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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九岁那年，一天下着雨，在努瓦塔布尔镇的旅馆里我们有十个孩子在一起玩，好像十只猫装在同一个袋子里，好不热闹。为了给我们找点事干干，外祖父同意给我们编写并导演一个有十个人物的爱国剧本。我们这一帮人中年龄最大的贝尔纳扮演斯特罗索夫老头。这是一个善良而性情粗暴的老人。我扮演一个年轻的阿尔萨斯人。剧情是：父亲选择去法国，我偷偷越过边境去找他。我外祖父为我精心安排了充满英雄气概的台词。我伸出右臂，低着头，把神圣的脸颊藏到自己的肩窝里，低声道白：“永别了，永别了，我们亲爱的阿尔萨斯。”在排演的时候，大家说我演得动人极了，我认为这种评价是很自然的。演出在花园里举行，舞台设在两排卫矛树丛和旅馆的墙之间，父母们坐在藤条椅子上观看。孩子们玩得开心极了，可谓欣喜若狂，只有我例外。我深信这出戏的成败掌握在我的手里。出于对共同事业的忠诚，我千方百计演得讨人喜欢。我认为所有的眼睛都在盯着我，但我太做作了。大家普遍认为贝尔纳演得最好，他不怎么过肆渲染。我懂得这一点吗？演出结束，由他进行募捐。我悄悄跟在他后面，趁他不防，一把抓住他的假胡子，拽下来捏在我手里。这算得上头牌名角儿心血来潮的动作，想引起哄堂大笑。我感到十分得意，摇晃着战利品，欢蹦乱跳。但大家并没有笑。母亲抓住我的手，生气地把我拉得远远的。她很伤心地问我：“你怎么搞的？假胡子多么漂亮！大家一致称赞好看！”外祖母匆匆赶到，她转告我们刚听来的话：贝尔纳的母亲说我嫉妒了。“你瞧，这是爱出风头的好处！”我赶紧溜走，跑到我们的房间，站在带镜的衣橱前面，久久地做着鬼脸。
皮卡尔夫人认为孩子什么书都可以读：“一本写得很好的书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无害的。”以前当着她的面，我曾要求看《包法利夫人》，我母亲用她悦耳的嗓音说：“哦，如果我的小宝贝在他这个年龄就读这类书籍，赶明儿他长大了该怎么办呢！”——“我就照着做呗！”这句回嘴获得最真诚和最持久的赞扬。皮卡尔夫人每次来看望我们，必提起这件事。我母亲带着得意的责怪口吻喊道：“喔，布朗什！请您快别这么说，您要把他宠坏的。”我既喜欢又鄙视这个苍白肥胖的老女人。她是我最好的观众，听到通报她的到来，我感到精灵附身似的：我梦见她的裙子掉下来，看到了她的臀部，这算是对她的灵性表示敬意的一种方式吧。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她送我一本红皮面的手册，切口是涂金的。那天外祖父不在家，我们待在他的工作室里，妇女们激动地谈论着。由于正在打仗，她们谈话的调子比一九一四年还低沉，一股黄黄的脏雾粘在窗户上，散发出熄灭的烟丝味儿。我把本子打开一看，非常失望，因为我希望这是一本小说，或短篇故事，原来是个记事手册，在五颜六色的纸上，同样的调查问题表有二十份之多。她对我说：“回答这些问题，让你的小朋友也来填写，将来都是你美好的回忆。”我认为这是给我一个机会显露奇才，我要立即大显身手。于是我在外祖父办公的地方坐下，把手册放在垫板吸墨纸上，拿起塑料杆的笔蘸到红墨水瓶里，开始写起来。这时她们交换着乐滋滋的眼色。我一跃腾空而起，超越了我心里要说的话，追逐着“超过我年龄的答案”。不幸，调查的问题不帮忙，表上净是一些关于我爱好或不爱好之类的问题。例如，问我喜欢什么颜色啊，最喜爱什么香味啊。我无精打采地杜撰着我的爱好。突然露一手的机会来了：“什么是你最大的愿望？”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成为一个战士，为死者报仇。”我太激动了，不等写完，就跳到地上，急于把我的作品交给她们看。她们的目光打起精神，变得敏锐起来。皮卡尔夫人戴上眼镜，我母亲从她的肩上俯身去看，两个人同时狡黠地伸伸嘴唇，然后一起抬起头来：我母亲的脸涨得通红，皮卡尔夫人把手册还给我：“我的小朋友，你知道，只有由衷地回答才能引起兴趣。”我感到无地自容。我的错误是十分明显的：她们需要的是有奇才的儿童，我却显示出高尚的品行。我的不幸在于这些夫人没有亲人在前线，在她们恪守中庸之道的心灵上，英豪是没有地位的。我赶紧躲开，跑到一面镜子前面做鬼脸去了。
这两次做鬼脸，如今想起来，当时无非是想保护自己。我用脸部肌肉运动来刹住羞愧迅速外露，然后把我的不幸推到极端，由此把我从不幸中解救出来。为了不丢脸，我赶紧采取卑躬屈膝的态度，干脆抛弃讨人喜欢的手段，以便忘记我曾用过乃至滥用过这种手段。为此目的，镜子帮了我很大的忙。我让镜子向我表明我是一个丑八怪，如果镜子能做到这一点，我辛酸的内疚就会变成恻隐之心。但主要是因为失败使我看清我的奴性，于是乎我使自己变得面目可憎，为的是不让奴性发展，为的是与人们断绝关系，并使人们抛弃我。上演恶的喜剧为的是跟善的喜剧针锋相对。从前扮演埃利亚桑，现在扮演加西莫多加西莫多，雨果名著《巴黎圣母院》中丑陋的打钟人。了。我歪嘴扭鼻子，皱眉斜眼睛，使我的脸变了样，用毁自己的容貌来抹去我以前的微笑。
我的病越治越糟糕：为避开荣誉和丢脸，我企图躲进孤独的个性中去。但我没有个性，在自己身上只发现令人吃惊的呆板。在我眼前，一只水母撞倒在鱼缸的玻璃上，有气无力地蜷缩成环状，一点一点地消失在黑暗之中。夜降临了，镜子里浮现的黑云慢慢聚拢，吞没了我的身影。我的替身已被夺走，只剩下我自己。在黑暗中，我感到迷离恍惚，听到声和怦怦的心跳声。啊！一头活生生的野兽，最可怕的野兽，惟一使我害怕的野兽。我拔腿逃跑，重新到亮光下上演我丧失神采的天使角色，但白费心机。镜子使我明白我本来并不讨人喜欢，其实这一点我心里始终是清楚的。这以后，我再也振作不起来了。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我受大家宠爱
我受大家宠爱，但每个人又把我推回来，我是一个没有人要的东西。七岁的时候，我才求助于自己，但我自己还不存在；我好比空无一人的玻璃宫殿，为新生的时代反映出它的烦恼。我新生，为的是满足我对自己极大的需要；直到那时，我有的只是沙龙小狗的虚荣；我被逼到非自尊不可的时候，变得傲慢自大起来。既然没有一个人把我当回事儿，既然谁都不要我，那么我就自命不凡地要成为天下不可缺少的人。还有什么更妙的呢？还有什么更蠢的呢？的确，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我是一个不买票的旅行者，在座位上睡着了，检票员把我摇醒：“您的票呢？”我不得不承认没有票，也没有钱当场补票。于是乎我开始为我的过错辩护：我把身份证忘在家里了，甚至，不记得是怎么蒙过检票员的检查，但承认偷偷溜进了车厢。我非但没有对检查员的权威表示异议，反而对他履行的职责表示崇高的敬意，在他未检查之前，我已经屈从他的裁决了。我卑躬屈膝到了极点，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把局势完全倒过来才能得救。于是我透露我肩负着重要而秘密的使命去第戎，这关系到法国，也许关系到全人类。从这个新的角度看问题，可能在这整列火车里没有一个人比我更有权利占一个位置。很明显，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一项最高的命令与一项具体的规定发生了矛盾。但如果检票员擅自中断我的旅行，他可能引起严重的纠纷，其不堪设想的后果也许会落到他的头上，所以我恳求他三思而行：在维持一列火车的秩序的借口下，把全人类推进混乱之中是否明智？这就是自尊：无耻之徒的辩护词。持票的旅行者才应该老实点呢。我不知道是否能胜诉，反正检票员默不作声。我重新申述我的理由，只要我在讲话，便相信他不会强迫我下车，就这样，我们面对面，一个不吭一声，另一个滔滔不绝，而火车把我们带向第戎。火车、检票员和轻罪犯，在我身上熔于一炉，另外还有第四者，那就是组织者，其愿望只有一个：欺骗自己，哪怕一分钟也好，忘记自己所创建的一切。家庭喜剧帮了我的忙，家人称我为天才，这是闹着玩的，我也不是不知道。由于我备受同情，往往眼泪汪汪，但心坚如钢，我要成为一件正在寻找收礼人的有用的礼物，把自己献给法国，献给世界。至于具体的人，我才不在乎呢。不过，既然非要跟人打交道不可，我还能使人们高兴得流泪，这说明世界是带着感激的心情欢迎我的。你们会想我未免太自负了吧，不，我是没有父亲的孤儿，既然我不是任何人的儿子，我的来源便是我自己，充满着自尊和不幸。我被一股激情推到世上，一味往善的方向发展，前后关系是很清楚的：母爱的温存使我变得懦怯，孕育我的那个粗野的摩西不在人世，使我的生活单调乏味，外祖父的宠爱使我自命不凡。我纯粹是个物品，倘若我能相信家里上演的喜剧，那么我献身于受虐狂再合适不过了。但不可能，家庭喜剧只使我表面上激动，骨子里却冷若冰霜，不以为然。我对成套的喜剧形式反感至极，憎恶幸福的昏厥，憎恶懒散，憎恶自己过分受抚摸、过分受宠爱的躯体，我在反对自己时找到我自己，我立意自尊和残忍，反过来说，我变得宽宏大量了。宽宏大量，如同它的反面：吝啬和种族主义，只不过是为了医治我们内心的创伤而分泌的香膏，到头来使我们中毒而死。为了逃脱被人弃置不顾的命运，我为自己选择了资产阶级最不可救药的孤独，即造物主的孤独。请不要把这当头一闷棍与真正的反抗混为一谈：人们奋起反抗嗜杀成性者，而我只有施恩人。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还是施恩人的同谋哩。况且是他们把我称为神童的，我只不过把受我支配的工具用于其他目的罢了。
上述的一切都是在我头脑里发生的。既然别人把我看做想像中的孩子，我就以想像来自卫。如今当我回顾六岁至九岁时的生活时，印象最深的是我智力活动的连续性，其内容经常变化，但纲领是不变的。一开始我上场太早，于是退到屏风后面藏起来，正当世界静悄悄地要我脱颖而出的时候，我恰好再生了。
我最初编的故事无非是《青鸟》此处《青鸟》指瑞典作家帕尔·阿泰尔博姗（1790—1855）写的童话故事。，《穿靴子的猫》《穿靴子的猫》，著名童话作家佩罗（1628—1703）的作品，与之齐名的，还有《小红帽》、《灰姑娘》、《睡美人》等。，以及莫里斯·布肖写的童话的翻版。这些故事在我的眉宇之间、脑门之后，自然而然地产生。后来我敢于修改这些故事了，给自己在故事里找到了一个角色，从此故事改变了性质。我不再喜欢仙女，仙女在我周围已经太多了，此时丰功伟绩代替了仙国美景。我成了英雄，把我的媚态一扫而净。现在的问题不再是取悦于人，而是使人折服。我抛开了家，把卡尔妈咪、安娜—玛丽从我的幻想中清除出去了。我对做做手势、摆摆姿态厌倦了，决意幻想出瑰行壮举来。我杜撰了一个艰难困苦和难以忍受的天地，即《唧唧叫》、《了不起》中的天地，保尔·迪瓦小说中的天地；我不杜撰自己一无所知的劳动和需求，而代之以惊险。但我从来不敢触动既成秩序：确信自己生活在最美好的社会里。我给自己确定的职责是把坏蛋从这个社会中驱逐出去。我既是警察，又是施刑者，每天晚上都要献祭一帮强盗。我从来没有发动过预防性战争和惩罚性远征。我杀人不为取乐，亦非因为发怒，而是为了使姑娘们死里逃生。这些弱不禁风的人儿对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她们需要我呀！显而易见，她们不能指望我的帮助，因为她们不认识我。但我把她们抛入极大的风险之中，除了我谁都救不了她们。当土耳其近卫军挥舞他们的弯形大刀时，一片呻吟声掠过沙漠，悬岩对沙子说：“此地缺一个人，那就是萨特。”就在此刻，我拨开屏风，挥舞快刀，人头纷纷应声落地，我在血河中诞生了。钢铁带来的幸福！我得到了应有的地位。
我每次诞生都是为了消亡。女孩子被我救了之后，投入当总督的父亲的怀抱，于是我走开，不得不重新成为多余的人或去寻找新的凶手。杀人凶手倒总能找得着。我作为现成秩序的捍卫者，把我存在的理由建立在连续不断的混乱之上，把邪恶闷死在我的怀里。邪恶消亡我亦消亡，邪恶再生我又再生。我是一个右派无政府�