如果能听到一个奇迹般的声音宣布：“这个小萨特很称职，如果他死了，法国的损失将不可估量。”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出生在资产阶级家庭的儿童，视瞬息为永恒，就是说无所事事，而我却想马上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阿特拉斯巨神，永生永世的阿特拉斯。我甚至不肯设想也许经过努力才可以变成阿特拉斯。我把它看成是我的权利。我需要有一个高级法院，下一道法令恢复我的权利。但到哪儿去找法官呢？我的家庭法官们由于他们蹩脚的表演已经身败名裂了，我拒绝他们的审判。但我找不着别的法官。
我是一条惊慌而发呆的害虫，无法无天，既无理智又无目标。我躲进了家庭喜剧里，在里面转圈，奔跑，从一场骗局转到另一场骗局。我闭眼不看自己不争气的躯体，闭口不谈软弱无力的知心话。我转啊转，如同陀螺转到一个障碍物上，停住了。我这个惊恐失色的小喜剧演员变成了一只呆头呆脑的小动物。母亲的好友们对她说我郁郁寡欢，发现我有时呆着出神。母亲把我抱在怀里，笑着对我说：“你一向高高兴兴，唱唱笑笑的！有什么不满意啊？你要什么有什么呀！”她说的是。一个被宠爱的孩子是不忧愁的。但他像国王一样无聊，像狗一样无聊。
我是一条狗，打哈欠，流眼泪，感觉到泪水滚滚而下。我是一棵树，风攀住我的枝杈，轻轻摇曳着。我是一只苍蝇，沿着一块窗玻璃往上爬，滚了下来，又往上爬。我有时感到蹉跎的时光抚摸着我，但更经常的是，我感到时光停滞不动。胆战心惊的时光凝滞了，把我吞没，不过时光虽则凝滞，还有一息尚存。有些人把这种死气沉沉的时光一扫而尽，有些人用新鲜的时光代替之，但一样的徒劳无功。然而，这种厌倦却被称为幸福。我母亲老对我说，我是小男孩中最幸福的。确确实实啊，我怎么能不信她的话呢？我从来没有想到被弃置不顾。首先我根本不知道存在这种说法，其次我也没有这个感觉，因为周围的人对我关怀备至。但这正是我生命的脉络，快乐的依托，思想的内容。
我见过死神。死神在我五岁的时候窥伺过我。晚上，她在阳台上徘徊，把她的丑脸贴在玻璃窗上。我见过她，但什么也没敢说。有一次在塞纳河畔伏尔泰路上遇见了她。这是一个又高又大的疯癫女人，上下一身黑。我经过的时候，她嘟嘟囔囔地说：“这个孩子，我要把他放到我的口袋里。”还有一次，死神以洞穴的形式出现，那是在阿卡雄。卡尔妈咪和我母亲带我去拜访杜邦夫人和她的儿子、作曲家加勃里埃尔。我在别墅的花园里玩，心里很害怕，因为人家告诉我说，加勃里埃尔病得厉害，快要死了。我学骑马玩，但不怎么起劲，只在房子周围蹦蹦跳跳。突然，我瞥见一个黑咕隆咚的窟窿：打开的地窖。我现在说不好，不知道当时怎么忽然感到特别孤独和恐怖，一阵眼花目眩，我转过身，大声叫喊着逃跑了。那个时期，我每天夜里在床上与死神相会，这已成了一种仪式：我必须朝左侧睡，脸向着床背后的过道。我战战兢兢地等着，她在我面前出现了，瘦骨嶙峋，手持长柄镰刀，完全是传统的死神形象；然后我获许翻身，朝右侧睡，等死神走后，我才安安稳稳睡觉。在大白天，死神乔装打扮，变化多样，但我认得出她。母亲一旦用法语唱《桤木之王》这支歌，我就赶紧塞住双耳；念了《酒鬼和他的妻子》，害得我六个月没有打开《拉封丹寓言》。死神这个臭女人，她倒无所谓，居然藏到梅里美的故事《伊尔的美神》里去了，正等着我读这篇故事，伺机跳出来掐我脖子哩。不过，葬礼和坟墓倒没有使我不安。大概在那个时期，我的萨特祖母病倒，死了。在她临死前，母亲和我接到电报，我们去了蒂维埃。人们不让我接受祖母漫长而不幸的生命寿终正寝的地方。为了不使我闲着，他们临时给我想出一些有教益的游戏，但统统沉浸在悲哀的气氛里，使人感到厌烦。我玩的时候，看书的时候，拼命想做出默哀的样子，但我什么感受也没有。当我们送殡到公墓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